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国际体系
如果觉得区域问题还不够复杂，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全球领域。
想要让全球经济真正发挥出其巨大潜力，需要一位更优秀的全球指挥家。如果缺乏足够的跨国家的政策协调，会阻碍国家级的更好的政策发挥有利影响。
如果把世界经济看成一支乐队，那么它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包括铜管乐器、打击乐，弦乐、木管乐器等。每个乐器演奏出的乐曲都很动听，其中一些甚至出类拔萃。但如果它们不依照同一个乐谱演奏，或者没有一个出色的指挥，也无法演奏出连贯的乐章。
全球经济缺乏的就是这种共同的乐谱和指挥。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享有几乎所有会员资格、拥有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机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讨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都不赞成改革，这限制了它发挥作用。该组织始终保持着相当封建的做法，慢慢吞噬了它的有效性、合法性以及信誉。
而“×国集团”（G's）的组织形式似乎也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八国集团，包括7个西方国家以及1998年加入的俄罗斯，但俄罗斯的不可预测性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导致其在遵循国际行为准则上的失败。实际上，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的暴力行为升级之后，八国集团最初的构想已经被完全废弃了。
如果能回到原来七国集团的设置（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情况可能会轻松一点，但当今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它们的有限范围导致了终有力所不逮之处。成立于1999年的20国集团，集结了当今世界发达的、有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比如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其成员更为广泛。然而，由于缺乏具有连续性的议程、贯彻执行的政策和统一的愿景，其运作效率受到了破坏。《金融时报》曾经说它是“地方性疾病的宿主”，这更增添了20国集团审议意见的复杂性。7这些“疾病”会影响集团无法将精力集中投入到以持续性的方式进行全球政策协调上。更糟糕的是，这种多国集团很容易遭到一些特殊事件的绑架，比如，2014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澳大利亚时的表现抢尽了风头，早早离场就为了“补会儿觉”。
三国峰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运作更加简单，但很显然，成员范围太小了。一国峰会（美国）本想成为全球经济政策舞台上的指挥者，但受国内情况影响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这样看来，美国似乎已经甘心放弃了自己在影响甚至操控其他国家上的优势地位（在过去几十年中，它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危机中都曾经一次次地这么做过）。实际上，无论是在新兴国家中，还是在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12年债务危机期间出访欧洲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出现了美国进行淡化处理的趋势。
这一切都印证了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s）的说法，世界正稳步迈向G-0时代。由于各国在对全球环境评估上没有达成共识，国际协调努力遭到了破坏，进一步加深了对各国共同价值观的侵蚀。随着西方国家不再信任以迎合不断变化的全球配置的方式去发展国际架构体系，新兴经济体发现尝试其他办法变得更加简单起来，即使这些办法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由于缺少重大调整，我们可能正在走向一个全球政策协调已经大势已去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协调国内形势和自己的国际角色之间的关系。因此，全球经济和政策成果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获取不到它们真正所需并且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现在，世界各国首脑峰会的召开原因，是出于对公共关系的考虑而非针对某件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了，会进行双边谈判（实际上，乐观的一面是，如果一次峰会能够实现其预期目标，就可以为这些国家领导人进行双边谈判提供很好的支持，与之相比，更传统的双边首脑会议往往会面临很多来自外界的期望、关注和压力）。(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当前的总体状况，正如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总结的，这是一个“超连接”的世界。这个超连接十分复杂，使得世界经济不得不面对周期性的协调失灵对一些可能发生的灾难性风险抵抗力非常脆弱。国家方针很少考虑到国际外溢和回流的情况，最终会破坏国内的追求目标。
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和金融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所体现。举个例子，想想2013年9月，针对叙利亚的暴行，英国议会——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组织多边反应方面时的做法，给了美国当头一击。
把集体国际行动优先级视为高于国内方针，这种做法很明智。8毕竟，成千上万的平民可能因此失去生命、流离失所。除了巨大的人类苦难，重大人员伤亡以及人口迁移会给邻国带来动荡的危险，并且有可能助长极端暴力活动。然而，正如所有人都能看到的那样，协调一致的应对政策的可能性再一次成为国家主义的牺牲品。对许多人来说，通过这件事，他们更加关注国内政策和决策对全球的溢出、倒溢以及互相依存程度的低估，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就是这种做法的代价。
为了克服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世界需要重新找回多边主义的智慧。但是，我说的不是要创建一个新的结构，而是认真对待现状，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哪怕面对最困难的情况，它都有能力发挥其作用。
过去的岁月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次次向世界证明了它成为各国“值得信赖的顾问”的能力。它会提供技术支持，进行各国互相支援的最佳实践；当国际经济和货币系统面临重要危机时，它还能承担起多边讨论论坛的角色。但是，一些不可避免的障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最主要的是机构治理调整上的失败以及一些针对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的操作方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面现代化和赋权早就该进行了，这里要再次强调，所需的步骤并不是多么神秘。有些工作组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其中就包括我在过去几年服务过的一个机构。这些工作组最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那就是在实施环节上存在难度。
如果个别国家希望改善其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前景，他们就必须花大力气去增补国家政策的适应性，以便：
·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
·调整机构的发言内容，使其真正反映出当今世界的形势，而非几十年前的世界。
·彻底清除剩余的国籍特权，包括认为机构应该是由欧洲国家领导的封建“传统”以及在组织的各个层面培养精英阶层的做法。
·增强能力，对那些造成全球失衡和体系脆弱的国家——无论是盈余国家还是赤字国家，公开点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