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祭孔仪式的起源与民俗化

文庙作为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与之相应的就是一整套的祭礼和仪式，有关建水文庙祭孔仪式的起源可以在《建水州志·祀典卷六》上窥见一斑。明弘治八年（1495年），副使李孟，知府王济创置礼乐诸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教授胡金耀重造，兵焚毁失。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黄明捐俸禄制造计铸铜器210件共重4560斤。雍正六年（1728年），郡人萧大成以乐器残缺自龙门任考制琴、笛、箫、埙、、、节，如数送补绦囊全。

在国家的制度性保障下，建水祭孔仪式具有自身的合法性。作为地方代表的官员也视祭孔为已任，十分重视祭孔仪式的传承，自己捐出俸禄来完善仪式所需之礼乐器具，表达尊孔之心意。在这些力量推动下祭孔仪式的规模日益扩大，滇南文人士子把建水文庙作为朝圣之地，表达对圣人的尊崇，同时也期待在圣人灵光的庇佑下能科第扬名。在建水文庙的杏坛立有一块《孔子弦诵图》石刻，该石刻上的孔子浮雕像额头突出，象征着孔子渊博的学识。人们认为摸了孔子的额头就能沾到圣人的灵气，所以自石刻竖立起的150多年里，文人学士都要进行他们的通过仪式，以至于石像额头已经凹陷下去，足见孔子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和对孔子灵光庇佑的期待之情。

封建制度崩溃，儒学已经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建水的祭孔仪式，因为它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宣统二年（1910年），地方士绅捐款重建西壁，明伦堂及二贤、名宦、乡贤、节孝等祠并于1911年完工。民国年间，清王朝已经被推翻，儒学虽然已经失去了其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建水文庙的地位不变，地方文人士绅对孔子崇敬依旧。1916年，尚有士绅“尊亲而庙祀”，因为建水祭孔仪式在官方的推动下与民间文化相互融合，而这种融合又是一个双向性的过程。这样的结果就是祭孔仪式拥有了更广泛的生存空间。《临安府志·典礼》载：“每岁仲春、秋月，文武官以上丁之日致祭先师孔子。”地方文武官员于每年春、秋两季的上丁日在文庙内祭祀孔子，能够参加祭孔仪式是地方文人学士的最高荣誉。祭孔仪式在官方推动下对建水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与他们的生活相结合，从而内化到心理和行为中。地方学者汪致敏曾对祭孔仪式对地方文化的典型影响作了以下总结：第一，清代文人参与的祈物丰茂仪式的结构、音乐等与祭孔仪式如出一辙；第二，建水民间洞经音乐的形式和内容都与祭孔仪式的礼、乐要素相似。笔者认为不仅仅是祭孔仪式融入民间文化，另一方面，民间洞经音乐也进入了祭孔仪式的操演中，因为民国时期文庙祭孔仪式就已经使用洞经音乐，同时，地方士绅成为祭孔仪式的组织者。他们组成了多个遍布城乡的民间洞经会，这是一个文人相聚谈经奏乐的组织，因道教《文昌帝君大洞仙经》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