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考序录
陶靖节集
晁氏曰：“晋陶渊明元亮也，一名潜，浔阳人。”萧统云渊明字元亮，《晋书》云潜字元亮，《宋书》云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传》与《祭妹文》皆自称渊明，当从之。晋安帝末，起为州祭酒。桓玄篡位，渊明自解而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刘裕起兵讨玄诛之，为镇军将军，渊明参其军事。未几迁建威参军。渊明见裕有异志，乃求为彭泽令，去职。潜少有高趣，好读书，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世号“靖节先生”。今集有数本，七卷梁萧统编，以《序》、《传》、颜延之《诔》载卷首。十卷者，北齐阳休之编，以《五孝传》、《圣贤群辅录》、序传诔分三卷益之，诗篇次差异。按《隋经籍志》：《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艺文志》：《潜集》五卷。今本皆不与二志同，独吴氏《西斋目》有《潜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旧书，其次第最有伦贯，独《四八目》后“八儒”、“三墨”二条，疑后人妄加。
东坡苏氏曰：“吾于诗人无所好，独好渊明诗。渊明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沈、谢、李、杜诸人，莫能及也。”
《朱子语录》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西山真氏曰：“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揜。《荣木》之忧，逝水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岂玄虚之士可望邪？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辞，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睠睠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语乎！”
靖节年谱一卷 年谱辩证一卷 杂记一卷
陈氏曰：“吴郡吴仁杰斗南为《年谱》，张演[1]季长辩证之。又杂记晋贤论靖节语，此蜀本也。卷末有阳休之、宋庠《序录》《私记》，又有治平三年思悦题，称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节诗注四卷
赠端明殿学士、番阳汤文清公汉撰。以《述酒》一篇，为晋恭帝哀词。盖刘裕既受禅，使张伟以毒酒酖帝，伟自饮而卒。乃令兵人逾垣进药，帝不肯饮，兵人以被掩杀之。故哀帝诗托名《述酒》。[2]其自序云：“陶公诗精深高妙，测之愈远，不可漫观也。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既不为狙击震动之举，又时无汉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阳、易水之间。又以荆轲继二疏、三良而发咏，所谓‘拊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者，读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孙，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愤，然犹乱以廋辞，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后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叹也。余窃窥见其旨，因加笺释，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发明者，并著之。又按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于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闲，西山之所以有饿夫也。世士贪荣禄、事豪侈，而高谈名义，自方于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节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无《五孝传》及《四八目》，阳休之特取益之为十卷。《隋经籍志》：《陶集》梁有五卷，录一卷。盖录即八卷中之目，又别自单行。其录后亡，故《昭德读书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见，余所见自李公焕以下凡十余本，卷数分并，互有异同，条系如右。
李公焕本
以梁昭明《序》及《传》冠首，次采集诸家评陶为总论，中分十卷，前四卷诗，五卷记辞传述，六卷赋，七卷《五孝传》、《画赞》，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圣贤群辅录》，末附录颜延之诔、阳休之《序录》、宋庠《私记》、僧思悦《书后》、无名氏记。何孟春曰：“世传李公焕本，当是宋丞相所记江左旧书最有伦贯者。”又曰：“陶诗旧有注者，宋则汤伯纪、元则詹若麟辈，而今不见其有传者。传而刻者，元则李公焕本，而不见其能为述作家也。”
按：明万历丁亥，休阳程氏所梓，即李公焕本。但卷端不标笺注二字，亦不载庐陵后学李公焕集录。其总论中无东坡“不取微生高”一条，而多朱晦庵二条、陆象山二条、魏鹤山一条。不知程氏所见公焕本，原是如此，抑从别本删增？何燕泉本总论，则诸条悉具。
按：公焕本分十卷，盖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五孝传》、《四八目》，其卷当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文移于七卷《五孝传》前，《五孝传》退居八卷，则昭文与休之编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焕本标题称“笺注陶渊明集”，庐陵后学李公焕集录，而不载时代。何燕泉以公焕为元人，未知何据，识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诗与李本同，五卷赋辞，六卷《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五孝传》、《画赞》，七卷述记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录颜延之《诔》、昭明《传》及《序》、阳休之《序录》、宋庠《私记》、僧思悦《书后》、诸家总论。
自记：“是集萧统、阳休之辈，或题陶渊明，或题陶潜。《隋志》作《陶潜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渊，唐为神尧讳尔。自赵宋来，传本题《陶渊明集》。春恶其斥贤者名也，从马端临《经籍考》，称‘靖节集’云。集分卷数目，诸家不同，世传李公焕本，当是宋丞相所记江左旧书，所谓最伦贯者。春今考诸家，移卷六赋二篇，并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同。卷七传赞为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记》前，加卷八《与子俨等疏》，上为卷七。《四八目》旧自《甄表状》杜乔以下分之为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邓禹以下为卷八、卷九，减旧一卷。而诔传序录记跋诸为陶作，洎先辈论议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录次末简，用足十卷之数。是虽少有更置，而伦贯依类，尤觉得宜。谨记于此，以备考焉。正德戊寅阳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父记。”
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谓伦贯，然昭明编录，原无《五孝传》、《四八目》，后人疑为赝作。今以《五孝传》与《五柳先生》、《孟府君传》同卷，殊为不伦也。
汲古阁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诗四卷，惟无《问来使》一首，余与诸本同。五卷赋辞，六卷记传画赞述，七卷《五孝传》，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后以阳休之《序录》、宋庠《私记》为后序。又别为附录二卷，上卷颜延之《诔》、昭明《传》、吴仁杰《年谱》。下卷曾紘《刑天说》、骆庭芝《斜川辨》、诸家总论。其《年谱》与吴瞻泰本不同者数处，足资考证。
焦竑本
诗四卷，惟《归田园居》无江淹拟作一首，余与诸本同。五卷赋辞，六卷记传画赞述，七卷《五孝传》，八卷疏祭文。附录颜延之《诔》、昭明《传》《序》，无《四八目》。自叙言：“靖节先生微衷雅抱，触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为编，序而传之。岁久颇为后人所乱，其改窜者什居二三。窃疑其谬，而绝无善本是正。顷，友人偶以宋刻见遗，无圣贤之目，篇次正与昭明旧本吻合，中与今本异者不啻数十处，凡向所疑，涣然冰释，此艺林之一快也。吴君肃卿语余，《陶集》得此，幸不为妄庸所汩没，盍刻而广之。余乃以授肃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肃卿，名汝纪，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系宋刻，然小注时引宋本作某，岂谓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数，与昭明旧本合。则尤不然。阳休之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宋庠《私记》云，《隋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传》、《诔》等，在集前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录。晁氏《昭德读书志》云，《靖节先生集》有数本，七卷者梁萧统编，以《序》、《传》、颜延之《诔》载卷首。是昭明所编《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诔传为八卷，后又以录别为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录。故仍为八卷，录即目。宋、晁所见八卷，但有《序》、《传》、《诔》，不言目可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传》，庶有合于昭明卷数耳。
张溥《汉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赋辞、疏记、《画赞》、《五孝传》、《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读史述》、《祭文》、诗为次，无《四八目》。题词曰：“古来咏陶之作，惟颜清臣称最相知，谓其公相子孙，北窗高卧，永初以后，题诗甲子，志犹‘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为此言乎？吴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轲》等作，欲为汉相孔明而无其资。’呜呼！此亦知陶者，其遭时何相似也。君臣大义，蒙难愈明，仕则为清臣，不仕则为元亮，舍此则华歆、傅亮，攘袂劝进，三尺童子，咸羞称之。此昔人所以高杨铁崖，而卑许平仲也。《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真西山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附《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根本准则。’是最得之，莫谓宋人无知诗者也。陶刻颇多，而学者多善焦太史所订宋本，故仍其篇。”
按：张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张尔公本
诗四卷，删《四时》一首，谓气格不似渊明。又删《联句》一首，谓浅陋不足述。余与诸本同。五卷以记辞传述赋为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传》、《四八目》悉删不录。《扇上画赞》亦删，谓其以“养气浩然”予于陵仲子，而极赞其至，与圣贤所论相枘凿，故并删之。
毛晋绿君亭本
以诗一百五十八章为一卷，文十七篇为一卷，《四八目》为一卷。诗之《归园田居》江淹拟作、《问来使》、《四时》、《联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载正集，另见杂附中。其诸家之评论，则前有总评章评。字句之异同，则后有参疑详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枣木板原本校对者。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余家藏《靖节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阳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亦臻其妙，殊为可爱，不知此板兵火之余，今尚存否？厚之有后序云：‘《陶集》世行数本，互有舛谬。今详加审订，其本无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复有字画近似，传写相袭，失于考究。如以“库钧”为“庾钧”，“丙曼容”为“丙曼客”，“八及”为“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义门所谓宣和本，当即此本也。
以上诸本，诗文并载。其专说诗者，所见亦有数本。
汤东磵本
自序：“陶公诗精深高妙，测之愈远，不可漫观也。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既不为狙击震动之举，又时无汉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阳、易水之间。又以荆轲继二疏、三良而发咏，所谓‘抚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读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逊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愤，然犹乱以庾词，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后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叹也。余偶窥见其指，因加笺释，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发明者，亦并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缮写模传，与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于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闲，西山之所以有饿夫也。世士贪荣禄，事豪侈，而高谈名义，自方于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阳汤汉敬书。”
吴骞跋曰：“南宋鄱阳汤文清公注《陶靖节诗》四卷，马贵与《文献通考》极称之。所谓《述酒》诗，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虽滥觞于韩子苍，至文清反复研讨而益畅其说，真可谓彭泽异代之知己矣。此书世鲜传本，岁辛丑，吾友鲍君以文游吴，趋得之。归舟枉道过余小桐溪山馆，出以见示。楮墨精好，古香袭人，诚宋椠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辈，晚年尝以藏书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题目下曰：此集与世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记》‘闻之欣然规往’，时本率讹‘规’作‘亲’。今观是集，始知斧季之言为不谬。又《拟古》诗‘闻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讹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与《魏志》符。其他佳处，尤不胜更仆数。注中间有引宋本者，鲍君据吴氏《西斋书目》及僧思悦陶氏序，以为汤氏盖指宋元献刊定之本，因劝予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为真西山、赵南泉诸公所推。尤明于《易》‘城复于隍，其命乱也’，王伯厚《困学纪闻》尝取之。余详《宋史》本传。乾隆五十年，岁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阳日，海昌吴骞识。”
按东磵本，何孟春云：“今不见其全书，此本乃吴骞拜经楼以宋本重雕者。惟诗四卷，文但录《桃花源记》，以有诗也。录《归去来辞》，以诗类也。其《归园田居》江淹拟作，及《问来使》，晚唐人作，旧误入者，皆别出附于集末。又《杂诗》‘袅袅松标崖’一首，亦附集末，云东坡和陶无此篇。”
黄文焕《陶诗析义》本
诗四卷，与诸本同。惟删《归园田居》江淹拟作及《四时》诗，而以《桃花源诗》列于卷末《联句》之前，盖用东坡本例也。但不录《归去来辞》，与汤异。
吴瞻泰《陶诗汇注》本
以昭明《传》，吴仁杰、王质两家年谱冠首。诗四卷，删去《归园田居》江淹拟作及《问来使》《四时》三首，而以《桃花源诗》列于卷末，并附《读史述九章》，谓《九章》原不列诗集内。然语以韵行，与诗不甚远，且九章之内，发抒忠愤为多，尤渊明一生大节，正犹屈子之《九歌》也，附于诗后，似不嫌创云。
蒋薰本
诗四卷，与诸本同。惟删《四时》一首，而以《桃花源诗》列于卷末联句之前，《归去来辞》并《读史述九章》次其后焉。
以上所见合十二本。卷数之分并，字句之同异，今皆择善而从。惟以《五孝传》移为第八卷，使与《四八目》相次，后之览者，庶知前七卷虽非昭明旧第，然其编比，大概可想。后三卷则阳休之附益，而真赝亦无难辨识矣。其未见诸本，仍录于右。
无名氏集后记曰：“靖节先生，江左伟人，世高其节，先儒谓其最善任真。方其为贫也，则求为县令。仕不得志也，则挂冠而归。此所以为渊明。设其诗文不工，犹当敬爱，况如浑金璞玉，前贤固有定论耶。仆近得先生集，乃群贤所校定者，因锓于木以传不朽云。绍兴十年十一月日记。”①
①何孟春曰：“《渊明集》世传本思悦书后有记者云云，不著名氏。世本李公焕注。此不知公焕之所载者谁与。”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靖节年谱》一卷，《辨证》一卷，《杂记》一卷。《解题》曰：“吴郡吴仁杰斗南为《年谱》，张縯季长辨证之，又杂记昔贤论靖节语，此蜀本也。卷末有阳休之《序录》，宋庠《私记》又有治平三年思悦题称永嘉，不知何人也。”①
①季长《辨证》本今未见。
吴澄《詹若麟〈渊明集补注〉序》曰：“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欲为韩而毙吕殄秦者子房也，欲为汉而诛曹殄魏者孔明也。虽未能尽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愿矣。灵均逆睹谗臣之丧国，渊明坐视强臣之移国，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愿者，其事业见于世。莫如之何者，将没世而莫之知，则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泄忠愤，此予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辞，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识其心。陶子之诗，悟者尤鲜。其泊然冲淡而甘无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发而欲有为者，表志愿也。近世惟东磵汤氏稍稍窥探其一二。吾乡詹麒若麟，因汤所注而广之，考其时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于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于千载之下。若麟之功，盖不减朱子也。呜呼！陶子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无高皇之可倚以复仇，无可以伸其志愿而寓于诗，使后之观者，又昧昧焉，岂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见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见晋之亡而后死。死之先后异尔，易地则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①
①何孟春曰：“若麟补注未见。据吴此序，其书必有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