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消除债务负担
第三个政策组成部分涉及如何妥善处理剩下的那些过度和持续的债务，这些债务会耗尽生产力能量并阻碍新的投资。我们需要认识到，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只是阻挠着现有经济活力的潜力发挥——阻止新进入者给市场带来新鲜资本，这些资本对于经济实体来说，无异于生产呼吸的氧气。但是，如果新鲜空气无法抵抗陈腐有毒空气的压制，也毫无作用。事实上，如果任由它们自行其是，新鲜空气根本不会选择进来被污染。同样，新的投资也仅仅是选择避免成为生产力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理论上，有4种方式可以用来处理债务负担。最好的一种是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实现，这种方式允许债务人（包括国家、公司或者家庭）在偿还现有债务的同时，还可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并且投资于未来。但是，由于放任情况恶化的时间已经太久，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做出这种选择的条件。相反，就像希腊那样的情况（尽管有些极端），过度负债的状态会使之慢慢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增长不足加重债务负担，而债务负担又会进一步破坏增长。更糟糕的是，流动性和偿债能力的问题会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人为低利率来实现对债权人征税以补贴债务人，央行一直以来强制实施的这种金融抑制机制有助于缓解债务压力。但是，这种策略要想取得决定性突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它也会带来很大的间接损害以及非预期的后果，比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扭曲的增长引擎。
处理债务负担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单方面违约。这个办法已经被多次尝试过了，包括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但是，无论怎么说，这种方法都不能算是灵丹妙药。
单方面违约会造成无法避免的动荡和不利后果，这更增加了短期内面临的困难，严重限制了信贷的使用，导致贷款成本升高，减缓了新鲜资本的再次注入，使得风险溢价的费用更高——至少在最初阶段。除此之外，久而久之，它还会助长破坏负责任的经济管理的道德风险。
所有这些，催生出了第四种方式，即有序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debt and debt service reduction，简称DDSR）。
在充分增长尚无法立即实现的情况下，需要利用有序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来处理债务负担，违约不还的破坏性太强，而已知的金融方式又远远不够。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施行的“布雷迪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我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潜心研究的一个问题。
国际社会花了许多年时间为债台高筑的拉丁美洲国家安排公共和私人融资，好让这些国家能够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不然的话，包括银行在内的诸多部门都将面临严重困难。而在这之后，国际社会又认识到，要想让北美洲大陆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态势，需要采取更大胆的步骤。具体而言，就是要咬紧牙关减轻债务和偿债负担；否则，新资本就不会充分参与其中，有可能导致拉丁美洲延长其“失去的十年”的风险。
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当时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许多积极的项目合作）共同开展的工作表明，私营部门的过度债务可以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也就是通过调和减轻债务负担的需要和债权人所受约束——比如会计和监管来解决。这通常涉及授予债务人削减现值的权利以及增加债权人按照剩余（虽然已经减少了）合同索赔的可能性之间的交换。各种酌情使用的附加物也增加了政策的效力，如国内生产总值就为未来偿债能力的增量部分提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能力的保证。(https://www.daowen.com)
一般来说，近年来，设计环节已经不是进行有序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的约束条件了。然而，考虑到小部分债权人持有全面协议的能力，第二部分哪怕实施及时，仍然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在应对危机管理与危机预防的工具箱中，有序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的办法收效甚微，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官方机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一直致力于限制不合作的少数派进行无理阻挠，这也体现了债务人和多数债权人的共同意愿。4
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的公共因素主要包括财务豁免。1996年国际社会发起了“重债穷国”倡议5，即实施减轻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的全面方针，同时针对促增长及扶贫去重新分配资源。在非洲的一些低收入国家，这个方法十分有效地释放了增长潜力。正因为如此，尽管面对巨大的经济及非经济困难，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年来始终保持着比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发展态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负责债务重组问题，那时候的传统关注点还是在填补国际收支平衡上，通常每年一次，有时候时间会稍微更久一点。但当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现实浮出水面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过度债务的存在不仅是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个分子，还决定着分母的命运（也就是，经济增长）。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上，包括如何处理遗留的持续债务问题。其中一些涉及债务存量，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繁冗的条款，比如到期日、利率以及货币单位等。于是，为了解决过度负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分析工具，但几乎没有考虑涉及的人口改革的力度，其结果是造成了财务可行性和债务可持续性上的加倍困难——它将过度债务负担强加到了经济增长上，阻碍了新的投资进入。于是，经济学界为调整实践方针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和操作基础。
现在，对于全面处理过度公共债务的经济重要性，有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协议。虽然并没有解决问题，但现在问题的政治性已经超越了理论性和操作性：第一，如何在不同群体的债权人之间分摊损失（不只是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还包括每个部门内部）。第二，对于资助他国的做法，债权国如何向本国的纳税人解释？第三，如果未来继续鼓励别人过度负债，这种做法会树立一个坏榜样，你要如何降低这种风险？
仍以希腊为例。欧洲伙伴国为希腊提供了数百亿欧元的贷款，利率极低并且支付到期日时间长。但是，由于顾虑到国民的反应以及会开此先例，这些国家拒绝彻底削减对希腊的债务。因此，希腊只能继续与令人窒息的债务重担苦苦抗争，问题变得更加深入而顽固，导致解决方案越来越昂贵。
看了欧元区的形势，发达国家都后悔没有借鉴新兴市场危机的历史教训，当答案还涉及结构上的和长期性的成分时，他们看重的仍然是周期性的解决方案；当股票还很重要的时候，他们看重的是流动性。哪怕是他们把应急流动资金拿去支持负债国家，甚至因此导致本国增长率低于预期，他们仍然回避谈论减少负债的问题。他们低估了经济表现长期疲软和金融不安全性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
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是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因为发达经济体还不能同时使用其他选项，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债务重组或债务转换，“被遗忘的教训”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破坏。6
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