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理论研究勃兴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向

第九章　巴蜀奇葩天下香

戏剧艺术通过在舞台上鲜活生动的表现，能与观众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达到情感的沟通和共鸣。传统艺术具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能给人们带来高雅的艺术享受和怡情冶性的审美愉悦，这是“罐头艺术”无法达到的境界和效果。

川剧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川剧的技术构成很复杂，可以说是魔术加戏曲的典范。其中的诸多绝活如水袖、变脸、托举、提影子、滚灯、藏刀、吐火、变獠牙等被融入相应的故事情节中，融入特有的唱腔中，这样川剧才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如此博大精深，底蕴深厚，越200余年韶华的民族艺术，是历史情蕴与现代精神的交响。

川剧艺术魅力无限，百年梨园风情万千。“振兴川剧”以来，硕果累累，川剧百花园出人出戏双丰收。以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晓艇为代表的各地10多个中青年川剧演员已先后获得川剧艺苑的“梅花奖”。川剧的获奖剧目也是层出不穷。近年的新戏还有《中国公主杜兰朵》、《都督夫人》、《变脸》、《文成公主》等。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纂的《川剧剧目辞典》收入剧目近6000个，总计140万字，基本亮清了川剧发展的家底，被专家们称为振兴川剧的又一成果。

第一节　蜀韵雅风——重庆川剧

川剧流派包括5种声腔和四条河道。重庆是“下川东河道”的中心。清代道光年间的燕春班是重庆最早的川剧班社，龙庆班和桂华班在光绪年间十分活跃。清代宣统年间，在市区菜园坝举办赛宝会时开设的荟芳茶园是重庆第一个川剧营业性演出场所。辛亥革命后，三泰班、富成班、庆华班和新民社等川剧班社活跃在重庆城乡。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陪都，全国各类艺术齐聚山城，促进了川剧艺术的发展，在剧本、表演、音乐和舞美等方面进行了革新，培养了三三剧社一批川剧专业人才。以刘怀叙为代表的剧作者创作新编时装川剧，以傅三乾、九根毛、曹俊臣、彭天喜、魏香庭等为代表的强大演员阵容，排演了宣传抗日、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全国戏曲曲艺改进会重庆分会、重庆市戏曲工作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两个组织的川剧工作者有计划、有组织地搜集、整理了1300多个川剧传统剧目资料，创作、改编了一批古代和现代题材剧目，移植了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出版了一批传统川剧剧本。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了以市川剧院为骨干，每县都有专业川剧团的繁荣景象，长江剧场、重庆剧场、胜利剧场、实验剧场等作为演出场所，拥有了众多的观众，形成了以姜尚峰、张德成、周裕祥、周慕莲、刘成基、吴晓雷、薛艳秋、陈淡然，青年演员赵又愚、刘卯钊、张巧凤、刘世玉为等代表的演员阵容，另外，还有以李世仁、赵循伯、李明璋、席明真、倪国桢、王燮、黄一良、李子良等为代表的在剧本、音乐创作及演奏方面的专业人员。开设了川剧演员训练班、进修班，进行了艺术教学和科研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川剧艺术得到发展，涌现出了以全国梅花奖得主沈铁梅、马文锦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优秀演员和一批剧本、音乐、舞美创作人员，为川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　四川省川剧院

四川省川剧院是国家一级剧院、西南地区实力雄厚的川剧艺术表演团体。成立于1960年，由一批表演艺术家、著名演员和四川省川剧学校优秀毕业生组成。建院40余年来，剧院先后创作演出包括优秀传统戏《绣襦记》、《芙奴传》、《秋江》、《放裴》、《射雕》，优秀神话剧《白蛇传》，民间故事剧《望娘滩》，现代戏《激浪丹心》、《金沙江畔》，新编历史剧《和亲记》、《卧虎令》、《峨眉山月》，新编故事剧《变脸》、《巴山秀才》、《都督夫人董竹君》等大小优秀剧目200多出，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造诣的导演、编剧、音乐、舞美等演职人员。其中有专家级导演邱明瑞，两度荣获“文华导演奖”的张开国、刘忠义，一级舞美设计杨成林、李善，“文华表演奖”、第十届“白玉兰”奖榜首获得者任庭芳，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何苓、李莎、崔光丽、古小琴、陈智林等。

剧院曾先后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上海国际舞台美术艺术节等重大演出活动，受到了国内外观众、专家的好评及文化部嘉奖。曾先后在云南、郑州、洛阳、西安、东北三省、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深圳、上海、广西等地巡回演出，蜚声全国，并应邀赴欧洲各国及新加坡、日本等地演出，受到同胞及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誉。尤其是1985年6月，赴德国参加西柏林“地平线85”第三届世界文化节开幕式，演出的川剧《白蛇传》获得极大成功。近年来，剧院又先后整理、改编、上演了《杨八姐智取金刀》、《春草闯堂》、《白蛇传》、《荷珠配》、《柳荫记》等久演不衰的优秀传统剧目。特别是新编三国故事剧《和亲记》被重点整理排练，参加第四届中国戏剧节，荣获10项大奖。1997年在第五届中国艺术节祝贺演出活动中新排的《变脸》引起轰动，并应邀参加“98上海国际艺术节”，被誉为“艺术节的华彩乐章”。同年获得中宣部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八届“文华导演奖”、“文华表演奖”、“文华剧作奖”、“文华新剧目奖”、2000年获第八届“文华大奖”、第六届中国艺术节首次建立的“艺术节大奖”。2001年11月参加第七届中国戏剧节，新排《都督夫人董竹君》荣获“优秀剧目奖”、“中国曹禺戏剧节奖”等11项大奖。

2002年，四川省剧院重新加工、改编的大型川剧《巴山秀才》被邀请参加了第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了广大观众及专家的赞誉，开创了地方戏曲首登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先河。应首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的邀请，该剧2003年10月在长安大戏院隆重献演，被誉为最有光彩的剧目之一；同月还赴西安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演出充分发挥了戏曲美学优势，张扬了川剧特色，以其“精彩的演出、精巧的结构、精致的人物”，一举夺得了本届戏剧节大奖“中国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第一名，同时囊括了“优秀导演”、“优秀编剧”、“优秀表演奖”、“优秀舞美”、“优秀音乐设计奖”等所有奖项。

四川省川剧院多年来以其演艺精湛、剧目丰富、阵容整齐、台风严谨而蜚声海内外，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享有盛誉，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节　继往开来　魅力无限

“窝子”即川剧的演出场地，近年来已遍地开花。成都市区内有大小固定川剧窝子近10个，每天有2000多人的固定观众。在成都一些酒楼、茶园及各种简易剧场，一年365天，都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大幕戏、折子戏。成都会展中心——顺兴老茶馆每天下午都有川剧绝活表演。

新中国成立后，川剧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蓬勃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其中被誉为川剧“鬼才”的自贡川剧团魏明伦，佳作几乎每年都有，像《巴山秀才》、《潘金莲》等，轰动全国。他排出的川剧新戏《中国公主杜兰朵》曾与张艺谋诠释的歌剧《图兰多》在北京同期上演，得到好评。成都市川剧院把布莱希特剧作和表演体系移植于川剧的《四川好人》，攀枝花川剧团的现代戏《攀枝花传奇》，倪国桢的公案系列剧《古琴案》、《婚变案》，音乐家沙梅创作的钢琴伴奏高腔戏《红梅赠君家》和新都川剧团轻歌曼舞的《芙蓉花仙》等，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川剧顽强地表现了自己的生命力。此外，川剧与电视剧的嫁接也成果显著。这些都显示了四川川剧界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

戏剧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目前，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位接受现代教育的年轻人都来热爱这一门艺术，但是川剧表现的古代文化和古代生活还是值得年轻人了解的。如今的川剧，在声腔上民族化，加大了民乐的量，这样的改革更加贴近生活，对各种年龄层的观众都有吸引力。目前，成都市川剧团正试图将川剧与四川旅游业结合起来，在四川省内的各个景点都开辟川剧的表演场地，希望川剧能够开辟一个更加广阔的艺术空间。

在一次川剧节的“玩友比赛”中，来自四川师范学院的一名19岁玩友，以一曲《迎贤殿》征服了大众的听觉，一举夺魁。对大多数青年人来说，注入了时代活力的现代川剧颇具魅力。就像魏明伦创作的《潘金莲》、《中国公主杜兰朵》等，戏里涵盖了哲学、逻辑、伦理等方面的思考，改变了两百年来戏曲以角儿为中心的局面，所碰触的人本课题，更具时代意义。近年来，现代戏给传统的川剧故事以更加鲜活的形象。川剧目前除了秉承一贯的传统作风之外，还注入了现代人的思维理念。立足传统，展现当代，正是培养年轻观众的关键。戏台上，《刘十四娘》、《山杠爷》、《四川好人》等优秀的剧目也闪亮登场。川剧正以其独有的风格向我们走来。它的未来充满希望，恰似杜鹃满山红。

第四节　新时期川剧理论研究的整体性超越

戏曲学是一门传统的艺术研究学科，明清以来的历代文人学士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研究著述甚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及至王国维、吴梅、周贻白等，逐步构建了戏曲学的框架体系。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戏曲的改革发展工作极为重视，从中央到各省、市都建立了戏曲研究院、所（或以戏曲研究为主的艺术研究所等），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搜集整理戏曲资料，记录总结名老艺人艺术经验，培养专业戏曲研究人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戏曲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使戏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川剧理论研究可以用“起步较晚，发展较快”八个字来概括，最早一本较全面介绍川剧的书籍，是1947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阎金锷所著的《川剧绪论》。因此可以说，川剧研究工作是在建国后才开始起步的。1953年成立了西南川剧院研究室，这是由政府组建的第一个以川剧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研究机构，1958年改建国四川省戏曲研究所，1961年与四川省川剧学校合并。近10年间，戏曲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专门研究人才，依照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部署，投入到剧目鉴定、戏曲改革的第一线，从戏曲剧本、音乐曲谱、传统程式、表演经验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出版了一些川剧文献书籍，为新时期的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新时期川剧研究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变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人们对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观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开放的国门，宽阔的视野，现代的传媒技术，宽松的舆论氛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全国戏曲研究工作的发展状况相似，川剧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了新的起步。较之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川剧研究工作的重心有了明显的转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由资料汇集梳理向理论研究层面深入。如果以年代来划分，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可以称之为川剧研究的初发始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对川剧资料的全面发掘整理为主要任务，从传统剧目整理改编，曲牌、锣鼓的发掘梳理，表演经验记录总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成果之丰，可谓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在川剧史抑或巴蜀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综观这一阶段存留下来的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的书籍，大致有：全面介绍川剧知识的《川剧浅谈》1本，表演程式、经验记录整理8种，音乐曲谱、曲牌集6种，脸谱、画册3种，《川剧剧目目录》1本，各种剧本丛刊、汇编、选编共汇集传统剧目1000余个，《四川戏曲》杂志出刊6期，《川剧艺术研究》丛刊出版3集。由此可见五六十年代川剧研究工作的概貌。60年代中后期到197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川剧研究工作进入蛰伏期。

1978年至今，是川剧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出版的大量川剧著述表明，川剧研究工作的重心已开始由资料整理转向理论研究。80年代，继全面介绍川剧的《天府之花》出版后，邓运佳先生推出了川剧历史上的第一本《川剧艺术概论》，继而前无古人的《中国川剧通史》、《川剧简史》（上下册）、《振兴川剧十年》、《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等著作在90年代相继出版，填补了川剧研究史上的空白。在川剧音乐研究方面，出版了《川剧音乐概述》、《川剧高腔散论》、《王官福司鼓艺术》等系统的研究著述，较之过去的曲谱、曲牌汇编，它们不再停留于纯粹的整理编辑，而是在资料汇集的基础上，对川剧音乐从内涵到外延，包括性质、功能、文化价值等方面予以理论层面的分析认定和学科性的解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有一批川剧丛刊或期刊出版，如《川剧艺术》季刊、《川剧学习与研究》季刊、《川剧艺术研究》丛刊、《四川戏剧》双月刊等，从传统艺术到探索剧目、从剧本创作到舞台演出、从艺术改革到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探讨研究的议题几乎是无所不及，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以往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突破。

其二，由个体局部评介向系统整体研究转化。川剧向来以剧目的研究室性和表演艺术见长，以对表演艺术的研究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对川剧表演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极富造诣的艺术家身上，或者是某些老艺人的代表性剧目，如刘念兹、齐建昌记录整理的阳友鹤《川剧旦角表演艺术》，胡度、余夫等分别整理出版的四本关于周慕莲舞台艺术经验的书籍，省文联编辑的《川剧舞台人物创造》，收集了10篇老艺人谈表演艺术的文章，另在其他报刊上也有不少此类文章发表。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学科研究的规律性来看，此种个体的局部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为后来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80年代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已陆续出版了15种个人的舞台艺术专著，对生、旦、净、丑各行当均有较系统的研究。这些著述一般都具有容量大、叙述全、研究深的共同性，在对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代表剧目、艺术见解进行分析介绍的同时，还从一些侧面披露出社会的变迁对川剧艺术发展的影响，涉猎到形形色色的川剧班社、演出习俗、舞台面貌以及川剧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在剧种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一些专业性的川剧表演文集如《川剧表演技法撷英》、《川剧表演身段教程》等相继出版，也从一个方面对川剧表演进行了系统性基础性总结。这些著述的涌现，标志着川剧表演艺术研究已取得整体性的长足进展。

回顾历史，20世纪50年代的川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艺术本体的历史遗存进行全面的开掘上，对传统剧目、音乐、表演艺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非常重视，这些具体翔实、分门别类的资料积累，虽不能等同于理论研究的成果，但为后来川剧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支持。1978年，四川省川剧研究所恢复建制，1985年重庆、成都的川剧研究所建立，也为川剧研究工作的深入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起，川剧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了学科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发展阶段。

二、川剧理论体系建设的标志性特征

新时期川剧理论体系建设体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艺术本体研究的整体性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川剧研究全面深入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初步建立了川剧的理论体系框架。从艺术本体来看，关于川剧编、导、演、音、美五方面及史论研究的基础论著已陆续出版，其中属于基础理论范畴的，有川剧史学研究的专著两种；有川剧概论研究的专著两种；有夏阳、熊正甘、陈国礼的导演艺术专论三种；有各种曲谱、司鼓、音乐概述专著十余种；有概述性的图文并茂的《川剧舞台美术》、《川剧艺术形象谱》；有川剧各时期代表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有文化部统一规划编撰的四川、重庆、成都戏曲（川剧）志书三种；有川剧工具书三种；有系统配套的川剧教材；综合性论著、文集若干……。《振兴川剧十年》、《振兴川剧综论》、《探索集》、《寻找新的文化坐标》、《川剧：走向新世纪》、《面向新世纪的思考》等著述，则着眼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川剧改革实践的理论思考，这些著作，一般都能将川剧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理性分析，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从剧种学的角度来考察川剧研究的结构体系，可以说，这个结构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建立起来，当然还需继续完善充实，目前正在编写之中的《川剧艺术论》、《川剧美学》等著述，将有益于这个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2.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勃兴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边缘学科的迅速兴起，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传播之快，形成了信息时代学术研究的一种潮流。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戏曲研究领域变得更加宽广，如由戏剧学、心理学发展形成的戏剧观众学、表演心理学等，由戏曲史、宗教学、民俗学等发展形成的戏曲目连学、傩戏学等，在中国传统文论、画论、戏论基础上形成的戏曲美学等，也都取得了新的成果。在这方面川剧的专著有《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川目连艺术论》、《巴蜀傩戏》、《川北灯戏》、《中国戏曲舞台角色创造》、《移民入川与舞台人生》等，以及尚在进行中的一批研究项目，成为新时期川剧研究一道新的景观。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著述的研究对象虽超越了川剧的范围，但这些对象都与川剧有密不可分的渊源联系，脱离了川剧则无从对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

3.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新时期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体现在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方面。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各学科广泛接受运用的方法论，川剧研究也不例外。运用系统研究的方法，人们把川剧与其生存环境中的诸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着眼于川剧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着眼于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的综合效应，着眼于川剧事业的系统工程。由1992年出版的《振兴川剧十年》、《振兴川剧综述》等论著，我们可以看到系统研究方法给川剧研究带来的新思路。把振兴川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待，对之进行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发展的而不是凝固的科学分析，将川剧艺术改革与社会各界对这项工作的参与或态度相对应，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系统中来全面客观地估价振兴川剧工作的成就与不足，这本身也是戏曲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一项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程，堪称川剧研究的创新之举。

4.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不同于传统研究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人们对川剧研究在传统观念上的突破，不再停留于某一层面和角度的认识，而是把川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着眼于川剧与其他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对其内涵外延给予全方位阐释。这种新的研究视角的选择，在八九十年代川剧研究论著中多有体现，由此出现了一批从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侧面研究川剧的文章著述，将川剧研究带入了一个开放的领域。

5.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的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的良好学风，也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川剧研究工作得以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新时期得到了弘扬与发展。川剧是活生生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对其研究仅仅停留于文字平面是不够的。回顾最近10余年来，川剧有过几次具有全国、全省性影响的大规模学术性研究演出活动，如1993年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情探》研究演出、“旧戏新探”研究演出、川剧丑角艺术研究演出等，都是在广泛开展调查、精心组织演出、认真准备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学术研讨，因而能够取得一批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资料的开掘还是研究的深入上都有所突破。

6.理论研究对社会变革的密切关注。这是新时期川剧研究较之以往有重大进展的一个方面。“文革”结束后，川剧经历了短暂的兴旺而迅速滑向低谷，它所显示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在于传统的艺术形式与现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相悖离，以及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剧（院）团与实现社会发展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往往不是文化主管部门能单方面解决的。上级部门对振兴川剧的预期目标要求与实践结果的不一致，引起了川剧界同仁和社会舆论的焦虑和关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决策部门需要广泛地听取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并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以期作出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正确决策。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管理决策部门十分强调和重视对川剧发展现状的研究，召开过一系列诸如“川剧发展战略研讨会”“川剧现状与发展研讨会”等专门会议，组织过多次全省性的川剧调查，形成了会议论文集和多种调查报告，为振兴川剧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川剧理论研究勃兴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振兴川剧的系统工程中，川剧理论研究一直显示出旺盛的活力，哪怕是在观众人数锐减、剧团纷纷解体的情况下，参与川剧理论研究的人数却在增加，除了专业研究院、所之外，1984年成立的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员最多时达到近300人，现在仍然有会员200人左右，含4个团体会员，一个专业委员会，至今坚持常年性的川剧研究活动，成果显著。

川剧研究的异军突起，有几方面的原因所在。一是新中国成立初17年来的资料积累和专业人员培养。一批5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川剧界的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思考，但60年代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们没有机会潜心于研究，在振兴川剧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以自己雄厚的资料积累为基础，努力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时代的必然。二是领导的重视。在振兴川剧的系统工程中，研究工作得到了领导部门的重视，并纳入了文化工作的总体规划，这就为川剧研究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和一定的经济支持。三是实践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川剧出现了观众危机，这种局面严重困扰着艺术实践第一线的从业人员，面对种种矛盾，他们亟须获取理论上的说明，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促使艺术实践者转向对理论的追求，参与到理论研究的队伍中。这些来自舞台的实践者的加盟，增加了理论研究队伍的活力。四是专业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三个专业川剧研究院（所）的建立，形成了一支不断充实发展的专业研究人员队伍，担负起了重大基础课题研究的任务，如已经出版的《川剧音乐概述》、《川剧舞台美术》、《振兴川剧十年》、《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等重要论著，以及即将出版的140万字的《川剧剧目词典》、《川剧艺术引论》等，都是由省川剧艺术研究院承担主持完成的。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川剧研究乃至戏曲研究工作，它只是中国文化艺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戏曲的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川剧研究也离不开中国戏曲和巴蜀文化的大背景。中国戏曲以及在西南一隅的川剧早已走向世界，融汇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之中，在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中，戏曲研究将会面临一个更为宏阔的领域。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被证明是最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理论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戏曲研究也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去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从川剧研究的进程来看，在未来的日子里，仍有一些属于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性课题有待完成；还须从多种边缘学科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社会变革与艺术发展相互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川剧研究工作所要面临的新课题。还需提到的是，培养年轻一代的专业科研人员后备力量，是保证川剧研究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这也是应当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