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信任赤字
信任，如同灵魂，一旦进入，就一去无回。
——普布里乌斯·西鲁斯——
问题4：机构诚信的丧失是一种对政治家和“系统”信任的更为广义的侵蚀。
机构诚信是推动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关键，事实上，它也是区分稳定的成熟经济体和动荡莫测的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许多机构的信誉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很难向公众解释政府和央行是怎样袖手旁观放任不负责任的金融风险，最终使经济陷入危机以及之后长时间的平庸状态的；也更难解释为什么央行要拿出数万亿美元去帮助银行脱离困境，尽管人们觉得它们才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又有多少银行家最后因为它们不负责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了呢？
强调这些的目的仍然在于揭示银行渎职的行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将近10年，但对银行的罚金仍然还在征收，其罪名就包括操纵外汇市场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一个由银行确定的重要商业利率。同时，新的研究揭示了一些银行是如何绕开规则的，而另一些银行又是如何忽视了客户服务和风险管理这些最基本的要素的。1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曾深陷有关这些问题的问责声中。在他于2014年年初离开美联储后不久发现，“普通美国百姓的自然反应是‘你为什么帮助它们不帮助我？’通过防止系统崩溃，我们正在保护经济，也在保护你们。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复杂，而且很难表述明白”。2
美国前国务卿盖特纳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更加深入。他意识到要说服大众认可对银行进行紧急援助的做法十分困难，于是把矛头对准了那些提建议的人，他们在未来可能会纵容银行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在自己的书中把这些人称为“具有道德风险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认为他们身上毫无可取之处。3
意识到人民对此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一些态度积极的政客开始不仅关注如何降低银行风险，也开始深入了解这些银行的母国主管机构，也就是美联储是如何运作的——逼得本来生性平和的耶伦主席不得不在2014年7月的国会证词中发出警告，加强美联储监管可能是一个“严重错误”。4
然而，这种现象不会很快消失，尤其是它还使两党各派的立法者都联起手来保持意见一致——尽管各自都心怀鬼胎。
共和党关注的是美联储在市场活动中的参与度，包括在2015年年初增长到4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此外，美联储前任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在2013年12月就曾发表过评论说：“投资组合有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对此，美联储理事会成员杰里米·斯坦（Jeremy Stein）回应说：“考虑到潜在的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这些窘境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5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立法者们，比如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杰布·亨萨林（Jeb Hensarling）对“美联储史上最严格的审查和监督”提出了威胁。6
而另外一边的民主党人担心的仍然是美联储靠金融市场太近以及对银行过于友好。在2014年11月的一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会议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比尔·杜德利（Bill Dudley）说：“杜德利先生，你得管管了，要不我们就找个能管的人去管。”鉴于国会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任命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深意尤其值得玩味一番。7(https://www.daowen.com)
其他国家已经在寻找更多的方法来控制银行不负责任的风险。2014年12月，荷兰让所有银行家宣誓“他们将努力维护和促进金融业的信心，愿上帝助我”。《纽约时报》欧洲首席商务记者莉兹·奥尔德曼（Liz Alderman）写道：“监管者们并不能震慑到银行系统的罪人，国家只好搬出更高的威慑力：对上帝的敬畏。”8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联储在当时的主席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着手进行“品牌化”，而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品牌化”的进程构成了威胁。9保罗·沃尔克对当时的高通胀公开宣战，并且最终保持了价格的长期稳定，恢复了美联储的地位，维护了央行品牌的神秘性。到了格林斯潘任主席期间，央行的神秘性又被进一步增强，那时央行和“大师们”一起，带来了一个看似永久、金融稳定、低通胀的经济繁荣时期。
与在商业中的情形一样，央行的强势品牌地位一脉相承地关系到它们的运作效率。
强大的品牌之所以能闻名世界，凭借的都是客户信任，信任它们对良好成果的承诺和对交付物质量的保证。品牌越强大，消费者的行为就越趋于盲目——就是说，尽管得到的信息有限，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排队去购买新品。此外，在极少数例子中，一个品牌（比如苹果）甚至可以创造消费者的“魅力”，这也使公司在销售创新和抵御竞争对手方面变得更加有效。10
现在，央行已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品牌豁出去了：首先是在救助失职银行这件事上面，不能给公众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解释；其次是由于工具有限及缺乏其他政府机构的支持，央行本身承担着重大政策责任却不能全面执行——由于其他决策机构无力承担责任，央行此举也是身不由己。
欧洲央行的情况还要更加复杂一些。第一个问题是代表许多国家立场的理事会是否能保持一致（他们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情况有着不同的理解）；第二个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某些措施的合法性。与为欧元区专门成立的危机管理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央行面临着“三驾马车”式的管理——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重管理，这“三驾马车”受经济影响的程度不一、授权任务不同、运作方式甚至心态都各不一样，这种管理方式既笨拙又复杂，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机构担心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经历了长期金融压抑之后，储蓄者们开始意识到，鉴于大西洋两岸的部分政策回应，他们马上就将沦为银行恢复和经济回升的“祭品”。不仅是因为主要低风险的储蓄工具（比如国债、储蓄账户或者存款证）是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也因为越来越多的提供长期保护（比如人寿保险）的机构开始削减业务量，因为超低收益让它们逐渐开始赔钱了。
政治制度上的无力应对，导致了民怨的最终爆发。如前所述，直到现在，美国国会已经连续5年无法提供一个新预算；多么愚蠢的政治争执才能导致政府停工近3周啊！不仅如此，这些争吵还把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商推向了违约的边缘；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治需要，国会的工作效率，比如通过法案，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由美国民意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组织的2014年综合社会调查显示，对国会持有“充足信心”的美国人仅占全部参与调查人数的5%；对于行政部门，这个数字是11%。鉴于之前所说，这个调查结果倒也不足为奇。
这一切都凸显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现象——对经济机构和政府公信力的侵蚀，近些年这个现象更加恶化，并从根本上抑制了适度的经济和金融管理。
这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问题。官员们去到世界各地，尝试回应关于美国国会如何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的问题（在其他国家这种改革都是受到大力支持的），即使这种改革并不会削弱美国的投票权，立法者们还是执意如此。改革包括无增量的金融承诺，而这些最初根本都是美国自己牵头去做的。实际上，这些改革都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官员们本该关心以业绩论成败的无增量金融承诺，但烦琐的政治争吵、瘫痪的两极分化以及过分的固执僵化，使他们偏离了正确的工作轨道。
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着信任危机。2014年伦敦那次失败的公投，差一点儿就把苏格兰推了出去，如果真的发生，无论对苏格兰、英国还是欧盟来说，都将面临前途未卜的困境。同时，整个欧洲对反传统和反政府党派的支持率持续激增，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