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能力和消费意愿

对促增长结构改革的重新强调，需要配合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之间不匹配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政策组成部分。否则，总需求量的长期不足将会阻碍消费以及企业在新工厂、设备和招聘方面的投资。

财政政策在这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是时候打破掌控经济管理的关键工具的无力状态了——布朗大学的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称之为“不能、不会、不应该”综合征。由于对旧有的超支习惯的关注，应对财政政策的政治方式已经简化为愚蠢且极端的讨论——以致像美国这样先进而成熟的国家，其国会连最基本的经济职能都无法履行，比如积极附和国家年度预算。如前所述，立法者们已经不得不把上一年的年度预算拿出来继续使用。

这不仅是关于再次反思引起过度僵化及紧缩的方法和心态，长期低估了财政负乘数效应的规模以及对更大的政策回应的需要——即财政削减所释放的经济活力导致了总需求量的不对等的大规模减少；也是关于要更积极地利用税收和支出措施，提高消费质量而不会过度影响对促进创新创业的激励。

举例来说，在美国，这包括堵塞税收漏洞以及各级税收豁免，对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增加附带收益的税种，改革遗产税，简化住房抵押贷款补贴以及提高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这也涉及企业税制系统现代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此前的企业税制充斥着异常、扭曲和错位的激励，侵蚀着经济增长——包括通过鼓励公司多花钱进行“税收倒置”，就是说，为了在保持生产经营的同时进行地域转移和减轻税负而收购境外企业。这还涉及提高财政支出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影响以及更好地发挥人的潜能，包括之前提到的通过更加强调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改革以及健康的关注。

这些措施也会有助于缓和不平等“三连胜”带给经济繁荣的供需驱动力方面的更大挑战。通过帮助缓解收入的过度增长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是三连胜的前两个方面，也可以阻止第三点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继续恶化：给后代带来的机会上的不平等。

由于富裕家庭的支出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要低于中低收入的家庭，收入增量越多，边际消费的增长就越低。这样一来，小幅增加最高边际税率会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也不会产生遏制作用。但考虑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度，加上其他个人和企业税收措施，这个举措的实施需要依靠一个可信承诺，即增量收入将用于那些有助于长期生产率增长的关键部门。(https://www.daowen.com)

在运用现代化方法更好地处理国家优先事项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在分析研究上有进展，但继续扩大公私伙伴关系范围的进度仍然滞后。试想，一方面，用户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长期资本又在寻找长期机会（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养老金）。考虑到一部分长期资本也在寻求有益的社会影响，使得这道鸿沟愈发显眼。然而，面对这个情况，本应为这种伙伴关系提供一个匹配菜单的政府却袖手旁观，尽管这样，从道路到城市停车设施，还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经营实例可供参考。

在区域一级，特别是在欧元区内，这种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更为明显。像希腊这样的国家虽然有意愿，却没有消费能力；而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有消费能力却没有意愿。

在推进欧洲区域一体化财政部分的过程中，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避免希腊那样的人类灾难重现。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即确保隐含的财政转移不会被浪费掉，特别是考虑到希腊的财政过度行为的前车之鉴，以及数据混乱的报告和问责机制的缺乏。在区域一级的范围内去实现这个要比在国家一级难度大得多。最起码它需要一系列早期就建立起来的信任措施，以告诉人们资金是用来支持而不是取代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循证验证的过程。这两个挑战虽然都不是压倒性的，但都需要更大的互相信任以及对区域一体化的总体目标的积极坚持。希腊的惨况给我们做了生动的演示，分享对过去的共同理解以及对繁荣未来的共同愿景，这一点十分重要。

然后是更加难办的全球性不匹配的问题。其呈现模式就是国家的盈余和赤字，而且这种模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总之，《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缔造者最初的设想是以促进全球繁荣、减少双边紧张局势和放弃的机会的方式，对贸易顺差和逆差的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性进行对称调整，而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全球经济一直在致力于解决总需求水平缺乏可行性和可取性的问题。总会有人忍不住提出宏大的体系结构解决方案，但其中牵涉到太大的系统基础结构调整以及数量众多的多边机构，使得这些方案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可行性。他们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解决方案看上去好像很容易——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这并不是说要放弃这个问题，毕竟，一个来自20国集团的明确的问题诊断确实可以为讨论清楚如何充分利用资金池进行部署带来一些进展；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20国集团的成员们都能认真对待共同的努力，那么最好是设立一个小型常设秘书处，这样就能避免经历由于各国每年轮流担任主席和秘书长而造成的连续性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