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从哲学角度追溯建构主义根源，最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综合。在近代，人类的发展已经进入发现、研究、认识各类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的时代。近代哲学不再像古代哲学那样，试图通过直观的思维形式去解决世界的多样性问题，去包罗宇宙万象。然而，近代哲学的进步导致了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严重对立。前者局限于经验范围，最终导致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后者脱离经验，按照数学方式或逻辑推理，最终导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的“独断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为近代哲学的思辨性提供了营养，并成为哲学觉醒的动力。康德的所谓“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正是建立在对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认真考察与思辨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笔者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集中地体现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正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启发康德确立了“对象必须与认识符合”的根本原则，创建了以主体能动性为中心的批判哲学。因此，康德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全面提出了主体性问题以及他对主体性的主观结构（理性的内化、理性的凝聚、理性的积淀）方面的分析。它们作为主体性的普遍形式，正是人类群体超生物族类的确证。在个体心理上，这一普遍形式是以不断开拓和丰富自身的创造性心理功能而成为“自由直观（以美启智）”“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感受（审美快乐）”的。在认识论领域，康德洞察到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的基本命题，试图对近代认识论进行“综合”，同时也对科学独立的可能性进行论证。他通过对“综合与分析”“先天与后天”“主体与客体”以及“感性、知性、理性”认识形式的区分与研究，试图展现主体的内在矛盾性（主体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功能与实在、先验与经验、超越与限制等矛盾），揭示认识的双向性运动——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身，人在建构与创造世界的同时建构与创造自身。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中第一个强调并系统论证统一性、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学者，康德将现象界定为本体界，从而限定了知识与必然性的范围。这样的界定与限制，实际上正是为人的主体性的弘扬与自由本质的揭示留有发展的余地。他关于统一性的理论则是为了说明一个真正的人或者人的主体性的本意在于：人是一个包括美和统率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自由的最高统一体，这样的统一体也就是一个道德行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