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挑战
寻找并维持包容性增长之道
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很难。
——约翰·F.肯尼迪——
问题1：重复性的经济不充分扩张，反映了周期性、长期性、结构性阻力，凸显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仍然缺乏适当的增长模型的问题。
如图6所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陷入了巨大困境，而且经济不增长，就很难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进行未来投资。
图6 美国、英国、日本和欧盟GDP水平发展曲线
数据来源：汤森路透
欧元区和日本已经在努力地将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英国和美国做得更好一点，它们借助良好的国家和地缘政治环境，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比如，美国更灵活积极的体制使其经济具有创业性的特点；英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某些地区的大规模投资，较少受到乌克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然而，即便如此，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仍旧远远低于理想水平。
这个令所有人失望的结果说明了一个不幸的现实：太多数发达经济体缺乏适当的增长引擎。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沉迷于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无法自拔，而不是为了适当的增长驱动力运用金融工程和信贷权利。更糟糕的是，经济近期持续性表现乏力，使得人们更难以在用基本和持久的方式改进经济增长引擎方面达成共识。
正如我在2013年指出的那样，很多摆脱了危机的国家已经克服了诸如设计缺陷、增长乏力等经济危机后遗症的影响：“有些国家（比如希腊和葡萄牙），依赖政府的债务融资去刺激经济活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塞浦路斯、冰岛、爱尔兰、英国和美国）借助金融机构之间不可持续的杠杆作用的激增，来资助某些私营部门的活动（例如住房），这些活动有时几乎与基本面无关；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和韩国）利用看似无限的全球化和蓬勃的国际贸易来获取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1
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在与当今全球现实情况保持一致的情况下重置并重新校准，这些都需要时间。比较简单的情况会需要一个恢复愈合期并单纯地调整到目前的增长模式；然而更多的情况则会涉及基础结构调整，或者是向全新模式的过渡。后者说的就是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在实现和分享经济增长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那么它们重获繁荣的希望渺茫——假设它们的债务负担已经明显减轻。
全球经济缺乏足够个体增长引擎的时间越久，各国寻求从他国“窃取”增长而非增量性扩张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就像过去一样，很多国家会再次把汇率作为主要手段。
通过对本国货币的强行贬值，这些国家利用更便宜的出口价格和更昂贵的进口价格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事实上，除了美国（直到2015年8月）和中国这种极少数的个例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近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贸易尽管一直在增长，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当小，所以美国一直是唯一一个愿意看到国内货币升值的主要经济体，并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增长动力。但这里也有限制，特别是当美国公司发现竞争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种汇率策略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零和游戏，事实上，也有人称之为隐形的货币战争。因为发达国家在努力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有限，经济调整和改革疲劳现象很有可能会提前出现。欧元区的部分地区、日本社会的某些领域和新兴世界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因此，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想要重新回到原有的疲惫式增长方式上去（比如巴西），哪怕其效果有限，哪怕会带来潜在的间接损害和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那些仍在努力克服巨大债务负担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比如上面提到的希腊，为了应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崩溃（见图7），它急需一个全新的增长模式。长达7年的战争把希腊之前的发展成果消耗殆尽，穷人们的生活水平更是一夜回到20世纪80年代。22012～2014年，为了缩减财政赤字、改进税收管理、强化银行体系、增加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等，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政府开始致力于实施一系列政策，但大多数希腊人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图7 以2008年为基年的希腊GDP
数据来源：汤森路透
这些措施中的一大部分是以牺牲那些已经遭受失业或降薪打击的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尽管他们觉得至少可以做些什么，但他们很快发现很难保护自己——希腊的穷人承受了最大的重担。
不出所料，在2015年的希腊大选上，人民选择了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的新政府，他们相信或许这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政府能带领他们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新道路。但是尽管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魅力非凡且经验丰富，他还是发现反抗现有体制、提供所需的政策支点困难重重。经过数月的曲折谈判、资本管制、全民公投、反复的懦夫博弈、希腊央行的3周暂时关闭之后，政府不得不又回到了老路上——所谓的“拖延塞责和装聋作哑”。
当然，增长不足也是意大利和日本长期面对的一个持续性问题（见图8）。这个问题产生的影响力之广泛，即使那些立志改革并且避免金融诱惑的国家也难以避免，比如德国。
图8 意大利和日本在过去15年的增长曲线
数据来源：汤森路透
从最开始关注的周期性限制到之后适时的危机后复苏，经济学界一直在针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观察这些共识的演变过程非常有趣——我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前同事们已经能够从更独特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了。
众所周知，2009年5月，经过投资专家们的数轮讨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次推出了“新常态”（new normal）的概念3。这是个很简单的想法，反映了我们对由大规模金融和经济失衡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评估。4
简而言之，我们并不相信在克服了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会重新恢复传统的周期性的经济增长方式。5事实上，我还能回忆起在2014年3月的一次关于新常态的概念的表述，“就像改编蒙蒂·派森（Monty Python）的剧本可能会输得头破血流一样。与其追求一个快速的增长反弹（橡皮筋的‘V’形恢复），还不如经济活动保持持续低迷、高失业率的现状。”6
2009年1月，在一次投资委员会会议上，我向同事们介绍了“新常态”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开始来回排列组合“新”、“常态”这两个词及与其相关的概念（比如“稳定均衡”），想看看还有没有词组能更好地描述和传达“不会是常规性的恢复”的意思。在尝试了很多种，如“新非常态”的不同组合之后，我们一致同意，还是把原有的“新常态”作为表达“会持续至少5年时间的不寻常的状况”的概念。
后来才发现，我们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当时我并不知道，彭博新闻社备受推崇的经济记者里奇·米勒（Rich Miller）使用这个词的时间更早——后来他以富于建设性的、温和的方式提醒了我。
“新常态”这个概念很难获得支持和追捧。实际上，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经典的阶段：最初被嘲笑，然后反抗，最终被接受。我记得特别清楚，2009年的时候，有些官员就曾斥之为“胡说八道”。
尽管面对着持续的经济大动荡，许多人仍然受制于传统的周期性思维，毕竟它是几十年来的决策基础——换句话说，经济遵循商业周期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强大和稳定的路径。因此，他们错误地认为，在2008～2009年的急剧下滑之后，会有一个橡皮筋一样的反弹。
当我提出新常态这个建议的时候，发达国家政府界的反馈态度变得更加半信半疑。因为，当他们制定政策与对策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得到的劝告是要多学习新兴国家的经验，毕竟，这些新兴国家长时间处于结构化的而非循环式的经济环境之中。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这一切实际上反映了决策机构以及社会其他组成部分很难去适应一个新环境。即便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寻常的挑战，但这个概念仍然被说成是“太宿命”。其实并非如此。新常态的概念只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如果想要帮助经济恢复正常，决策者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需要拥有更开放的心态。
因此，最初政策反应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直到2012～2013年，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们开始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政治背景不再支持实现莽撞的全盘回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意见领袖继续无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不仅是新兴国家）的见解。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信心十足地宣称，“日本的情景绝不可能在这里发生”。7事实上，这里面的许多人都曾经给日本政府讲过课，自信果断地告诉日本应该做什么才能避免“迷失的几十年”。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如同我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8中写到的那样，这些人都欠日本一个道歉，他们严重低估了后泡沫时代经济复苏面对的挑战。鉴于欧洲和美国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不足带给人们的震惊之大，很多人都学乖了。
上面说了这么多，最终，在2014年还是迎来了一次相当广泛的改革。面对危机之后的平庸经济形势，新常态变成了主流观点，除此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它还被取了另外两个名字——一个更复杂，另一个更吸引人。
在2014年2月的一次有力的演讲中，拉里·萨默斯向公众推广了“长期停滞”的概念。9他指出，近些年经济令人失望的不佳表现有其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并且会持续很长时间。但这个概念起初只是在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之间传播，真正在大众间流行起来是在2015年4月，这还要得益于萨默斯教授和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间通过博客进行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流——这次交流的焦点再次集中于长期、结构性驱动和周期性驱动之间的平衡。
六个月前，前法国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决定使用一种更为脚踏实地的说法，于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期间，她把“新常态”称为“新平庸”（new mediocre）。10
对这种不寻常的和令人担忧的现象，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逃离流动性陷阱的困难、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挑战，到生产率趋势、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债务的影响、人口统计学以及“和机器赛跑”的变化。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首先是使实际增长低于经济的潜力，其次是拉低了未来潜在的增长能力。人们也曾经尝试通过长期停滞的综合分析模式来将这些驱动因素规范化，其中就包括高迪·艾格特森（Gauti Eggertsson）和尼尔·梅赫罗特拉（Neil Mehrota），他们曾很有见地地提出过新凯恩斯迭代模型。11
通过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观点，这两位经济学家解释了为什么常规性的自我校正无法让经济走上正确的复苏之路。12主要是与储蓄的过度供给有关，而永久性去杠杆化的冲击、较慢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又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增长一再被制约着，而经济最终将在一个“不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的长期衰退”中结束。基于此，高迪·艾格特森和尼尔·梅赫罗特拉论证了“长期衰退出现的可能性”。
因为全球互相影响，加剧了各经济体在国内遇到的困难，包括在协调不同国家环境和方法时的困难。2010年10月，就在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联储的行动进入新阶段之后不久，马丁·沃尔夫在发表于《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就指出：“美国正在试图通过印刷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而对美国来说，它会想方设法赢得这场战争，要么让其他国家通货膨胀，要么强迫它们提高对美元的名义汇率。”13而美联储的实验性刺激政策要么为紧随其后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效仿的示例，要么将造成美元贬值，使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窃取增长成果。
马丁·沃尔夫是对的，两个问题最后都先后出现了。一开始，只有英国央行响应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持观望态度。结果，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开始大幅下跌。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促使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也开始反常规地行动起来。(https://www.daowen.com)
总体而言，美国是成功的，它把其他国家都远远抛在了身后。但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它做出的突破还不够。之后，其他国家也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把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来使用），于是，一段时间之内确实缩小了增长差距，然而世界经济体系始终没有找到促进恢复全球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好对策。
这些发展和观点指出了发达国家可能面对的更长时间衰退的异常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可操作的结果方面，他们的观点可以（也应该）被理解为——即使不考虑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四大广义的政治含义，也就是，同时解决：（1）结构改革滞后于增长引擎的改造；（2）总需求量和消费能力及意愿之间的不匹配；（3）持续性债务对现有及新的生产能力的破坏；（4）欧洲不完全的区域一体化项目，以及其他多边瓶颈。
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好多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4个政策的含义是有效的——哪怕对每个所占的权重大小有分歧也没关系。但是，对权重问题看法不一致并不能证明我们缺乏全面的政策行动，特别是联系到日本的两次“失去的几十年”的例子，真实而令人不安。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进行分析理解，仅仅明白实际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还远远不够。经济学家们也在努力研究价格动态，特别是加剧了过度负债的不利影响以及低增长的、持续的反通胀力量——在起初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或“低通胀”）。人们对未来价格下降的预期越大，其推迟支出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也会破坏公司扩大生产能力和开发新产品的愿望。
经济学家也在试图搞清楚，一旦发达国家最终克服了流动性陷阱并保持了一个更高的均衡增长率，“中性”利率（与稳定通货膨胀并存的稳定的国家政策利率）应该如何确定。一般认为，新的均衡利率结构很可能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但究竟应该低多少，仍然众说纷纭。
这种疯狂的追赶过程不局限于经济学家。央行也正在努力，不仅在欧洲和日本——这些地区有害的通货紧缩已经成为现实，至少也是高风险。美联储的境况也差不多。在2014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美联储主席耶伦担心央行使用的传统方法可能不足以理解和预测通货膨胀的力量14——当通胀成为这些银行的核心目标时，就形成了单一的授权方式（如欧洲央行）或双重授权方式（如美联储），如果官员们对价格形成过程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自信地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还只是耶伦自2014年年初上任以来面对的许多复杂问题中的一个，而她的三位前任对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保罗·沃尔克面对的高通胀、艾伦·格林斯潘面对的股市崩溃的“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本·伯南克面对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只是做了早期的尝试性的解决，耶伦面对的问题的广度则大得多（现在仍然如此）。
如果说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从前任们那里都继承到了什么，当时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也不完全是一杯毒酒……当耶伦接管时，美联储已经结束了，她签署承担了一系列重要的、异常的、脱节断层的策略，她这样做是无心之举。”15其结果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的福利。
发达国家没能实现名义上GDP的增长，这使新兴国家的日子变得更加难过——不仅国内矛盾更加突出，其引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的实验也前景堪忧，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会不可避免地被追求非常规政策所扭曲，并且周期性地受到诸多金融不稳定的例子的影响，包括2013年5～6月的“缩减恐慌”、2014年10月美国财政部的“闪电崩盘”、2015年1月瑞士的汇率冲击、2015年3～6月德国的债权利率波动、2015年8月中国意外的货币干预举措。所有这些都让杠杆交易者们无序行动的综合影响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经纪自营商和中介机构变得谨小慎微，一些终端投资者们稍有风吹草动就赶紧离场。
巴西和印度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特别坦率，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发达国家增长滞缓且只有部分政策做出反应的背景下，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只能被动接受波动性的资本流动，而这些资本的主要驱动力主要来自国外的发展并非这两个国家内部。这里，就涉及“旅游美元”这个长期性的重要问题。我之前在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讲过这个，下面再来解释一下。
稳健的风险偏好、高度刺激性的银行政策以及发展滞缓的发达国家联手向新兴市场引入了大规模资金流，使得新兴市场成为庞大的交叉投资基金池的目标，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旅游美元”。因为这种交叉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规模巨大，它们投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对这些基金来说只是小数目——往往是知识型专项基金的数倍，而且具有更加不稳定的驱动力。
与其说这类资本是被对国家基本面比较深的了解“拉动”的，不如说是被来自发达国家更传统居住地的低收益的预期“推动”的。
这类资本通常来自对发达国家证券的基准点进行管理的账户，而不是和某些专业载体联合的渠道。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或价格升值的更高可能，它们的投资经理会“跨越”到更小的（一般是偏离基准的）细分市场中去。
一旦这种资本进行投资，很快就能发现交叉基金的信念和后劲都比不上专项资金。因此，它们往往是“到此一游”而非“常驻本地”。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这种资本往往拔腿就跑，哪怕不稳定的最初源头并不是新兴市场。（就比如发生在2013年五六月间的那次“缩减恐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声明表示央行有可能开始减少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提供的支持，给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
交叉旅游资本在新兴市场通常只做短暂停留，有一种很难改变的本土偏好，对于自己意料之外的信息，往往会过度反应。
由于资本流进流出而产生的波动几乎要压垮新兴世界国家的金融市场。记住，这些资金流并非主要由各个国家的基本面来驱动；相反，它们是发达国家及其央行政策下信贷工厂的产物，相较于地方金融体系的吸收能力来说，它们的规模更大。
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新兴经济体能想出一个稳健有力的策略来应对这个挑战，尽管它们也曾尝试过很多次。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都遭受着相当大的阻力。
在这个问题上，没人比受人尊敬且颇有见地的印度央行行长格拉姆·拉扬更有权评论和更加清醒了。他的个人履历非常丰富，曾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门的领导，提出了关于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在2006年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他给全球最高级别的政策对话中引入了一缕清风。
拉扬行长富有见地的评论触发了央行界同僚们的抵触情绪，有两件事情能够很生动地说明问题。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2014年4月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会议上——围绕着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而组织的众多会议之一，拉扬行长就曾对发达国家的实验性政策造成新兴国家的不良溢出发出警告。16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态度不算奇怪，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了。
然而，拉扬行长的言论却引发了当时坐在观众席的伯克南主席的反对——他已经在2014年早些时候卸任美联储主席的职位，现在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常驻杰出学者。
通过互联网实时播放，拉扬行长和专门小组对此进行了回应，央行的高层界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来自不同国家的两个备受敬重的央行负责人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呼之欲出。
伯南克重申了其他发达国家官员早些时候提出的论点，并强调指出，政策的追求体现了“国内措施”对“国内目标”的实现，即实现目标的成功应该转化为使全民收益高速增长，至于新兴经济体的负溢出效应，那些国家的当局应该适时做出政策调整（我们之后会很快再说到这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本书之前提到的2014年10月法兰西银行研讨会上。在一次专家小组会上，拉扬行长就央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发表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评论，说得更通俗一些，他说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但是，他所在小组的主持人并没有把他的观点当作急需讨论的问题的基础，而是礼貌地规避了，并且把他划到了“国际清算银行阵营”中——近些年来，国际清算银行一直在强调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其中就包括当它不能提供针对增长不足的解决办法时，扭曲了市场和基本面之间的关联。17
不知道是因为大规模游资剧烈流动的影响太大，还是因为新兴经济体都不能或不愿调整国内政策，新兴世界的整体增长速度放缓，以致它们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再扮演拉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它们就开始扮演这个角色并且减缓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下行趋势。事实上，当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经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或已经陷入衰退（如巴西和俄罗斯）时，新兴世界的角色已经转变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
总之，发达国家的增长不足，已经演变成为整个世界的广泛的增长赤字。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增长引擎越来越难以寻找，风险越来越大，可能产生的后果已经远远不止经济和金融方面——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在社会、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维度也会产生影响。
新兴市场整体增长减缓并不是唯一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它的出现始终伴随着另外一个并发症——各个国家之间和族群之间未来日益扩大的鸿沟。
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印度，正在努力释放被压抑的增长动力，大步向前迈进。其他像中国这种传统式调控良好的国家，正试图在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以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来实现软着陆。尽管面对着内忧外患，但在带领人民脱离贫困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增长将变得更具包容性，虽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情况依然难以避免。
其他国家，比如巴西，发现自己面临着老式的滞胀问题的困扰，或者是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可怕组合。为了应对眼前挑战而进行的错误的政策组合，不仅没能推动增长，还导致了更高的价格上涨，给人民，特别是穷人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压力。这一局面的扭转，受制于人们对滞胀情况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指数”（也就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总和），这让已经举步维艰的巴西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另外一些以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国家集团，正致力于对付经济衰退、更严重的货币不稳定以及不断蔓延的金融动荡，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着其商业活动。举个简单有力的例子吧，2014年12月，“卢布价值的极端波动”使苹果公司决定暂停其在俄罗斯的销售活动。
每当有一些经济体将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获得的大的反弹消耗殆尽——这种反弹曾经给它们的经济带来了发展，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现象就会出现。
在经历了多次国内债务和金融危机之后，包括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1994～1995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以及2002年的巴西金融危机，许多新兴国家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自我保险”计划，这个计划包括5个关键项目的多重组合，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
·以充足的国际储备的形式建立大规模金融缓冲区。
·采用更灵活的汇率。
·减少债务发行和资产之间的货币错配（经济学家称之为“原罪”）。
·偿还一些债务，在更优惠的条款下进行其他方面的再融资，包括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和降低利率。
·着手进行体制变革，使国内经济管理更负责、反应更及时。
换句话说，在经历了一系列轻微心脏病的侵袭之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走上加强锻炼、健康饮食和定期体检的健康生活道路。因此，当大的心脏病发作时——与起源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有关——它们挺过来了。它们做到的，不仅是生存下来，而且还迅速恢复了（比大多数人期望得更快，而且比工业世界的同行们做得更优秀）。
然而，从那时起，新兴市场已经把它们的反弹成果消耗殆尽了。再举一个类比吧，汽车产业发现自己走在一个异常漫长且崎岖的旅途上，路上满是由西方国家和自己造成的坑坑洼洼，最后只好使用了备胎，但发现离服务站还有很远。
当今新兴世界的金融缓冲没有那么强劲，原因在于较低的国际储备和更高的公司债务——国际清算银行员工的研究表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货币错配造成的。18与此同时，很多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要么是低估了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要么只会忙着推卸责任。
除了回弹性变得更低，很多新兴经济体的灵活性也越来越差，以致不能过渡到涉及更多微观政策的负责的经济管理体制——我们称之为第二代结构性改革，它在技术上更难实施，并且很容易被强大的既得利益所影响，但对维持增长和推进发展进程至关重要。
其结果就是，如果发达国家没有实现强大复苏，新兴国家的低增长率是不可能很快得到纠正的。但同时，新兴国家的增长带来的挑战越大，发达国家的复苏进程就越复杂。所有这一切，使全球经济更加不景气，政策失误和市场意外也更加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