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总结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会致命：它是继续前行的勇气。
——温斯顿·丘吉尔——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的。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
试着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名老师，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你得知这届学生的平均潜力会高于往年。听到这个好消息，你自然觉得开心，因为起码可以证明这些学生会更用功、更努力。但是，你随后又得知，这个班的情况还挺复杂的，好学生的成绩越好，差学生就会越不服管教，而且还有几个破坏力极强的捣蛋鬼。更倒霉的是，全年的课程安排好像都不能让学生们提起足够的兴趣来。
突然之间，你对未来一年的教学开始不自信起来，但是课都已经排好了，你也无能为力。你的希望是，不管怎么样，好学生能把全班拉一把；你的担心是，差学生会拖累全班今年的教学进度；你的恐惧是，那几个捣蛋鬼会不断妨碍别人的学习。此外，你还把自己辛辛苦苦几年建立起来的声誉作为赌注全部押了上去。
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的真实写照，复杂的问题不只是全球经济中的央行面对的，还包括我们自己。全球经济市场中的系统性重要的国家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差异极大。
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渐渐复苏，资产负债表也开始修复，总体前景似乎已经有所改善。但这些改善还仅仅是局部的，而且没有得到稳固。很多结构性损伤仍然存在。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也开始放缓。因此，各个层面的分散性逐渐增长，强调个人成就和经济发展前景之间的分歧、不平等现象可能被进一步放大、政局不稳、中产阶级被挖空以及受益于非常令人兴奋的创新能力。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常态”，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的社会福利都会受到不断增长的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和技术的“杠铃效应”的影响。
央行和我们自己都需要继续探索这个世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央行都是主要的且唯一负责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这种结果是有意义的；这是2008年的时候，出乎所有人意料，央行勇敢地挺身而出拯救了全球经济并且承担起更大的政治责任的结果。
我们都欠央行一个大大的感谢。多亏它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了大胆创新的行动，整个世界才免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衰退中。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失误，包括放任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庭和公司把不负责任的风险捆绑到彼此身上。
虽然央行已经成功地扭转了市场的不正常状况，平息了让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金融危机，但其积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因为它们发现，危机过后，没人可以接手将全球经济复苏带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因此，它们别无选择，只好承担起了宏观经济方面的空前重担。
这并不是争权夺利，也不是央行真正想要的东西。相反，政治失灵让其他政策制定者们无法提供更有效的工具，央行觉得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伦理上说，都有责任尽自己的一分力去争取时间，让私营部门恢复元气，让政治体系重新集中力量并重新承担其经济管理职责。
这时候央行扮演的不再仅仅是领导的角色了，它们还承担起提供几乎全部的政治回应的职责——以其固有的片面而生硬的方式。
作为唯一玩家，央行发现自己被推到了更深层次的实验性政治领域，停留的时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和希望。
制定政策通常需要经过困难的权衡过程，现阶段的现代央行也是如此，但它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局限性：这一次，央行根本无法求助于可靠见解、历史经验、分析模型或者过去的政策经验，它们得不到正确指导和信心鼓励。
从积极的方面看，央行采取的非常规政策确实为其他部门争取到了可观的时间，促进了主要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从银行开始，然后是企业和家庭。它们对于增长的贡献，尽管不温不火有些令人沮丧，但拿美国来说，起码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如同专注的工程师一样，央行用自己拥有的有限材料建造了一座尽可能好的桥。但是，无论这座桥有多长，正确的目的地永远也不属于它们自己。
是的，私营部门的复苏有利于重现活力的增长。事实上，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经历过多年的误导和不完整的增长策略之后——包括过于强调金融而在产能上的真正投资不足——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高包容性增长和持久的金融稳定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政策回应。
我们不应该对央行过于苛刻。毕竟，央行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它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去通过基础设施升级、教育现代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央行没有能力去改变过时的财政结构——漏洞百出、牺牲社会整体的利益去维护特权阶级和富人们的利益的财政结构；对于榨干经济活力和阻碍新投资的债务负担，央行也无力消除。
正如央行自己认识到的需求一样，它们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和国际经济结构。就欧元区而言，央行最多也只能完成四条桌腿中的两条，即便是这两条腿，也需要自己国家的政治领导愿意支持才可以。在多边层面上，尽管各国央行都曾经成功地与国际清算银行进行过合作，但始终没能转化为更广泛的全球盛会，这也让央行倍感受挫灰心。
尽管许多私营部门——首先是企业和银行，其次是家庭——已经利用央行争取到的时间修复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但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增长还没有恢复，其未来潜力甚至还面临着下降的危险。除此之外，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需要放开心态去接受运营的重新启动，但大多数人仍然无法做到。
然而，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对一些央行来说，他们其实还能做更多事，但鉴于所面临的挑战，这些事情都相形见绌。央行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政府在之前谈到的那四个关键领域进行全面的政策回应。
由于政治失灵的破坏，世界各国政府仍然无法及时充分地做出反应。虽然也有一些国家政府有所进步，但更多国家依然困于政治僵局中。尽管自己无能低效，但这些政府对央行超级能动主义的关注又让他们找到了借口，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与此同时，高失业率鼓励了非传统政党的发展，使得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社会保障网络更加紧张，推动了收入、财富以及机会上的更大不平等的出现。
同时，其他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不容忽视。
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是即将到来的这一轮在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和巨大流动性注入刺激下而产生的通胀，也不应该关心央行将要大量抛售证券、扰乱市场运作这种奇怪的观点。它们不会这么做。
相反，我们真正关注的应该是对过度金融风险、资源分配不当带来的潜在后果，应该关注可能威胁到市场的正常运作和稳定的因素。
此外，经过一段时间显而易见的统一发展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分歧更大的时代。这种明显的分化可能会让本来已经很严峻的经济、金融、体制、政治和社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之间不同的经济成绩导致了最有影响力的央行之间的政策立场产生分歧（特别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之间）。那些沉浸于强刺激模式的央行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才可以取得相同的影响。那些长期依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出口匝道的央行发现，如果不能引导市场先人一步争取到最终价值，从而破坏掉出口秩序，那么这趟多年的政策之旅将充满坎坷。
这种差异也给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挑战。由于缺乏全面的政策响应和适当的多边协调，全球协作的大部分功能最后都沦为了汇率问题——并不是因为各国汇率完全有能力去有效协调各国合作，而是因为没有东西能取代它。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看来，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大幅波动带来的后果很让人担心。这种变化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还有一些来自底层的破坏。个人在之前从没有掌握过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政府治理还是公司责任，他们都期待从服务方那里得到更多。同时，提供服务的人也要面对现实，来自其他领域的竞争对手正虎视眈眈地展示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很少有人善于自我颠覆。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经历着自上而下、从里而外的撼动。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极其动荡不定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市场价格无法完全反映的世界。
幸运的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制约因素，不再是个人、公司、国家、地区和全球各个级别政治应对的缺失了，而是执行的问题：政治上的以及个人方面的。
在长时间摆脱其周期性心态的同时，大西洋两岸的传统观念也在和结构响应中的重要因素相融合。其结果是，经济学家在之前讲过的“四条腿”的政策响应的问题方面达成了大量的真正共识。
世界等待这种全面响应的时间越久，之前讨论过的那10种不同但逐渐加强的力量就越会对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造成破坏，并且无以为继。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一个拐点——央行将发现自己的政策慢慢变得无效。随着金融波动性的不断增长，将会达到一个极限状态：当金融风险被从基本面的“锚”中分离出来后，将无法再被人为地抑制住。我相信，这个拐点会很快到来，之前会有预兆出现。
然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下一个阶段不必增加经济、金融、地缘政治、体制、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弊病。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的选择——深刻的、必然的选择。
自然，现在很多针对“繁荣与毁灭”T字路口问题的评论往往都集中在可怕的那个结局上面，不仅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还包括制度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影响。是的，这个世界很可怕——增长不充分和经济不稳定的复现可能会导致一代人受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贫困和政治极端主义的影响。然而，请不要忽略我们还有第二条出路，这条路和第一条路有着一样的出现概率。(https://www.daowen.com)
经济腾飞提供了动力，政客们终于开始追求决策职责（“卫星时刻”），开始寻求更有力量的多边政策合作，可以明确地说，第二条道路通向的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通过进一步改善有利环境，大量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现金有效地参与进来。卓越的创新加速并放大了有利影响——引用2015年3月安德鲁·麦卡菲在伦敦举行的未来工作大会中的讲话，“我们尚未看到任何迹象……（能和这些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发展”——真正的金融稳定将会成为高包容性增长出现的基础。
想要准确预测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走到T字路口，或者我们到底要选择哪条路，非常困难。但这也提醒我们，未来尚无定论，一切皆有可能。目前的形势无关命运，在于我们最终共同做出的选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当我们被带离舒适区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毕竟，纵观历史，这对于社会福利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以及为了提高成功概率，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也可以等着别人把事情都为我们处理好，这是个听上去很诱人的办法。为了提高未来结果的分布概率，利用央行斥巨资为它们搭好的桥，凭借政治体制的授权，各国政府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无论是自己做，还是通过更好的多边合作，或者是通过公私合作伙伴管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倡导宣传的作用。
但这种行为不仅只与各国政府有关，作为个人，我们也可以，并且应该采取行动，而不只是等待政府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从认识前景如何，并且为什么会那样开始做起。因此，本书的重点就是缺乏正常钟形曲线令人安心属性的双峰分布曲线。
请记住，我们中绝大多数人习惯应对的未来事件的期望，是一条循规蹈矩的正常分布曲线，这条曲线的某一个特定结果拥有最高的发生概率。现在，这条曲线要被双峰分布曲线所替代了，我们反应函数风险的有效性大大降低，面临着彻底瘫痪或者行动惯性的风险。
认识和理解这一基本观点，是更好前进的第一步。这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需要辅以适当的工具——调整结构、更新流程、放开心态、行为调整等。
正如本书中详细说明的，未来几年的赢家，将是那些拥有相当广泛的认知多样性、接受自己的盲点，并努力克服显性和隐性偏见的实体。他们能够聪明地进行情景分析，积极寻求外部投入，不为证明自己先验的正确性，而是丰富进一步的审议过程。他们会利用结构来完成繁重的工作，他们能够进行频繁而睿智的沟通，他们会在多个层面内化推动广泛改变进行的微观作用力。
这些实体将会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并借鉴外部知识。他们将更贴近客户快速变化的偏好和互动模式，从而将长久以来的“批发”模式转变为“零售”模式。他们会更好地利用内部数据和外界观点去实验、巩固和回应。他们将确保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数据，也将有选择地自我颠覆。
简单来说，这些实体都能够成功地将可选性、弹性、灵活性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世界已逐步接近T字路口的时候。
·可选性，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更严重的不确定性。
·弹性，能让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品去管理不同的风险。
·灵活性，提高我们的反应能力，特别是涉及利用上行波动的时候。
这三点加在一起，让人想起了丘吉尔的一句话：“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会致命：它是继续前进的勇气。”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吧，这是几年前丹·苏尔（Don Sull）讲给我的。
这是一个体育迷写的一本书里的例子，虽然讲的不是企业或政府的事情，也不涉及商业、经济、金融或政策的内容，它说的是关于世界重量级拳击比赛的事情，但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1974年10月，在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举行了一场名为“丛林之战”的拳击比赛，无败绩的强大的世界冠军——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对已过职业生涯巅峰期的老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赛前，几乎所有专家都看好福尔曼获胜，毕竟，他曾经多次表现出来压倒性的力量，击败过大部分对手；而阿里年纪大了，不能再“像蝴蝶一样闪躲，像蜜蜂一样出击”。
而赛前的主要问题还并不是谁会取胜，因为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拳击史上实力相差最悬殊的一场比赛，拳王归属毫无悬念。
让人们不确定的是别的问题，比如最后阿里的伤势到底会有多严重，众说纷纭，甚至有人预测他会就此丧命。
第八回合，阿里击倒了福尔曼。游戏结束，爆出了史上最大冷门。这也引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原来，阿里的团队明白，他们面临的可能结果是一个双峰分布曲线，尽管分布得相当不平衡——阿里要么会受到重伤（可能性更大的左边模式），要么就是一个彻底的奇迹（可能性很小的右边模式）。但这不会是普通的战斗，阿里扛不住完整的15个回合，不可能寄希望于数点决胜负。
阿里的教练认为，他们应该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战术来应对——要灵活地去适应——不放过一丝机会去争取两个结果之间的平衡。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减小坏结果出现的概率、提高好结果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放弃阿里确立已久的拳击风格，转而考虑其他方式。
于是，阿里团队开始从根本上改变阿里的训练计划，以增强恢复力和灵活性为目标，从而提供更多的可选性。
更好的恢复力可以帮助阿里持续保持战斗力，尽管可能会因此吃点苦头；灵活性可以让阿里趁福尔曼注意力减弱或体力不支的时候发起偷袭。为了增加取胜的机会，他们还苦苦思索想要利用现有结构来完成这个艰难的比赛。
在认识到预期结果的不同分布之后，阿里从根本上调整了训练计划，他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站在拳台上不动，任凭狂风暴雨般的乱拳打在身上——日复一日的这样。
但变化还不仅如此。10月那天的战斗开始之后，阿里的表现让所有人觉得不可思议。
阿里并没有站到拳台中央，而是靠着一边的绳索站在那里，抬起双手双臂，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观众们起初都非常惊讶，很多人都觉得阿里的这种战略是巨大的判断失误。但是，他们都错了。这个冒险举动的目的是要利用绳索来分散福尔曼打到阿里身上的重拳的力量——之后，这个战术被戏称为“倚绳战术”。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曾经也是一名拳击手，他是这样描述阿里的策略的：“如果只用脚站立，当对手打来一记重拳的时候，即使用双臂来挡，仍然会很痛，因为你是在用躯干、双腿和脊柱来承受这个冲击力；然而，阿里通过倚靠绳子来把这个力传递出去，绳子因为受力而拉紧。”2阿里由此获得了原本不可能有的选择权。
七个回合下来之后，阿里承受了大量福尔曼的重击力量，拳拳都想把他击倒。但这个时候，福尔曼的体力也在大量消耗着。第八个回合中，阿里看准了一个福尔曼的漏洞，施展出惊人的敏捷性，把福尔曼击倒在地。
这个故事讲的不仅是认识到双峰分布、做出相应反应，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克服狭隘的观念、陈旧的框架和盲点；同时，它讲的也是积极去改变两个潜在结果的分布，朝着更好的结果去努力的事情。除此之外，它还告诉我们利用结构的重要性吸收新的见解，改变原有的游戏计划；它还凸显了可选性、弹性和灵活性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这些观点，如今转化为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和多边制度面对的挑战。
政府也应该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指望央行去做那些繁重的政策类工作了。现在迫切需要出台更全面的政策方法。通过掌握政治意愿和领导能力，政府可以释放出就业不足或者失业的人群、闲置现金、更好的全球政策协调以及重大创新的巨大生产力。同时，公司和家庭也应该努力去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
央行与此息息相关。在被迫成为“唯一玩家”之后，它们现在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实施超级政策实验的那段特殊时期的遗产都掌握在各国政府及其政治领导人手中。
如果政治体系最终能够承担起它本应承担的经济治理的责任，那么央行的风险政策就将获得回报。它们的勇气、智慧和判断将被歌颂赞美，它们的政治自治权和经营灵活性将受到保护。
但如果政治系统功能失灵，央行的情况会变得更糟。它们不仅不会被视为解决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会被当成是引发甚至加剧问题的角色。最终，全球经济将会失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难得全球经济如此齐心地致力于这条通向T字路口的道路；几乎从来没有过像这种二选一的两个选项之间对比如此鲜明；很少会有风险如此之高的选择题。
实际上，我们最终关注的还是选择的功能，而非命运。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和央行共同肩负起制定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在国家、区域和多边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其他人就应该是被动的观察者，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去帮助提高好结果的出现前景，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提高我们的敏捷性、选择性和应变能力，我们需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包括承认那些过去很好用的办法未必适用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