卷之三 诗五言
僧思悦曰：《文选》五臣注云：“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李本十一首。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李本无“中有乙巳岁”三句，但言渊明以乙巳秋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岂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按李本无“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九字，而直接下段“秦少游尝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祖侃晋世宰辅”云云，将思悦与复斋[1]之言并为一条，后人莫辨为谁语。今从何本，仍思悦原文，而以《复斋漫录》另列于后。今故著于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袪来者之惑焉。
《复斋漫录》曰：思悦云云，秦少游尝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曾祖侃晋世宰辅，耻复屈身，投劾而归，耕于浔阳。其所著书，自义熙以前题晋年号，永初以后但题甲子而已。黄鲁直诗亦有“甲子不数义熙前”之句。然则少游、鲁直，且尚惑于五臣之说，他可知已。
曾季狸曰：陶渊明诗自宋义熙以后皆题甲子，此说始于五臣注《文选》云尔，后世遂仍其说。治平中有虎丘寺僧思悦者，独辨其不然，谓岂有宋未受禅，耻事二姓哉？思悦之言，信而有征矣。谢枋得曰：五臣注《文选》，谓渊明诗自晋义熙以后皆题甲子。后世仍其说，独治平中僧思悦论《陶集》不然，曾裘父艇斋亦信其说。以余考之，刘裕平桓玄，改元义熙，自此天下大权尽归于裕。渊明赋《归去来辞》，义熙元年也。至恭帝元熙二年禅宋，观帝之言曰：“桓氏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详味斯言，则刘氏自义熙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渊明自庚子以后题甲子者，盖逆知其末流必至于此，忠之至，义之尽也。思悦、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王应麟曰：《左传》引《商书》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谓之《商书》。渊明于义熙后但书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陈咸用汉腊亦然。
吴师道曰：予家《渊明集》十卷，后有阳休之《序录》、宋丞相《私记》，及曾纮说《读山海经》误句三条。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时所刊。第三卷首有思悦序。思悦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言甚当，而有未尽。且《宋书》、《南史》皆云：“自宋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选》，亦引《宋书》云云。盖自沈约、李延寿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独五臣误也。今考陶文，惟《祭程氏妹文》书“义熙三年”，《祭从弟敬远》则书“岁在辛亥”，《自祭文》则曰“岁在丁卯”。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时。则所谓一时偶记者，信乎得之矣。
宋濂曰：龙眠居士所画渊明小像卷，钜公名人，题赞于后，发挥其出处者甚备，故不必寘辞于其间。有谓渊明耻事二姓，在晋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时，惟书甲子，则惑于传记之说，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今《渊明集》具在，其诗题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讫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所作，初不闻隆安、元兴、义熙之号。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晋禅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甲子耶？其说盖起于沈约《宋书》之误，而李延寿《南史》、五臣注《文选》皆因之，虽有识如黄庭坚、秦观、李焘、真德秀，亦踵其谬而弗之察。独萧统撰本传，谓渊明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见宋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朱子《通鉴纲目》遂本其说，书曰“晋征士陶潜卒”，可谓得其实矣。呜呼！渊明之清节，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故参先儒之论，而附著于左方云。
郎瑛曰：五臣注《文选》以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但题甲子，意谓耻事二姓，故以异之。后世因仍其说，虽少游、鲁直，亦以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编陶之诗，辨其不然，谓渊明之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诗一十二首，皆安帝时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禅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计二十年，岂有晋未禅宋之前二十年内，辄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题甲子，以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所题甲子，但记一时事耳。其说出，而旧疑释矣。后蔡采之《碧湖杂记》又云，元兴二年，桓玄篡位，继而刘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禅。前此名虽为晋，实则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时，晋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计时逆推，正二十年也。盖渊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题云云。以予论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复安，常有之也，岂可逆料二十年后事耶？故唐韩偓之诗，亦纪甲子，其后因全忠篡唐，人遂以为有渊明之志。蔡说谬矣，惜思悦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间，陶诗岂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时，逆知即题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赠长沙族祖》、《王抚军座中送客》者，反不题甲子，何耶？至于《述酒》篇内，“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又何不题甲子耶？盖偶尔题之，后人偶尔类之，岂陶公之意耶？因复辨之，以足思悦之义。
赵绍祖曰：按汲古毛氏所刻摹苏文忠手书《渊明集》，近丹徒鲁太守子山铨，来守宁国，重刻于郡斋。余得一本，其后有治平中思悦跋。其第三卷首云云，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朝诗乘》，于渊明诗极推思悦之论为是。又《宋景濂集》中有《渊明像跋》，亦见及此。而王渔洋《池北偶谈》引傅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渔洋盛称以为前人所未发，盖未见思悦之论也。余谓渊明文章晋标年号，宋书甲子，《宋书》始为此说，《南史》亦同。自注：惟《晋书》删此语。而李善取以注《文选》，五臣更引伸之。即如思悦之论，亦非五臣之失。但沈约工诗，既去渊明不远，李善最博，未必耳食为言，此二公当非不见《渊明集》者。使《渊明集》中书甲子者仅此九首，又皆在晋时而无标晋年号者，此亦开卷可得，而何作此言？余意集中所书甲子年号，转相传写，必为后人所删去，而此数首特删之未尽耳。自注：渊明未必首首题年号甲子，不过于一年所作之前题之，如《饮酒》、《读山海经》。使题云某年某甲子饮酒，读山海经，成何语耶？此数首特记一事，故书甲子于题首，而是岁中所标之年号，必在前矣。后人删而去之，而此数首之甲子以在题上，故不删。此情理自然可想而知者也。未可便以为《宋书》、《文选》注之失也。若后人习用旧说，陈陈相因，诚不免为思悦所讥。而黄鲁直诗“甲子不数义熙前”，与注不合，其用意更晦。至谢叠山谓刘裕自庚子得政，渊明书甲子始此，盖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强为之说。而何义门欲改《文选》注，以为当云“自永初以来，不书甲子”，凿空为说，尤可笑也。
澍按：晋标年号，宋唯甲子之说，自沈约著于《宋书》，而李延寿《南史》、李善《文选》注相承无异。五臣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犹约说也。至宋僧思悦，始创新论，谓诗中并无标晋年号者，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岂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取异哉？由是王复斋、曾季狸、吴师道、宋景濂、郎仁宝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隐衷，与史氏之特笔几为所汨，此所谓以不狂为狂也。按北齐阳休之《序录》言：“先生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传》云：“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则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约去先生仅十余年，必亲见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窃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编年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宋元献《私记》云：“《隋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本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传诔等在集前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录。”录者目录也。是先生集必自有录一卷，而沈约云文章皆题岁月者，当是据录之体例为言，至唐初其录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后乃亡之，遂凌乱失序，无从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义熙以前亦止书甲子，永初以后或并纪年号，休文无端造为此说，则当时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对以斥其非，岂有历齐、梁、陈、隋，俱习焉不察，李延寿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为《选》注哉？休之谓昭明编录有体，次第可寻，窃意昭明自加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编年为序。若如今本，孰能寻其次第？思悦等但据题上所有甲子为说，不知今集自庚子至丙辰十七年，诗止数首，而壬寅、甲辰、丙午、丁未、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无一篇。辛丑《游斜川》诗转不在编年之内，其非旧次亦可见矣。余门人赵绍祖谓先生未必首首题年号甲子，不过于一年所作之前题之，而《阻风》、《赴假》等诗，盖偶书甲子于题首，后人删其每岁所标之甲子，而此数首甲子以在题上，故不删。其说近是。若宋景濂谓先生清节，不待书甲子而后见，则似未审所争书不书者非甲子，乃晋宋之年号也。不书宋号，正孤臣惓惓故朝，托空文以见志者。王厚斋谓与箕子称殷祀，陈咸用汉腊同意。真先生旷代知已。异说纷纷，可以息其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