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认真对待包容性经济增长

综合解决方案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把拒绝金融工程作为增长战略，回归到经济繁荣的基本组成中。这需要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果断退出全球货币配置，过去10多年中，这些部门一直依赖于为了掩饰真实情况而注入流动性，对增长产生了机构性阻碍。这一点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托整体环境，而在国家内部，以及政治极化和体制退化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性正在日益严重，整体环境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

从教育体制改革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消除财政扭曲的反增长到提高劳动竞争力和灵活性，第一个政策组件包括了很多结构性改革，通常被归类为“供给侧措施”——也就是说，它们影响经济提供在国内消费、国际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对这种政策的追求需要一个中期计划的支撑，而中期计划又要服从于年度回顾和调整。同时，它也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持续沟通和广泛买入。

正如央行一直以来实施的更为狭隘的政策反应一样，这个方法需要政府今后进行一种程度罕见的实验，理由很简单：太复杂的分析方法和历史性的挑战，使得无法预知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因此，各国政府——包括金融投资者和一些公司——需要克服目前程度过大的短期行为。(https://www.daowen.com)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如果经济体制不改革，这种观念转变就无法实现。它不仅涉及要打破既得利益者们的影响以及由官僚们的地盘之争带来的导致政策瘫痪的力量，还是关于现代化的经营方法，以及不断更新的数据、分析工具以及决策者更强的责任心，更是关于要逃离过度意识形态辩论的陷阱，充分释放在克服挑战时必须具备的魄力。如果没有这种魄力，那些迫切需要的政策举措——从更高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更具杠杆化的公私合作形式，到更重视人的生产力、劳动重组以及促生长的税制改革——将难以维持和进一步推广下去。下文中我们还会继续就这些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究竟什么创造并维持了经济增长，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也是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教授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迈克尔教授是当今最有见地的思想家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多年来为我授业解惑的恩师。通过坚实的理论基础结合实证观察的研究，斯宾塞教授表明，对于任何给定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结构灵活性在促进经济复苏、帮助国家“适应长期的”技术变化和全球市场力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3这种灵活性通常需要优秀的“政府素质”，因为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要消除对特定利益集团有利的经济僵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