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失灵
政治叛乱——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到美国茶党——是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大特征。1
——《经济学人》——
问题5：国家的政治失灵仍然是克服经济低迷和恢复真正持久的金融稳定的一大障碍。
好消息是，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现的有目共睹的有害的政治失灵的情况，很有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在经历了2012～2013年那段时间之后，2 很少有政治家愿意再去导致政府长时间关闭或者通过拒绝提高债务最高限额而引发技术性债务违约，没人再想用国家的经济福利做赌注来玩俄罗斯轮盘赌。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像这样的好消息仍然屈指可数。
在美国，两个政党之间很难就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即便是那种两党都广泛支持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协定和发展基础设施，其执行速度也极其缓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很多温和派的政治家担心，他们愿意妥协的政治意愿会让自己在下一次初选中付出代价——毕竟，从最近的情况看，选举成功并不依靠打败对手，而是在于如何从自己派系的斗争中死里逃生。
政客们意识到，如果无法由一党同时掌握行政和立法职能，大选就不能改变现状，这使得政治绝望情绪更加浓重。例如，各位可以想想在2014年11月中期选举中发生了什么。
民主党经历惨败之后，共和党人获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并且在众议院中占领了多数席位，人数之众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然而却没人相信仅凭这些，共和党人就能够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建立起具有建设性的“共治”关系；相反，就在这次选举的短短几天内，两党之间相互指责对方不合作和滥用职权的刻薄言辞已经铺天盖地。之后，两党之间的罅隙日深，特别是其间还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共和党参议员给一个外国国家（伊朗）发去了一封信，警告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马上要和奥马巴签订的那份限制伊朗核扩散能力的协议分分钟就能失效——这种做法明显越界了，只会让美国之后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混乱的僵局很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除非有一党可以同时获得国会两院和白宫的控制权。要理解为什么，你只需要看3个条件，这3个条件是美国政治体系建设性同治的必需：第一，政党要更少地依赖于他们政治基础中更极端的部分；第二，一方领导人要相信另外一方能够而且愿意去遵守双方的协议；第三，双方要真正认识到两边的许多利益随着时间推移都是大体相同的，特别是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方面。其实，所有这些的意思是，富有成效的共治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欧洲，这个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出现在国与国之间。(https://www.daowen.com)
这个致力于更紧密联系的政治联盟区域，未能就共同的一体化视野和周期性国家问题的解决办法上的困难达成共识。各个国家仍然小心守护着自己的那套说辞，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而不是在集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妥协。不仅如此，对本国人民，它们也在不断重复着这套说辞，使得欧元区在今后共同路线图的问题上更难达成一致，所以欧元区的体系结构一直都十分脆弱。
选民的不满情绪蔓延在整个国家。随着极端政党的数量激增，2014年欧洲议会的大选结果被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形容为“太震惊了，但凡有点儿责任心的领导人都必须做出回应”。
他所暗指的这些领导人，是刚刚看到自己政党的大量支持者转投反传统政党怀抱的主流政治家们。法国国民阵线的成功就是一例，德国选择党支持者暴增，丹麦人民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在2015年的希腊大选中，左翼联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总认为反传统派的政党支持者激增的情况只会出现在不太重要的间接选举中（比如欧洲议会选举），而且主要反映出来的是反对票数有多少（或者一种可逆行为，除了因为实力太弱而无法在选举中取胜之外，只是靠负面因素驱动，根基不牢也无法持久），而左翼联盟的胜利给主流政党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
最后，就像我必须让你们明白未来的挑战是什么一样，全世界的政治活动也必须随着社会的结构性改革而与时俱进；政府面对这些有意义的挑战时，需要认识到不破不立的重要性，但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对企业和个人来说就够难了，对政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其中还包括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特大型城市的出现，这就意味着要把更重要的权力下放给城市以及直辖市。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快速技术创业赋予了个人前所未有的权力。
如今，更多城市中的更多人已经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他们很快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分享经济”，它让更多人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合作者，但同时也会让一部分现在的工人丢掉饭碗，更加弱化政治中心的功能。还有更令人担心的一点，即网络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会进一步加剧。3
政府一方面期待技术革命的到来，希望能够真正提高当前和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同时也认识到变革创新的双重性，对抗着其中黑暗面的出现。来看看下面这些年轻人面临的风险吧：一方面，年轻人可以通过可汗学院——著名的在线学习平台——去学习知识，进行自我完善，以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获取技能；另一方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视频也在他们中间广泛传播着，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蛊惑而报名参军，过上背井离乡、暴力血腥的生活。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政府管理的能力范围之外。
我们需要看清前方的风险。如果政治家们在发展经济和处理无数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之间继续犹豫不决，选民就会觉得是时候把这个黔驴技穷、缺乏想象力的领导人换掉了，换成一个更有魅力、更有魄力的继任者。尽管后者也许缺乏全面的积极议程和执政经验，但他们可能带来新的方法并取得成功。或许，有些人会中途动摇并且半途而废，但剩下的人会依靠充满恐惧和偏见的政治手段，给国家带来持久性的损害，放大政治分裂，削弱社会的凝聚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