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歧更大的世界（Ⅲ）
非经济、非政治的不利因素
零国（G-0）集团的形态并不是理想型的，它是分析型的。不幸的是，这也正是我们所处的位置。
——伊恩·布雷默——
虽然经济学家、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们很自然地都会专注于熟悉的东西，但他们也认识到非经济因素能够发挥作用。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反馈机制和多重均衡的范围早已变得不再重要，所以保持“外在因素”的开放性心态特别重要。具体而言，有两种外在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它们会影响到经济前景和央行的政策。
第一种外在因素来自国家政治，特别是反传统、反政府党派的出现。美国人对前几年崛起的茶党都不会陌生，它的作用就是破坏在他们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两党合作制度。这些因素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包括2013年联邦政府被迫关闭了整整17天，以及对债务上限的押注，几乎把美国推到了技术违约的困境。
国会议员们已经意识到，美国选民对这种政治游戏的兴趣已经减弱，其威胁也已经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能够共同合作去制定有利于经济潜能释放的政策措施了。
是的，国会确实不太可能通过各种政治花招使经济脱轨，但现在，华盛顿的僵持局面还会持续下去，这样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受阻、不平等加剧、全面繁荣遭到破坏，从而影响美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家庭和企业是否能够更强有力地摆脱“无所事事”的国会的掣肘。具体来说，就是它们是否可以把已经功能紊乱的华盛顿抛在脑后、不理会由此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与未知，或者继续采取观望态度，担心着今天的决定最后也许会被将来国会的政治决定证明是愚蠢的。
欧洲正处于这种政治现象的更早期阶段——会更多地让人联想起2010年中期选举前夕茶党出现时的情况，茶党以其激情颠覆了既有的秩序，以其奉献精神为动力改写了华盛顿的游戏规则。
我们已经注意到，整个欧洲对反传统政党都秉持着支持态度——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到法国极右翼国民战线，这些政党都致力于颠覆现状，建立政治秩序。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丹麦、西班牙甚至德国，都表现出了这种趋势。
经济和市场面临的潜在问题是，大多数的政党都很清楚它们希望废除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废除，但只要真正提上积极的日程，它们的态度就变得模棱两可起来。对于它们反对的东西，大多数政党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全面一致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这些政党会让人联想起“自由战士”，虽然成功推翻了既有秩序，但也没能建立起来一个更好的秩序。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希腊正在发生着这样的变化。如我们之前说过的，2015年1月，左翼联盟在赢得了决定性大选的胜利后，极力提出各种政策，以兑现选举前做出的种种承诺；同时为了国家经济的可行性，也得让重要的外部债权人感到满意。但是，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这样做的难度之大。尽管它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支持，但在希腊经济危机期间，激进左翼联盟的努力效果确实十分有限——一部分是因为犯了新手才会出现的管理错误，另一部分是由于欧洲当权派的顽固强硬态度。
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和削减债务的背景下，在新政府制订减少财政紧缩的综合计划之前，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将缩减希腊的专项融资窗口。希腊财政部长出访欧洲各国首都的时候也备受冷遇，特别是在柏林时，他和德国外长在一个极不寻常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会晤之后，甚至无法就是否达成共识这一点达成共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外长就公开质疑称，他们是不是已经谈到了那个份儿上。(https://www.daowen.com)
最终，同时也是迫于沉重的内部压力，左翼联盟不得不做了更多前政府曾经做过的事情，它的欧洲债权人重新获得了急需的财政援助的流动资金。
欧洲其他国家的传统和反传统政党都在密切关注着希腊的情况，它会对欧元区的稳健性提出考验，但这个现象要发展到整个欧洲也需要一定时间，原因有三个。
第一，这些非传统的政党还没有触及政治临界点。没错，它们确实影响到了老牌政党的一些想法，不过这些想法都还不太确定，但这并不是说不会发生。实际上，从2016年英国欧盟公投到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有一些重要事件眼看就要发生，但在发生之前，市场就会利用其他因素做出权衡取舍。
第二，市场对央行的信心很大，完全相信央行有能力去抑制市场波动，这也削弱了潜在国家政治不稳定带来的影响。和市场会关注政治发展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一样，央行的流动性注入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先进配置决定了短期投资组合市场定位和波动性。
第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政党一旦掌权之后都会变得传统起来，这些历史先例也让许多市场参与者稍感宽慰。希腊似乎现在也要开始进行这样的转变了。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政党在传统经济政策上都成功地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巴西从2002年开始的转变。1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2年10月，那时巴西市场一片混乱：股票和证券被猛烈抛售、汇率转弱、储蓄纷纷逃离国内银行、政府和企业都难以再滚动它们的信用额度为到期债务进行再融资，更别提调集到新的贷款了。而这时，左翼政党领袖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赢得总统选举在即。
卢拉就是在这种金融动荡的局面中上任的。之前他曾几次在公众和私下场合对巴西现状进行过调侃——债务重组和成长型策略的进行都严重依赖国家主义。相反，他在经济管理上采取了相对正统的方法，同时还重申，一定会满足所有未偿债务的本金和利息支付。在这两个问题上，他始终都保持着坚定的立场。
金融市场重新回归平稳。许多之前被长期拖延的改革措施被落实并执行，推动了增长回升。巴西迎来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和减贫阶段。
第二个外部因素指的是地缘政治的流动性。
不久前，国际关系专家和其他人都在讨论，这个世界是否比50年前更安全了。有人认为美国和苏联这种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度减少了——这两个国家都各有一个巨大的核武器库虎视眈眈地指向对方。但消灭大的人口中心则是个小错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世界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这种情况了。
而对于那些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危险的人来说，他们会怀念过去那些“理性的”单一民族国家时期。毕竟，让这种民族国家坐到谈判桌前容易得多，这样的国家架构也有利于提高它们相互之间进行建设性接触、有意义的承诺以及可靠验证的可能性。对于那些“非国家行为体”，比如“伊斯兰国”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然而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因为它们缺少应有的组织架构，相互之间也没有一个强制执行的约定的历史，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具有建设性的互动，更别说让它们遵守承诺了。
其实，这场辩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两种现象如今都在上演。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使得世界冷战因素重新出现——尽管考虑到全球都参与进来了以及潜在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算是冷战“精简”版了。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出现，它们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并威胁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各国政府必须去应对与非国家行为体有关的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甚至发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行为也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确实，莫斯科对它们进行了干预，但谁也无法确定，克里姆林宫在任何时候都能对它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再说一次，很难说市场已经给可能发生中断的规模和范围做出定价，这种中断就是由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可怕结合带来的，无法定价的原因就在于央行的力量可以保护市场的巨大信心。但这些影响在未来应该会有所减弱，市场会对不确定性和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结构做出快速反应，但以线性和有序的方式进行定价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