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国集团”现象以及国际经济的无体系化趋势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零国集团”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或将会拥有一个可以驱动国际议程的政治和经济杠杆。
——伊恩·布雷默——
目前，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国际货币无体系”。没有人必须去遵循任何规则。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短期最佳利益为出发点来行动。真正的困难在于：对短期利益的追逐，例如追随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而且，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也会进而影响到其他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追随着美联储的脚步，采取宽松模式，而我们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这里完全就是一片处女地。
——威廉·S.怀特——
问题6：由于国家功能失调对全球政策协调性造成了破坏，使传统核心和外围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逐步升级。
不难看出，政治上的僵局、效率低下的政府和地区合作伙伴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最终将会破坏正确的经济管理和跨国政策协调。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从长期经济不景气的受害者转变为它的帮凶。这样一来，不仅会破坏经济的迅速恢复，而且会使不利的“多重均衡”发生的可能性提高。换句话说，单一的不良结果会增加未来出现更坏结果的可能性，而不是回归到历史基准上去。
欧洲和美国忙着应付国内的各种问题，多边体系失去了对新兴世界在信用和公平上的信心，也难怪全球政策协调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但在深入探讨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这并不是说全球系统已经完全无效。事实上，一个特别的、积极的后危机时期发展已经出现在了贸易领域——也就是说，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系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低增长和高失业率带来的压力。
与以往不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经济繁荣的真正威胁，至少目前还不是。这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成长的方式有关，与国家和企业的激励机制的配合调整也有关系。
大多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还有许多不那么重要的国家）之间都是互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公司在国际销售领域取得了显著增长，其中相当多的公司在海外建立了生产链。
这一切都说明，现代“意大利面碗”的现象是可以让贸易活动受益的。同时，保护主义注定会付出代价。面对这个方程式两边包括家庭在内的诸多经济实体，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力下降了很多，那些以推动保护主义为目标的政治联盟也越来越举步维艰。
在以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为主导的各方的不断努力下，加强全球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是明智之举，这个做法说详细点，就是跨境协调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功能。当然，这一切并不足以抵消系统核心缺陷造成的压力。
在当今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仍然是发达国家。这个体系结构假设发达经济体在未来仍然能够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它们具有巨大影响力以及诸多历史上积攒下来的权利。在多边机构中，发达国家拥有强大话语权以及否决权；作为回报，它们也支撑起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局面。
由于无法提升全球系统的设计结构，也不愿意站在一旁被动等待，一些国家逐步建立起了一些可以明确绕过核心的小通道，特别是一些金砖国家[1]1尤其如此。从理论上说，这些国家在文化、政治、地理或语言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这些国家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方式感到不满，从而激发了他们共同一致的行动。2
这些行动最开始只是一些相对较小的尝试，主要集中在双边支付安排方面；而在亚洲，一些地区的互换安排已经慢慢蜕变为更大规模的了。
从“新的开发银行”和金砖四国峰会上推动的相关互惠额度，到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国家正在尝试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功能（尽管规模较小）。当然，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还谈不上是要更好地管理全球系统，但是，它们很有可能最终会建立一个平行系统，分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部分权利。(https://www.daowen.com)
这也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纷纷反对这些新兴经济体推动新的体制性举措的原因之一。但他们的反对并不像过去那么果断。实际上，就在美国强烈反对设立亚投行、反对在中国领导下为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主动寻求调动和分配更多的资金时，它的那些盟友们都对美国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以至美国对自己的想法都产生了动摇3——从起初的竭力阻拦转变为寻找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法加入其中。
这可不是美国第一次强烈反对亚洲的倡议了。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亚洲试图成立一个名为“亚洲货币基金”的组织，以更好地应对该地区的需求。这是因为在亚洲领导人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对亚洲国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实在不够敏感，它们不仅急于求成、不能因地制宜，而且深受西方国家思想和经验的影响。
由于担心这样一个新的机构会破坏全球系统的运作，美国领导了一个成功的运动来对此进行打压。为了安抚亚洲地区的情绪，美国施行了一系列相对轻松的、局部的举措，其中就包括清迈货币互换倡议。但就西方主要经济体而言，当时确实没有新机构的容身之地，它们自有办法。
在快速向前发展了十几年的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再也没有能力去打压新的举措了。因此，国际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不断增加的全球碎片化风险——加剧紧张局势、冲突和低效率。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影响和作用，包括中国希望通过大量的金融资源来争取领导地位，这种忧虑短时期内不会消散。
需要注意的是，正在进行的全球调整的出现范围不仅限于国家，我们也见证了企业前景的重大变化。在对影响社会的“四大破坏性力量”进行的一次深入研究中，来自麦肯锡的3位作者理查德·多兹、詹姆斯·马尼卡和乔纳森·韦策尔在《不是一场普通的瓦解：全球四大力量正在打破所有的趋势》一书中指出，“直到2000年，财富全球500强中95%的企业……总部都设在发达国家；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更多的大型公司，无论是美国或欧洲，我们预测，近一半的世界大型公司……都将来自新兴市场。”4
“金砖四国”还不太老练，其举措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尚无定论，亚投行和新的开发银行亦如此。就像我在2014年7月发表的《世界银行将要失去亚洲了吗？》一文中认为的那样，5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迎接六大固有挑战的能力，要想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确定关键的任命和决定的是精英阶层，而不是政治和民族权利。
·能够在发展和商业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促进公私伙伴关系的可重复使用。
·确保项目是对环境友好的，是可持续发展的。
·全面地提出支持性的制度、法规和法律结构。
·部署和应用一套更为现代的、循证的分析和融资工具。
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不满足，“金砖四国”的举措可能会造成三重损失：第一，由于政治分歧、低效率、高费用的影响造成机构自身的损失；第二，“金砖四国”为实现具体目标而不惜以现有体制失灵为代价；第三，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多边体系进行有效运作。如此一来，政治声明最终会让人失望且短命，此外还会对未来更有前途的举措带来潜在损害。如果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那么“金砖四国”就可能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繁荣的多边主义改造的催化剂。
【注释】
[1]金砖国家，这个词是10多年前当时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提出，现在是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些国家构成的集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