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三连胜
通过作用于大脑，贫穷会一代一代地永久保持下去。
——玛德琳·奥斯特兰德——
由于使用这些新手段可能带来与常规货币政策不同的后果，尤其是在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面，确定、权衡并在必要时缓解这些后果变得更为重要。
——马里奥·德拉吉——
问题3：由于周期性、长期性和结构性这些异常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那些已经把机会破坏掉的国家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情况的恶化情况已经显而易见。
这就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到第三个问题，或者说，各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了我所说的“三重不平等”——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
不断恶化的不平等并不是新现象。几十年来，它一直是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社会的特点之一。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制的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很严重，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人口的收入的9倍，在25年前，这个数字是7倍”。1
如果把最富裕的群体范围重新定义到5%或3%，这个已经很可观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如果把范围进一步缩小到1%或0.1%，差距简直要大到难以估量。
以美国为例，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些关于财富的数据。
截至2013年，美国前0.1%的人口拥有着美国22%的财富，所占份额是40年前的3倍；前3%的人口占有着54%的财富；而前10%只给后90%的人口留下了25%的社会财富。2
收入方面，这些年的情况也急剧恶化。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前1%的国家创收者获得了95%的收入增长率（1979～2007年，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在54%的平均值）。在19个国家中，这个数字干脆超过了100%甚至更高3（这意味着，在有些国家，部分人收入增加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是停滞甚至下降的）。
每当全球不平等，也就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变小的时候，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一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都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这种现象不仅与富人占有的财富份额增加有关，更伴随着中产阶级空洞化的出现。《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的编辑们曾评论说：“美国贫富差距的逐渐增大，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腰包正在日益萎缩。”4
近些年来，在不平等方面呈现出的变化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是美国经济萧条不振，而另一方面华尔街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危机后复苏，包括企业利润持续的历史性激增，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升至创纪录水平，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这个过程中，大众的讨论重点已经从把不平等看作市场系统的必然结果以及努力工作的激励政策，转变为对过度不平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担忧。
我们之前曾讨论过华尔街的复苏以及会使富人受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屡创新高。相比之下，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国家，它们的工资水平却始终停滞不前。即便是美国，虽然2014年新增了31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有了显著下降，但薪酬增长速度仍然慢得令人沮丧。
美联储的研究，其中包括其通过消费者金融调查而获得的丰富数据，证实了不平等性异常且重要的增长，而这只是众多数据来源之一。它详细说明了“2010～2013年，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家庭总体平均收入增长4%，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了5%，同时，收入集中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此外，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显著增加，而“处于收入分配最底端的家庭看到的却是平均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5
从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现实中，也能看出白人和少数民族家庭之间的差距。美联储数据显示，2010～2013年，少数民族家庭的中间收入下降了9%。相比之下，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家庭收入水平几乎没有变化。(https://www.daowen.com)
在一项2014年的研究中，皮尤研究中心的拉凯什·科赫哈（Rakesh Kochhar）和理查德·弗赖伊（Richard Fry）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不平等在“大萧条后，扩大种族间差距”的程度。6根据他们的发现，自1989年以来，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在财富方面的差距达到了最大。此前，2010年时，白人家庭收入是黑人家庭的8倍；201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3倍。相对西班牙裔家庭，这个差距也是在不断恶化的，尽管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从9倍发展到了10倍，或者是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还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因素，加重了收入、财富和机会上的不平等。
结构性驱动因素多种多样，从技术进步不断变化的性质——高技术人才能够从中受益，到“赢家通吃”型投资特征的兴起，包括偏袒富人的政治体系都属于结构性动因。同时，传统的周期性再分配政策已经明显消失不见了。政治极化严重制约着积极预算政策的制定，政府大幅降低了转移支付和其他支持穷人政策的关注程度（比如，美国国会并没有积极通过新的5年预算，即使这是立法机构的经济管理责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欧洲，财政紧缩政策严重影响了社会部门的支出，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收入再分配功能。
央行对非常规政策的限制使得对长期不平等的周期性反应的限制变得更加严格，虽然不是有意的。如前所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倾向于支持富人的，因为后者拥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过大，自然成为央行所有行动的标杆。
考虑到上述种种，人们现在如此关注不平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一部专门讨论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大部头（近700页，包括研究分析和历史见解），这本书一上市就飙升到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7在2014年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无论在政府部门、产业集团还是智囊团组织的研讨会上，不平等问题都是最常见的议题之一。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平等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公平性问题，远不止对社会、地缘政治以及政治福祉构成的威胁：它还创造了一个经济反馈的负面回路，使发达国家摆脱经济萎靡变得更加困难。
在我发表于2014年8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8我就曾经提出过，理解不平等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时，不能再自欺欺人地把它理解为对努力工作、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激励。在我看来，如果不平等的程度超过了一定的标准，它就会对经济活力、投资、就业和繁荣造成破坏。其中原因需要结合上文中提到的数据，再回归基本宏观经济学去解释。
富裕家庭往往倾向于花费较少的增量收入（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因此，随着大部分社会收益流向这一群体，而收入增长并没有转化成需求增长，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范围广泛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而总需求不足本身阻碍着以提高生产率为目的的结构化改革的进行。也就是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已经从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罪魁祸首。
而关于机会上的不平等，我们这里也有事实证明。从长期性的青年失业率到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在决定下一代的收入和财富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贫富差距越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取的健康服务的差别也越大，这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就业前景和收入。此外，最近神经科学也在研究贫穷对儿童大脑功能的负面影响，9以及你从贫穷中获得的是长期负面的真实威胁。
央行已经深陷到这个复杂和情绪化的争论中，这并非它们自愿，而是因为它们被迫依赖于一个相对狭窄的、会加剧不平等的政策工具。事实上，这场严肃辩论的中心点，并不是要讨论央行的非常规政策是否导致了不平等，而是未来产生的总体经济效益是否能够抵消这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到目前为止，本书的讨论集中于央行政策的影响——把提高资产价格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方法。它带来的影响会放大华尔街投资环境的快速改善以及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停滞之间的差距。实际上，量化宽松已经成为回忆，如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在评论纪录片《象牙塔》时谈起大学时所说的：“一流的大学像保时捷，它们可以带你走得很远很快，但开车的人只是幸运的少数人。”10
不平等性的另外一组效果也值得一提。它们涉及在持续性高度压抑的汇率制度下——央行非常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借贷双方收入的直接影响。
显然，低利率——特别是人为压低的利率——通过损害大量净贷款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而使大量的净借款人和贷款人从中受益。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其次是非金融公司，而且金额可观。2013年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表明，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员估算，2007～2012年，欧元区、美国、英国的储蓄总金额为1.6万亿美元，非金融公司存款金额为7100亿美元。11
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家庭生活状况变得大不如前。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储户——通常是老年家庭——他们依靠的是短期的、收入固定的有价证券（比如存款单），以及从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来保障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事实上，利率下降促使保险公司开始去做一些降低保证支出以外的事情，一些公司甚至已经放弃了年金业务。
总而言之，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其不良后果很容易形成一个自馈式的恶性循环。央行在被迫实施一系列政策之后，短期内加剧了不平等的现象，也难怪它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其难受的境地。如果没有以下两个让人困扰的现实问题，那么这一切也许还并没有那么要命：第一，现有的政策方针并没有带来收入和工资的持续增长以弥补不利的短期影响；第二，对不平等的广泛回击已经开始，并威胁在未来要把央行吞噬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