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
宋李巽岩焘撰《靖节新传》三卷，今其书已佚。陈振孙《书录解题》有吴仁杰斗南《年谱》，蜀人张縯季长为作《辨证》。今吴《谱》独传，而《辨证》仅见李公焕注中。先是王雪山质著《绍陶录》，亦撰《栗里年谱》，陶南村载入《辍耕录》。国朝新安吴东岩瞻泰撰《陶诗汇注》，以二谱并冠卷首。今按二谱各有发明，而考核之精，王不如吴。余于先生出处之际，尝事搜讨，偶有一孔之见，窃仿季长《辨证》之例，以王、吴二谱并列于前，参考宋、元以来诸家所说，为《考异》如右。
王《谱》：“元亮高风，发于晋宋去就之际，君曾祖事晋，懋著勋劳，自宋武帝芟玄复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将收贤士以系人心，见要，亦不应。陶、谢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灵运为武帝秉任，最后乃欲诡忠义，杂江海。远师送君过虎谿，而却灵运不入莲社，素心皆所鉴知。谱具左方。”
吴《谱》：“先生晋大司马长沙郡侃公之曾孙。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惟先生大节如此，故义熙初元，去彭泽，末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时晋犹未禅也。先生虽晋臣，未尝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晋书》有本传。沈约《宋书》、李延寿《南史》又皆有传。后世因以先生为宋人，《隋·经籍志》称‘宋聘士《陶潜集》’，吴氏《西斋录》称‘宋彭泽令《陶潜集》者’，误也。今取晋故官表之篇端，从先生本志云。”
澎按：颜延之为先生诔，称“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隐示史笔。沈约撰《宋书》，收入《隐逸传》，特著其耻事二姓之节，亦以表徵。是在当时何尝以先生为宋人哉？惟颜《诔》直称渊明，沈《传》则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盖渊明其本名，后更名潜耳。说具元嘉三年下。
澍又按先生为桓公曾孙，见于《命子》诗，而晋宋诸史皆无异辞。自元李公焕于《赠长沙公诗序》“祖同大司马”注云：“谓汉高帝时陶舍。”①近时太原阎氏父子遂据其说，历辨先生非桓公之裔。长洲何焯《读书记》、嘉定钱大昕《读陶诗跋》，力辟其诬妄，然不知误始于公焕也。钱之跋曰：“靖节为桓公曾孙，载于晋宋之书，千有余年，从无异议。近有山阳阎咏，乃据《赠长沙公诗序》‘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二语，辨其非侃后。且谓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咏既名父子，②说又新奇，恐后来通人惑于其说，故不可不辨。靖节自述世系，莫备于《命子》诗，首溯得姓之始，次述远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后颂扬勋德，即以祖考承之。此士行为渊明曾大父之实证也。六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齐永明之世，亲见谱牒，故于本传书之。梁昭明太子作《靖节传》，不过承《宋书》旧文，而阎乃云始于昭明误读《命子》诗，其谬一也。昭明《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于屈身异代。’此亦出《宋书》之文，而阎以訾昭明，则是《宋书》亦未寓目。曾不知休文卒时，昭明才十有三岁，即使《传》有舛误，亦当先訾休文，况《传》本不误乎。其谬二也。且使士行与元亮果属疏远如路人也者，则《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勋德？攀援贵族，乡党自好者不为，元亮千秋高士，岂宜有此！③其谬三也。阎所据者，惟有《赠长沙公诗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马’矣。大司马之称，非侃而谁？虽阎亦知其不可通也。词遁而穷，因检《史》、《汉表》陶舍曾以右司马从汉王，遂谓序中大司马当作右司马，谓舍非谓侃也。不知汉初军营有左右司马，品秩最卑，不过中涓舍人之比，舍位为列侯，不称侯而称右司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岂得以诬靖节乎？夫擅改古书以成曲说，最为后儒之陋，况此大司马又万无可改之理。④其谬四也。惟是长沙公与靖节属小功之亲，而云‘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似有罅隙可指。⑤今以《晋书》考之，士行虽以功名终，而诸子不协，自相鱼肉，再传之后，视如路人，⑥固其宜矣。昭穆犹言两世，两世未远，而情谊已疏，故有‘慨然寤叹，念兹厥初’之句。⑦其云‘昭穆既远’者，隐痛家难，不忍斥言之耳。若以为同出于舍，则自汉初分支，已阅六百余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谬五也。阎又云：‘侃，庐江人。元亮，浔阳人[1]柴桑人，其址贯不同。’考浔阳郡即庐江所分，南渡后移于江南。士行生于未分之前，元亮生于侨立郡之后。史各据实书之，似异而实同也。⑧颜延之作《靖节诔》虽不叙先世，而其词曰：‘韬此洪族，蔑彼名级。’苟非宰辅之胄，焉得洪族之称？此亦一证也。”按辛楣此论，反复以箴阎氏之失，最为明晰。近时洪稚存作《陶氏族谱序》，仍用阎说，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①李公焕虽以大司马为愍侯，然仍以先生为桓公曾孙，观《命子诗》注引陶茂麟《家谱》可见。
②咏为百诗之子。
③澍按：如果攀援贵族，则司空、溧阳、宛陵、康乐，何以不并数。
④澍按：右司马乃愍侯始官，正与初入关时左司马曹无伤等耳。其封则以中尉从击燕、代。《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和元年改名执金吾，秩中二千石。”纵不称侯，亦当称中尉。世未有称人官爵，不从其后历之尊，而从其始进之卑者，况子孙之于祖宗乎？
⑤澍按：延寿为桓公元孙，先生为曾孙，缌服非小功也。《礼》：“大夫绝想[2]。”谓大夫于旁亲之服，无缌服。若依吴《谱》为延寿之子，则与先生直无服矣，故云“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犹今律言五服之外同凡论也。
⑥澍按：“诸子鱼肉”，亦出庾亮之诬，未可尽信。
⑦澍按：《赠长沙公》诗殆因长沙公路过浔阳，修理家庙，而赠之诗，故有“允构斯堂”之语。以为情谊已疏，慨然寤叹，未免以辞害意。
⑧澍按：《晋书·地理志》：“永兴元年，分庐江之浔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置江州。”阎氏以地理自诩。而云址贯不同，何也？
又按：《晋书·陶桓公传》：“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并不显。先生传云：“祖茂，武昌太守。”①父名爵则史未载。李公焕《命子》诗注引陶茂麟《家谱》，以先生祖名岱，为散骑员外，父名逸，为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赵泉山云：“靖节之父，史轶其名，惟见于茂麟《家谱》。”今按茂麟《家谱》，仅见于《宋史·艺文志》，其书久不传。惟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云：“后世陶氏望出丹阳，晋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同生丹，②吴扬武将军，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行，娶十五妻，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员外散骑岱。岱生晋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泽令、赠光禄大夫潜。潜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书。熙之生梁邵陵内史测。测生吏部尚书旻。旻生隋散骑常侍元安。元安生陈夔州都督、尚书令、金陵县公琮。琮生唐韶州始兴令处寂、滁江二州刺史锐、③贺州录事参军文桢。处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州刺史祥。如革生进金。进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将茂麟。茂麟生左中卫将军若思。若思生左骁卫将军鉴。”公焕、泉山所引，当即名世此篇也。但径以为茂麟《家谱》，则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谱》，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从事赞皇李庆孙旧序，茂麟孙鉴立石。其文曰：“夫晋④自东晋太尉陶公，迄于今日，所谓本支百世也。太尉之传备于晋史，又节史而为录，载于《建康》，有识皆知。今仅六百年，有孙曰鉴，仕圣朝为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数纸示仆，仆览焉，且见或中而断，或尾而续，或行而阙，或字而破，虽罗虫黳溃蚀，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则有‘浔阳’二字，次行则缺其左，只右有‘同’字，⑤下云‘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无字，不知二十者男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监二年’而已。⑥次行曰‘历台省官六百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浔阳郡西北山下，乃吴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即侃之父也’。次有九行，即大略唐朝以来名公纪颂祭吊之事。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南宋仕本州别驾，除武陵内史’。次行曰‘大府度支尚书、大中正’。⑦次行曰‘祖妣瑯琊王氏’。次行曰‘九代祖侧⑧梁朝本州别驾、邵陵内史、开国侯、广府都督，食邑七百户。祖妣瑯琊王氏。八代祖旻，梁大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县主簿。西台承制，授金部郎中、开远将军、左散骑常侍、义安太守，封重安县开国侯，食邑三百户。陈宣帝即位，赐金紫光禄大夫、度支吏部二尚书、黄门侍郎。祖妣清河张氏。父崇本，别驾。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户部员外郎，迁左散骑常侍。祖妣乐安任氏。父奭，左散骑常侍。六代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补右门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驭，擢琮为盟主，上柱国、开国公、匡州刺史，诏使王弘让改本州别驾、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书令、仪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处寂，唐韶州始兴县令。祖妣安城刘氏。叔祖锐，左散骑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祯，唐贺州录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习《五经》。祖如革，考进金，并不仕。叔祖祥，唐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江州刺史。遇寇盗起，诏归京，留别手札一道，衣段巾冠等物，留题五柳先生庙，皆有祝辞。’此上即断简之中所略载者。所有前之九行，中云唐乾符四年，远孙江州刺史祥，祭拜有文。唐颜鲁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后贤达经过，悉留诗榜。自经兵燹，放失不可复记。既而有嗣孙茂麟，为江州左威毅裨将。《江南纪年》曰：吴王杨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状诉节度使、中书令杨公彻，具述太尉坟寝，乞禁樵采。幸中书令杨公判曰：‘陶太尉声光克盛，门族显然，矧彼子孙，在明朝宜加委用。顾惟坟寝在藩室，不为保持，何以敬前贤？何以劝后世？’余云云。自茂麟而后，又几代云云。其家藏数世诏书纶诰约十通，有叔可大，携之江南，应进士举，沉湎于酒，沦弃而不收一纸。且古语有之：‘礼失求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太史公登龙门、探禹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然后为《史记》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简之类，皆古昔国史家谱，因事不守，故俾圣贤遑遑孜孜，而探讨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陶君，以仆从事于史氏之后，乃命谱之，以永陶氏之世。谨序。”今按此序即据茂麟所编录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剥落不全，至其孙鉴已无从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春秋》“夏五”“郭公”之义也。鉴既以序勒石，则其[3]其谱即用乃祖剥落之本可知，而邓氏所云“祖岱，散骑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赠光禄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鉴谱所有。邓氏书成于绍兴四年，去鉴勒石时八十余载，其所载生族人熙之等语，亦似有脱落非全文。岂当日更有别本，据以成书耶？
①《江西通志》引《豫章书》，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渊明，一生敬远。
②澍按：丹见《晋书·侃母湛氏》及《朱伺传》。
③澍按：《资治通鉴》：“锐于天宝中为大鸿胪。”似又是一人。
④澍按：此“晋”字疑当作“陶”。
⑤邓书则云：“望出丹阳，侃祖父同始居焉。”
⑥邓书则云：“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
⑦邓氏书则云：“潜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书。”
⑧邓氏书作“测”。
又按：李公焕《命子》诗注谓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邓氏书谓先生“生族人熙之”，旧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从弟敬远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远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系一代，即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远同母兄弟。如系二代，即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远之子，敬远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为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无名熙之者。茂麟系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邓作安城。考《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皆无姿城，惟安城太守领县七，吴孙皓宝鼎二年分置。当以安城为是。
又按：安成旧属长沙郡，今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安福各境。认圬载安福有陶渊明读书台，或幼随父任，读书于此耶？
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
王《谱》：“君生于浔阳柴桑，今德化县楚城市是。①父轶名。《命子诗》：‘于穆仁考，澹焉虚止。寄迹风云，置兹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授世，后裔稍涉故风，多流乱岐。盖折翼之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
①澍按：“市”当作“乡”。
吴《谱》：“先生生于是年。”
澍按：李公焕《陶集总论》引祁宽曰：“先生以义熙元年秋为彭泽令，其冬解绶去职，时四十一岁矣。后十六年，晋禅宋。又七年，卒，是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传》不载寿年，《晋书·隐逸传》及颜延之《诔》皆云年六十三。以历推之，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岁。”今考先生年六十三，始见于沈约《宋书》，昭明《传》因之，《晋书》亦因之。惟《文选》载颜延之《诔》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载寿年，颜《诔》年六十三，当是误记颜《诔》为萧《传》也。
又按：李公焕注引张缤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并记之。按“开岁倏五十”，当从汤东磵本作“五日”为是。若以先生为生于壬子，则集中“是时向立年”等句，合之时事皆不可通。近见余姚黄璋①著辨数则，力主季长以生壬子为是。然既据《饮酒》诗“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谓先生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不思诗固又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于四十也。若生壬子，则二十九为州祭酒，岁当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间州召主簿不就，并未仕也，何待历十余年至四十始赋止。且既止矣，何又历十余年至五十复出为参军乎？惟生乙丑，至彭泽解绶正四十一岁。
①宗羲之子。
澍又按：《宋书》、昭明《传》皆云先生寻阳柴桑人，而《晋书》不载，为失之。今考先生故居，旧说有三处。《名胜志》曰：“君旧宅在柴桑山，晋史‘家于柴桑’，即今之楚城乡也。去宅北三里，有靖节墓。唐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明一统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县东二十五里。《图经》云：‘元亮始家宜丰，后徙柴桑，暮年复归故里。’宜丰，今新昌也。《舆图备考》曰：‘新昌义钧乡之七里山，有元亮读书室、洗墨池、藏书墎，遗迹尚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①六月火，迁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乡也。旧碑题晋陶靖节先生故里。’”澍考集中有《移居》诗及《还旧居》诗，其首句曰“畴昔家上京”，则《江州志》所说为信。当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后又还居上京也。《图经》谓始家宜丰，未知所本。
①当作“戊申”。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岁
太和二年丁卯三岁
太和三年戊辰四岁
太和四年己巳五岁
太和五年庚午六岁
太和六年辛未七岁
吴《谱》：“是年冬，简文即位，改元咸安。”
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八岁
澍按：先生《祭从弟敬远》文曰：“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汤东磵注：“龆与龀义同，毁齿也。《家语》曰：‘男子八岁而龀。’靖节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为失怙也。”按颜延之《陶征士诔》有“家贫”、“母老”、“捧檄”、“致亲”云云，则以偏咎为失怙，良是。惟“龆”乃髫之俗字，《玉篇》：“髫，小儿发。”《广韵》：“髫，小儿发，俗作龆。”不与龀通。则先生失怙，不定在八岁时。又按先生诗凡两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丧偏”之语，盖妻之言齐，丧一则偏，具庆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宁康元年癸酉九岁
宁康二年甲戌十岁
宁康三年乙亥十一岁
太元元年丙子十二岁
王《谱》：“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吴《谱》：“《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于乙丑，至是十有二岁，丁母夫人孟氏忧。夫人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嘉第四女，大司马侃外孙也。事见集中《孟府君传》。”①
①吴瞻泰本无“事见”以下八字。
澍按：颜延之《诔》云：“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义，追悟毛子捧檄之怀。”似为州祭酒以后，母夫人尚在。若十二岁即失母，无所为“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与先生同时，宜所审知。及考汤东磵注《祭妹文》，以慈妣为庶母，于“昔在江陵，重罹天罚”注云：“晋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还。是冬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积年之疑始释。然则“慈妣早世”者，盖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诗“久游恋所生”，盖谓母孟夫人，故有“凯风负我心”之句，即集中《孟府君传》曰：“渊明先亲，君第四女，《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也。”乃吴、王二谱并以江陵之丧为丁太公忧，岂知凯风念母，则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诗“于皇仁考”，即云“嗟予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则是年先生已三十七岁，胡得云弗及乎？说者亦知难通，乃以颜《诔》之“母老”为继母，曾不思州辟之时，太公果在，则当云“亲老子幼”，乌得舍父而耑称继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丧服传》：“慈母如母。”断非谓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十三岁
太元三年戊寅十四岁
太元四年己卯十五岁
太元五年庚辰十六岁
太元六年辛巳十七岁
太元七年壬午十八岁
太元八年癸未十九岁
太元九年甲申二十岁
王《谱》：“君年二十，失妾。《楚调》诗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谓‘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当是翟汤家。汤、庄、矫、法赐四世，以隐行知名。”①
①原注：亦柴桑。[4]
澍按：此谓失妾非也。汤东磵《楚调》注云：“其年二十丧偶，继取翟氏。”据颜《诔》“居无仆妾”，则汤说近是。古人不当有未妻先妾之事，况年仅弱冠耶？吴斗南亦以此为悼亡，而引杜元凯《春秋传》注“偏丧曰寡”，以释“偏”义。其实本诗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继配则曰继室，妾则曰侧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丧偏为三十岁事，盖以“始室”、“弱冠”为偶句，义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二十一岁
吴《谱》：“《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弱冠逢世阻。’按《晋纪》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饥。先生时年方冠，连年旱饥馑，故云。”
澍按：是时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谓“世阻”，固不止于旱潦饥馑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二十二岁
太元十二年丁亥二十三岁
太元十三年戊子二十四岁
太元十四年己丑二十五岁
太元十五年庚寅二十六岁
太元十六年辛卯二十七岁
吴《谱》：“有《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误也。此诗首联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则是此年方有事于田畴，故明年有‘投耒学仕’之语。按本传称先生躬耕自资，亦在为镇军参军之前。以此知始践南亩，决非癸卯岁，集本误明矣。”
澍按：先生躬耕自资，史叙于辞州主簿之后，而诗云“投耒去学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怀古田舍》乃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岂前此所谓躬耕，不过隐于陇亩之辞，实未尝沾体涂足耶？吴说不为无见。然径以《怀古田舍》诗系于辛卯，谓此年方有事于田畴，则似不免于滞。躬耕本无年可纪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二十八岁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吴《谱》：“是岁为江州祭酒，未几辞归。州复以主簿召，不就。《饮酒》诗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又云：‘是时向立年。’盖先生以二十九岁始出仕，实癸巳岁也。本传云：‘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饮酒》诗下句，所谓‘拂衣归田里’者也。”
澍按：汤东磵《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注亦云癸巳为州祭酒。以《饮酒》诗“是时向立年”推之，则东磵、斗南之说为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为何年，但云当在壬辰、癸巳之间。然考《饮酒》诗云“亭亭复一纪”，自癸巳数至乙巳适一纪，于年为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三十岁
王《谱》：“君年三十，有《归园田》诗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初为州祭酒，当在其前。不堪乃解归，故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寻亦却主簿。”
澍按：景文之意，以堕地为尘网，故系此诗于年三十，说近释氏。先生胸中无此尘网，当以仕途言之。刘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当作‘逾’，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靖节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按吴《谱》亦以《归园田》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景文引本传“不堪吏职，少日乃解归”二语，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笼，均未审也。
吴《谱》：“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始室丧其偏。’《礼》：‘三十曰壮，有室。’《左传》：‘齐崔杼[5]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氏。’杜注：‘偏丧曰寡。’先生《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兄弟之义。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先生盖两娶，本传称：‘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则继室实翟氏。”
澍按：先生长子俨，盖前妻所生，余或翟出，故疏言“虽不同生”。若份、佚同岁，以颜《诔》“居无仆妾”证之，当是孪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三十一岁
澍按：汤东磵于先生《还旧居》诗注引赵泉山曰：“自乙未佐镇军幕，迄今六载。”又《辛丑赴江陵》诗“闲居三十载”注云：“是年靖节年三十七，中间除癸巳为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参镇军事，三十载家居矣。”是皆以先生为镇军参军在乙未岁。景文、斗南则以《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作于庚子岁。然不题庚子于此诗之首，而题于《规林阻风》诗首，以乙巳为建威参军题例之，知《曲阿》诗非作于庚子，始为参军亦不在庚子也。说具后。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三十二岁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三十三岁
隆安二年戊戌三十四岁
隆安三年己亥三十五岁
澍按：始作镇军参军当在是年。说具后。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岁
王《谱》：“君年三十六。五月有《从都还阻风规林》诗，当是参镇军，衔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后。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温颜’，又云‘久游恋所生’。父为人度不肯适都，当是己舍单行。见《还旧居》诗。军僚差强郡吏，故云‘时来苟冥会，婉恋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时有父在柴桑？诗云“久游恋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参军，此诗作于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说具后。
吴《谱》：“始作镇军参军，有《经曲阿》诗。曲阿，今丹阳县也。本传称：‘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事。’按晋官制，镇军、建威皆将军官，各置属掾，非兼官也。以诗题考之，先生盖于此年作镇军参军。①至乙巳岁作建威参军，史从省文耳。《文选·经曲阿》诗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按裕元兴元年为建威将军，三年行镇军将军，与此先后岁月不合，先生亦岂从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从都还阻风规林》诗云‘一欣侍温颜’，则先生就辟，至是乃挈家居京师，故《还旧居》诗有‘畴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风规林》诗落句云：“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是岁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涂口》诗云：“投冠旋旧庐，不为好爵萦。”卒践其言，自彭泽归，优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①按当在己亥，吴氏所考为差一耳。
澍按：挈家京师一语误甚。先生未尝有居京师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说具后。
隆安五年辛丑三十七岁
王《谱》：“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诗云：‘开岁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当是故岁五月还浔阳，今岁七月还江陵，有《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留浔阳逾年，当是予告在乡，至是往赴。云‘闲居三十载’，自未参镇军以前，得三十六年。当是不堪劳役，遂起归意，故云：‘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触事未远，书疏犹存。’当是妹自武昌报江陵，时父在柴桑。”
吴《谱》：“有《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文选》此诗‘遥遥至西荆’，李善注云：‘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叶少蕴左丞云：‘渊明隆安庚子从都还，明年赴假还江陵。荆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玄袭杀殷仲堪，即代其任，至于篡，未别授人。渊明之行在五年，岂尝仕于玄耶？传云为镇军参军，按刘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镇军将军事，岂又尝仕于裕耶？桓玄、刘裕之际，而渊明皆或从仕，世多以为疑，此非知渊明之深者。无论实为玄、裕否，渊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时，渊明乃肯出仕乎？盖浔阳上流用武之地，玄与裕所由交战出入往来者也。渊明知自足以全节而不伤生，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弃之归则归，不以终屈其己。岂区区一节之士，可以窥其间哉！自去彭泽，刘裕大业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复出。后十四年，召为著作佐郎，则渊明可以终辞矣。’仁杰按：先生为镇军非从刘裕，已具去岁谱中。至仕于江陵，则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岁作镇军参军，乙巳岁去彭泽不复仕，故《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既云‘家上京’，又有《从都还阻风》诗，则是未尝居江陵。使先生果仕于玄，不应居京师。设居江陵，不应以为上京。故先生《答庞参军》序云：‘庞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凡言京都，皆指建业，则先生未尝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风》诗推之，‘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则先生盖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艰，而兄弟乖隔，独与女弟居丧者，盖先生兄弟在京师，而女弟居江陵。岂先生亲闱因过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还江陵，而《祭妹文》有‘萧萧冬月’之语，则居忧在是岁之冬。”
澍按：王《谱》以赴江陵为赴官，叶少蕴以安帝隆安三年桓玄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即代其任，疑赴江陵为尝仕玄。又以刘裕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镇军将军，疑作镇军参军为尝仕裕。吴《谱》谓裕元兴元年为建威将军，三年行镇军将军，与此前后岁月不合，先生亦岂从裕辟者，证叶之误，并规李善《文选》注以镇军为刘裕之失。其说当矣，抑犹未尽。按先生历仕之迹，初为州祭酒，自解归。继召主簿，不就。既乃为镇军参军，又为建威参军，终于彭泽令，赋《归去来》，未尝更为别官。其《始作镇军参军》诗，编于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从都还阻风规林》诗，则作参军在庚子前可知。题曰“经曲阿”，曲阿，今丹阳县，则镇军之为何人，开府何地，亦可推寻而得。考晋、宋二书《晋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纪》，王恭、刘牢之、桓玄等传，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七月，王恭举兵，以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为辞。九月，车骑将军刘牢之背恭归朝廷，使子敬宣击败恭。恭死，遂代恭为都督，镇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以刘裕参府军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五年辛丑五月，孙恩寇吴国，杀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参军刘裕讨之。元兴元年壬寅正月，桓玄举兵犯京师。三月，牢之降于玄，玄以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牢之自缢而死，桓玄从兄修以抚军镇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刘裕举义兵讨玄，玄司徒王谧，推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镇石头。辅国将军、晋陵太守刘牢之子敬宣，与诸葛长民破桓歆于芍陂，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义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镇军将军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十月，旋镇丹徒。东晋各镇，虽皆握兵柄，尤以北府为盛，其镇在京口。先生《始作镇军参军》诗题曰“经曲阿”，镇军在京口，故曲阿有必经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镇京口者为王恭。赵泉山、汤东磵谓先生以乙未作参军，则仕于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兴元年壬寅三月，镇京口者为刘牢之。王景文、吴斗南谓先生以庚子作参军，则仕于牢之者二年。要其参牢之军，固有年可纪也。若桓玄未举兵之前，镇在夏口，先生如参玄军，不得途经曲阿。若谓至江陵为仕玄，则题固云“赴假还江陵”。《集韵》：“假，休沐也。”应劭《汉官仪》：“五日一假，休沐。”《晋书·王尼传》：“护军与尼长假。”岂得反以假还为趋职？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浔阳，事毕，便道请假归视，其辞简，犹曰“赴假还自江陵”云尔。至刘裕则辛丑方为牢之参军，甲辰始行镇军将军。先生以辛丑冬月居忧，甲辰服阕，次年乙巳三月，有《为建威参军使都》诗。盖因居忧浔阳，值敬宣以建威将军刺江州，镇浔阳，先生旧参牢之军，与敬宣世好，故敬宣即辟参其军。若裕甲辰行镇军时镇石头，至乙巳十月始旋镇丹徒，先生正在彭泽赋《归去来》矣，何得有参裕军事也？惟东晋为镇军将军者，郤愔以后，至裕始复见此号。①故李善《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辟公参其军事。”以镇军为裕，遂以臆谓公参其军。②考《晋书·百官志》，有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王恭、刘牢之皆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亦奚不可。先生《赠庞参军》诗序曰：“庞为卫军参军。”其时卫将军王弘，省文曰“卫军”，即其例矣。吴斗南谓先生岂肯从裕辟者，裕之辟否无可考，若先生未参裕军，取诗与史互勘自明。惟裕为牢之参军，先生亦为牢之参军。③又别有参军刘袭、张畅之。④晋制：将军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者，增参军为六人。先生与裕同僚，则有之耳。
①孝武帝太元元年春正月，以领军将军郤愔为镇军大将军。六年十一月，以镇军大将军郤愔为司空。会稽人檀元之反，镇军参军谢蔼之讨平之。自愔后，无以镇军为号者。
②《选》注“辟公参其军事”，非《晋书》原文也。《文献通考》：“刘裕起兵讨桓玄，为镇军将军，渊明参其军事。”即因李善之误注而沿其谬。
③澍按：《晋书·王恭传》：“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恭表让军号，以超受为辞，而实恶其名，于是改号前将军。”据此，则牢之不称镇北而称镇军，盖时忌也。
④《牢之传》：“欲据江北以拒玄，集众大议，参军刘袭不可。”又《会稽王道子传》：“元显回入宣阳门，刘牢之参军刘畅之率众击之。”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举兵，以讨王国宝、王绪为名。二年戊戌，又举兵为刘牢之所败，诛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即参恭军，岂容数年之间见恭包藏祸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观恭之举兵以至于死，即非从乱，不亦有昧知几乎？况恭死由牢之，恭败即转仕牢之，揆诸故吏之义，亦有愧于栾布之哭彭越矣。是则泉山、东磵以先生参军在乙未岁者，未尝细考先生所参谁军，与镇军之为何人也。今为反复推寻，先生始作参军实在己亥，镇军实为牢之。①盖戊戌九月，恭死，而牢之代其任，开府京口，即在此时。先生《还旧居》诗曰“六载去还归”，曰“今日始复来”，明乙巳以前去来靡定，从甲辰逆数至己亥，正六载，而《始作参军诗》编于庚子之前，亦可知为己亥。惟己亥佐牢之军，庚子五月假还，辛丑七月再还，至甲辰又为建威参军，去而归，归而还，所谓“六载去还归”也。己亥十一月，孙恩陷会稽，牢之率众东讨。先生《饮酒》诗曰：“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正追赋其尝从军讨恩，驰驱海隅事也，足为先生参牢之军之明证。特先生无汗马功，故史但载刘裕从行，不及先生耳。其时牢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进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即乞假归省，故曰“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正追赋其乞假事也。盖牢之末路不终，先生早已窥见其微。自辛丑假还，继以居忧，去职久矣，不能相累，所谓见几之哲非欤？统计先生参军不及三载，注家以为六年，误也。又按吴《谱》谓先生未尝居江陵，据《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亲闱过女，先生因省亲赴之。亲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萧萧冬月”之语，于情事亦近。但玩诗中“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等语，似因奉使宵征，不见有特为省亲乞假之意，与《规林诗》之欣侍温颜、喜见友于者不类。尝通考先生出处前后，始参镇军，就辟京口，故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镇军在京口，故经曲阿。庚子五月，请假回里，途必由建康，故有《从都还阻风规林》诗，怀所生而念友于，遂留浔阳逾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川》诗。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都往江陵必由浔阳，故有《赴假还江陵》诗。而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辞意与《国风·小雅》行役告劳相似。考《晋书》是年六月，孙恩寇丹阳，进围建康，中外戒严，时桓玄以荆州刺史镇江陵，上表请入卫，会恩退，朝廷以诏书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即奉诏止玄之役耶？李善《文选》注引《江图[6]》：“自沙阳县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涂口。”今武昌府之嘉鱼、蒲圻二县，皆晋沙阳县地。嘉鱼县北尚有沙阳故城遗址。以里计之，塗口当在九江府上流八九十里。②桓玄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彼，固宜其词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见为必然，姑识所疑如此。近日阳湖恽子居元[7]据本传“州召主簿，不就”，谓此诗即是以疾乞假，至假满则赴之，而终以疾辞。时桓玄方兼领荆、江二州刺史，驻南郡，先生以辞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时方参镇军，及服阕，复参建威军，皆在辞主簿之后，有本传及诗题岁月可考。若此时方辞主簿，则为参军又在何年邪？且既辞主簿，称疾不就，则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诣府，天下有如是之称疾辞官者邪？至吴《谱》力辨先生未尝参佐桓玄，恽氏反谓其诬先生佐桓玄，而著论以非之，则是未见吴氏原书，近于道听途说矣。
①澍又按：《通鉴》：元兴元年三月，刘牢之遣敬宣诣桓玄降。玄入京师，以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其至矣。”私告刘裕：“当北就高雅之于广陵举兵，卿能从我乎？”裕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广陵可得至耶？裕当反服回京口耳。”何无忌谓裕曰：“我将何之？”裕曰：“吾观镇北必不免，卿可随我回京口。”牢之帅部曲北走，至新洲，缢死。按牢之此时已进号前将军，而裕以其必败，故仍呼为镇北耳。
②《桓石绥传》：“桓玄败石绥，走江西塗中。”疑即此塗口也。王鸣盛谓塗中当作“涂”，即今滁州，恐未是。
元兴元年壬寅三十八岁
吴《谱》：“桓玄举兵犯京师，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忧。”
元兴二年癸卯三十九岁
王《谱》：“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怀古田舍》诗。当是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宅忧居家，思湓城，故有《怀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怀新’，十二月，有《与从弟敬远》诗云：‘寝迹衡门下。’在都亦当是处野。”
澍按：先生未尝有挈眷居京师事，其《庚子从都还阻风规林》诗曰：“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是眷属皆在旧居明证。规林地今无考。诗曰：“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高莽渺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则去旧居不过百里。穷湖无界，疑即彭蠡官亭。南岭疑即采菊东篱悠然所见之南山矣。若眷属已在京师，何归而有侍温颜、见友于之喜？若谓至京师者妻子，留旧居者母与兄弟，则舍老亲而以妻子自随，尤非情事。且先生为参军未久，庚子五月从都还，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还江陵，即以是冬居忧，壬寅、癸卯皆在忧中。王《谱》既以从都还为还浔阳，游斜川为留浔阳逾年，则固知旧居之在浔阳矣。又以《癸卯怀古田舍》之作，为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宅忧居家，思湓城。夫在官则迟回于故里，居忧反留恋于京师，揆之人情，殊为不近。况平畴良苗，即事多欣，乃田家实景，即寝迹衡门，邈与世绝，亦岂在京师语邪？于是求其说而不得，则谓“在都亦当是处野”，总缘误以《还旧居》诗之“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上京为上都，谓先生六载居京师，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怀古田舍”，古人文简语倒，当是于田舍中怀古也。观诗中称颜子、丈人、先师可见。王氏似以旧居为古，则于文为不辞。
吴《谱》：“先生服阕闲居，有《饮酒诗》二十首。内一篇上云‘是时向立年’，下云‘亭亭复一纪’。又别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玄篡晋，改元永始。是月先生《与从弟敬远》诗云：‘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又《饮酒》诗称‘夷叔在西山，且当从黄绮’，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将军刘裕破徐道覆于东阳。乙卯，桓玄自称大将军。八月，又自号相国、楚王。十一月壬午，迁帝于永安宫[8]。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为平固王。辛亥，帝蒙尘于寻阳。
澍按：“行行”句，斗南谓《饮酒》诗作于是岁，较王说为是。盖《饮酒》诗作于秋月，明年先生为建威参军，非闲居矣。况明年桓玄出奔，乘舆已反正，亦不应复有“夷叔”、“西山”等语也。又诗中“悠然见南山”，考南山即指庐阜。证以“拂衣归田里”句，及与父老问答语，决非在都可知。益见景文之误。
元兴三年甲辰四十岁
王《谱》：“君年四十有《连雨独饮》诗云：‘僶俛四十年。’有《饮酒》诗云：‘是时向立年，志气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当是在壬辰、癸巳为州祭酒之时，所谓‘投耒去学仕’，又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至是得十二年。”
吴《谱》：“先生四十岁。有《荣木》及《连雨独饮》诗。是岁桓玄伏诛，晋帝反正于江陵。未几，桓振反。”
澍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寻阳。乙卯，建武将军刘裕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等，举义兵，斩桓修于京口、桓宏于广陵。丁巳，义师济江。三月，桓玄溃而逃。庚申，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裕以谧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辛未，桓玄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总万机。庚寅，帝至江陵。何无忌等大破贼将，桓玄复逼帝东下。五月癸酉，刘毅破玄于峥嵘洲。己卯，帝复幸江陵。辛巳，帝居南郡。壬午，督护冯迁斩玄于貊盘州，乘舆反正于江陵。闰月，桓振陷江陵，刘毅、何无忌退守寻阳，帝复蒙尘于江陵。
义熙元年乙巳四十一岁
王《谱》：“君年四十一。有《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谿》诗，当是故岁自都还里即吉，庚子始事镇军，继事建威，中经罹忧，至是得六年，复衔命至都，其家尚未归柴桑。《还旧居》诗曰：‘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往来时经乡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至是始定居，断他适。十一月，有《归去来辞》。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泽，至是免归。当是不堪军役，故求县。不堪县役，故归家。所谓‘风波未定，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足以为酒，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平生之志始决，见序及辞甚详。失妹，所谓‘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是岁刘将军录尚书。”①
①澍按：刘将军未知所指何人。若刘裕，则是年三月，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州诸军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车骑将军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也。
澍按：义熙[9]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破襄阳。己丑，刘毅次于马头，桓振以帝屯于江津。宗之次纪南，为贼所败。振武将军刘道规击桓谦，破之。乘舆反正。帝与琅玡王幸道规舟。戊戌，下诏奖镇军将军裕，大赦，改元义熙。又案：李公焕《还旧居》诗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渊明故居。”又《名胜志》：“南康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旧居。其诗曰：‘畴昔家上京’，即此。当湖之滨，一峰最秀，东西云山烟水数百里，浩淼萦带，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语录》：“庐山有渊明古迹曰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盘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其上，名渊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与崔嘉彦书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巾履沾湿。”又吴师道《礼部诗话》：“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据诸说，则上京之为山，山有先生旧居，凿然无疑。惟《答庞参军》诗“作使上京”是京师耳。王景文、吴斗南均误旧居之上京为京师，故有挈妻子入都，父留柴桑诸臆说。辨见前。
又按《归去来辞》序曰：“家叔以余贫苦。”家叔，当即《孟府君传》所谓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览》引《俗说》曰：“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大怪，收[10]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又《魏书·司马氏传》曰：“德宗复立于江陵，改年义熙。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大风暴起，龙舟沉没，死者十余人。”当亦即此陶夔。惟太常与尚书应是前后所历官不同耳。
吴《谱》：“三月，建威将军刘怀肃讨振斩之，天子乃还京师。是年怀肃以建威将军为江州刺史，先生实参建威军事，从讨逆党于江陵。有《使都经钱谿》诗，盖自江陵以使事如建业。寻归浔阳，有《还旧居》诗。八月，起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解印绶去，有《归去来辞》并序。颜延之为先生诔云：‘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义，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幼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按先生十二岁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盖继母也。韩子苍舍人云：‘以《渊明传》及诗考之，自庚子岁始作建威参军，为彭泽，遂弃官归。凡为吏者六岁，故云“六载去还归”。然渊明乙巳岁尚为参军，十一月去彭泽，而云“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何也？’仁杰以《归去来》序考之，不言由参军为彭泽，盖自使都之后，去官还浔阳，其云六载去还，盖在京师居者六年，已而归浔阳旧居，故有《还旧居》诗。既归而耕植不给，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谓‘脱然有怀，求之靡途’是也。东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先生自庚子岁作镇军参军，至辛丑秋居忧，癸卯外除，值桓氏乱，闲居弥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几，复辞去。虽六载居京，其实为吏之日少。子苍疑其遽有不给之叹，顾第弗深考。又以镇军为建威，亦误也。先生之去彭泽也，不知者以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乡里小儿，其知者以为为女弟之丧也。乃若先生之意，则有在矣。方是时，刘寄奴自以复晋鼎于桓氏窃据之余，规模所建渐广，决非臣事晋者，故先生见几而作耳。其诲颜延之曰：‘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然则先生之不欲为苟去，岂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①
①此条吴瞻泰本误连上年甲辰“未几桓振反”下，今从汲古阁本，系于是耳。
澍按：吴瞻泰曰：“《年谱》：‘是年刘怀肃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辟公参军。’考《宋书·怀肃传》，其年为辅国将军，无建威之说。惟《晋书·刘牢之传》云：‘刘敬宣与诸葛长民破桓歆于芍陂，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宋书·刘敬宣传》所载亦同。实安帝元兴三年甲辰，则公为敬宣建威参军，未可知也。《年谱》失考。”今按斗南谓是年刘怀肃以建威将军为江州刺史，先生实参怀肃军事，从讨逆党于江陵。盖据《晋书》义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于襄阳，建威将军刘怀肃讨振斩之，而先生诗题云“乙巳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故遂以此事当之。东岩谓怀肃为辅国将军，无建威之说，误也。惟怀肃虽亦号建威将军，而时为淮南、历阳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则敬宣以建威将军为之，镇寻阳，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为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参牢之军事，敬宣为牢之子，与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谓先生从讨江陵，亦与题云“使都”相戾。“使都”何能从讨乎？东岩又以乙巳年事系于甲辰，亦误。今从汲古阁本改列于此。
澍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义熙。二月，留台备法驾迎帝于江陵。三月，桓振复袭江陵，建威将军刘怀肃讨斩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诣阙请罪，刘裕及何无忌等抗表逊位，不许。庚子，以琅玡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加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夏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戊辰，饯于东堂。五月，桓玄故将桓亮、符宏、刁预寇湘州，守将击走之。
澍按：《通鉴》：元兴三年甲辰三月，刘裕等复京师。桓玄挟帝西上。刘敬宣来归，以为晋陵太守。四月，玄兄子歆引氐帅入寇，敬宣与诸葛长民等共破之。刘裕以长民都督淮北诸军，镇山阳，以敬宣为江州刺史。五月，刘毅等遇玄于峥嵘洲，大败之。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怀肃，怀敬之弟也。玄挟帝单舸走江陵。玄旋为益州都护冯迁所杀，传首大桁。闰月，桓振复陷江陵，何无忌等进击，大败，退还寻阳，与刘毅等上笺请罪。又曰：刘敬宣在寻阳聚粮缮船，无忌等虽败，赖以复振。玄兄子亮自称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击破之。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复自寻阳西上。十二月，刘毅等进克巴陵。义熙元年正月，诸军至马头，桓振挟帝出屯江津。桓谦留冯该守江陵，毅等击破之，入江陵。振逃于涢川，刘怀肃追斩冯该于石头。二月丁巳，留台备法驾迎帝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袭江陵，建威将军刘怀肃引兵与振战于沙桥。敬宣遣将助之[11]，临阵斩振，复取江陵。又曰：初，刘毅尝为敬宣宁朔将军，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谓不然，毅闻而恨之。及敬宣为江州，辞以无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许。毅使人言于裕曰：“敬宣不豫建义，闻已授郡，实为过优。寻复为江州，尤用骇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为宣城内史。四月，刘裕旋镇京口。
澍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纪》但言守将击走之，未言何人。按《刘敬宣传》：“破桓歆于芍陂，迁建威将军，镇寻阳。又破桓亮、符宏于湘中。安帝反正，征拜冠军将军，宣城内史，领襄城太守。谯纵反，以敬宣督军与臧喜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则是湘中守将乃敬宣也。敬宣自义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军将军、持节监征蜀诸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