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歧更大的世界（Ⅰ）
多速度增长
未来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取决于新一代人如何理解我们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是什么，然后找到创造性的管理方法。
——迈克尔·斯宾塞——
让我们从前几章中提到过的经济表现的细节说起吧。眼下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有所预期，四个国家集团之间在经济表现上的分歧会越来越大，这会严重影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取得的成果1：一套不断提高的经济、一套稳定的经济、一套停滞不前的经济，以及少数能够单独证明其他国家有问题的“通配符”。
美国应该是第一阵营的领导者，新兴世界中的印度也在其中。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改善，美国的增长速度将会稳步上升，尽管只是逐渐改善。就业增加将会伴随着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将会从近几十年的最低点缓慢回升，虽然回升程度并不会太多。因为更为稳健的创收以及政治僵局对支出的阻碍，短期内财政状况不会对眼下的经济形势造成什么影响。
这些当然都是好消息。然而，这些是否可以转化为增长的“逃逸速度”、经济是否可以“起飞”，以重获危机后失去的机会，都还是未知数。它无法让美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的势头，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短期内也无法增加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因此，长期财政问题和增长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扭转收入、财富以及机会的三重不平等方面也不会取得太大进展。不幸的是，如果政府系统不能拿出来更具综合性的政策解决方案，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表现仍然在拖累着美国增长的后腿，这种情况就还将持续下去。
就印度而言，在额外的政策加强作用下，它正开始走上年增长率维持在6%～8%的发展道路。如果不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印度很可能会置身于一个投资模式转变的风口浪尖之上，这会使印度在更多行业和经济活动中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其结果将会是印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飞跃，会为印度人民带来更大的经济繁荣，减少贫困人口。然而，这种发展势头并不能让印度变得和几年前的中国一样：成为拉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第二阵营的领导者是中国。这个阵营中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增速明显下降的过程，但又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平衡状态，尽管过程不是一帆风顺。
无论中国的增速将会在5%～6%的总区间中保持稳定，还是远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这种增长的质量都会不断提高，并且将会伴随着在国内和国际之间稳定成熟的经济互动。国家优先事项及其国际责任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少。但这不会是个平稳的过程，特别是考虑到现在有很多金融过度的行为。然而，庞大的主权资产负债表以及限制溢出的系统，让中国能承担得住一定程度的下滑。中国政府也经历了快速学习和及时修正的过程。
国内需求将慢慢替代出口成为一个更强大和更可靠的增长引擎。市场约束会扩展到更多的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将会减少，如同影子银行所带来的风险一样。监管框架也将升级。随着中国缓慢但稳健地进行中等收入转型，它将成为全球经济中更重要的风险承担者。
第三阵营是发展基本停滞的国家，而且雪上加霜的是，风险的天平还将会继续向下倾斜。虽然我也希望时不时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但也很难看到整个欧洲或日本能够果断打破它们现在的低水平均衡增长的现状。此外，这些地区还面临着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我们下面会讲到。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延续的政策行动主义，对于有意义的增长突破来说还远远不够。
疲软的经济增长将会使破坏性的价格下跌风险延续，无法缓解负债过多的问题，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加速社会“祛魅”进程（在一些欧洲国家，祛魅会助长反传统和反政府政党势力的增长，甚至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的出现）。同时，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率——也将保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
第四阵营，我们称之为“通配符”型的国家，它们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性的影响力，同时也面临着极其不稳定的未来。
俄罗斯是这组里面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西方的制裁和持续走低的石油价格已经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衰退，俄罗斯国内资本外逃、货币崩溃、进口货物短缺。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普京总统有两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普京总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重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解除制裁；或者，他也可以继续时不时地把那些老掉牙的政治手段拿出来用一用，比如外部地缘政治冒险行为（它已经吞并了克里米亚，更多地参与到了乌克兰东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问题中），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本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上吸引走。
第二种选择，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欧洲甚至全球经济来说，都将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种选择会引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和金融部门采取其他的制裁措施，而俄罗斯采取的相应反制裁手段也会破坏欧洲中部和西部的能源输送。俄罗斯将会面临更深层次的经济衰退、极端通货膨胀的威胁、不断缩减的储备金，以及更加动荡的货币制度和信用评级下调。由此产生的经济内爆，加上反制裁带来的影响，会让欧洲中东部地区的经济也陷入衰退——所有这些都会是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希腊也是这个阵营中的一员，因其在欧盟和欧元区中扮演的角色，它和这些组织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希腊目前的经济、金融和债务的发展轨迹都是无法持续的，它的经济政策方针以及欧洲伙伴国家给予它的支持方式，都需要彻底改革。简单概括说来，这其中涉及更加智能的财政政策、更深层的亲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债务减免，以及更加灵活的流动性支持。
尽管相当多的经济逻辑都是对希腊有利的，然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的执政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2015年年初在和债权人的谈判过程中，它们犯了一些很低级的错误，2加上债权人自己也不妥协，谈判最终失败。就这样，希腊的国家经济持续衰落，失业率一直在25%的高点徘徊；最惊人的是，没有工作的青年人竟然超过半数。与此同时，存款继续从银行体系逃离，不仅抽走了系统中更多的氧气，还使希腊对欧洲央行的依赖性更强；而欧洲央行已经很不情愿再为其提供帮助了。希腊政府甚至曾经一度被迫关闭银行长达3周，并且严格控制每天的取款限额，实行资本管制。
所有一切的问题，并不在于大佬们是否希望希腊还留在欧元区内，而是在于根本没人采取过必需且果断的政策行动。
更糟的是，无论哪一方想要说服其他方都很困难。就这样，“希腊意外”发生的风险大幅度上升，最终导致2015年6～7月经济的“突然停止”——谈判彻底破裂、尖锐的指责、恶毒的人身攻击、银行挤兑，迫使银行系统混乱地关闭。资本管制的目的是把希腊留在欧元区，但结果却是经济活动、贸易以及系统内的信任统统崩溃。即便是希腊经济中的关键部行业旅游业，也遭受了重大打击。原本就高得惊人的失业率变得更高，原本已经很紧张的社会保障网络被拉得更加紧绷，贫困水平更是进一步加剧并蔓延开来。
欧洲其他国家深感惶恐，都在努力使自己避免遭受传染。因此，带有新型危机管理工具的一批新机构建立起来了。欧洲央行也在努力改善希腊银行系统的状态，并且为了避免战争蔓延开来，准备了“熔断机制”。其他外围经济体，比如爱尔兰和葡萄牙，通过增强防御和自我保护能力，尽其所能地保证本国经济正常运转。
因此，和希腊在2010年第一次爆发的那次危机比起来，这次欧元区承担的间接损害风险要小得多，也不像2012年7月那次危机传染性那么强。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负面溢出和溢回效应就不存在了，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其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组成部分）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来。
巴西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通配符型的国家。毕竟，它也是一个体量较大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体，因其在拉丁美洲中的规模和作用，它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其中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在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两届任期内，巴西经济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但在之后迪尔玛·罗塞夫总统上任后的头几年中，经济增长引擎开始变得运行不畅起来。巴西一直在试图从之前那个过时的反生产模型中压榨更多的增长率，而不是去极力推进改革。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低效信贷刺激型投资，但也会进一步助长腐败滋生，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丑闻就是最好的例证。
问题是，这种陷入旧式国家主义的做法不仅没能实现增长，还带来了更大的通胀压力，给这个还存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现象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带来滞胀的幽灵。以巴西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极有可能重新回到高通胀和破坏性通胀预期的那些坏日子里，因此，它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在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中不得不提高利率的国家之一。
在经历了2014年10月总统大选造成的恐慌之后，总统罗塞夫可能最后会做出二选一的选择。和俄罗斯一样，她的选择会给全球经济来带截然不同的影响。比如，她可以深入研究低效的国家主义，扩大开发银行的作用，给央行施压使其提前放松货币管制，这么做很可能把巴西推入更深的滞胀黑洞，破坏其收支平衡和信用评级。或者她可以回头开始进行改革，帮助巴西和墨西哥一起在拉丁美洲中获得更稳固的地位，更有能力克服委内瑞拉因为过低的石油价格和经济管理不善而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土耳其要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因为它也是组成全球经济的不确定中心的国家之一，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国家。
在不断恶化的“雪上加霜”的问题影响下，全球经济整体来说增速一直非常缓慢，而这四组国家在一起，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多速度增长形势。这里有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即由于央行无法再以高度相关的方式参与其中，无法再处理在它们的直接管辖权内的问题，这些对于央行来说是很难容忍的。相反，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会伴随着差异化的经济表现，这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定价异常和市场波动。这样一来，价格超调会越来越普遍，各金融资产类别之间会发生破坏性的相互影响，其关系也将变得极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