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书同文”的东亚与“汉字文化圈”
中国、朝鲜半岛（包括今韩国及朝鲜）、越南、日本等一些属于广义上的“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将汉字作为主要的书写记录文字，这一现象被称为“书同文”，也有人喜欢用“汉字文化圈”的概念来进行表述。
“书同文”是对一种客观历史现象的概括性表述，它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都产生并留存下来大量用汉字书写的文献，且这些存世文献几乎涵盖所有书籍类型，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史籍，特别是官修国史类的书籍，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历代文人的作品，其涵盖范畴很广，包括有学术著作、诗文集、日记乃至小说等类型的书籍。
举例来说，在史籍方面，如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日本的《日本书纪》、《大日本史》，琉球的《中山世鉴》、《历代宝案》等等，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国史记录类文献，而其中绝大多数作品，不仅全部用汉字写成，甚至连编撰体例依照的都是中国传统史书的编年体或实录体的方法。国史类文献是保留和延续一个国家的国家记忆的最核心文献，共同用汉字书写此类文献的事实，可算是历史上东亚“书同文”现象最具代表性的表现。
相对于史籍而言，数量更为庞大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历代文人所创作的作品。文人群体，或者说士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正是维持东亚“书同文”现象长期存在的中坚力量。以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士人为例，他们几乎和中国的士人一样，自幼便系统地学习汉字，更为关键的是，近世以来，对汉字和汉文的掌握成为令他们身份地位高于普通民众的一种阶层标识，也是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掌控国家政治权力的根本前提，他们坚持用汉字写作和进行阶层内部的思想交流，实际上也成为了维系和巩固本阶层社会地位的手段，作为其结果，朝鲜半岛和越南历史上均留下大批量的用汉字写作的文人作品。
除了大量存世汉文书籍和文献为东亚“书同文”现象的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外，各类文献中所见关于东亚各国及地区间人员往来交流的历史事实，也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幕幕“书同文”的场景。因为有了汉字作为通用文字，历史上东亚各国之间的国际交往中几乎没有太多的障碍，即使口头上无法顺畅沟通，但交往中的各方完全可以通过“笔谈”（即用书写汉字进行交流）的方式达到彼此间的充分理解。
历史上东亚各国间的人员往来和交流十分频繁。比如朝鲜、越南向中国的朝贡使行是中、朝、越三国之间重要的交流通道，而朝鲜派往日本的通信使、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遣唐、遣明使等活动，则又是朝日、日中间沟通的渠道。此外，更多的人员交往还发生在东亚区域内通过海陆两种途径展开的商贸活动，以及以东亚海域为中心频繁发生在中、朝、日、越等国间的漂流民事件等过程中。经由这些活动，东亚各国人员间产生大量交集，而在这些交流过程中同样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下来，从其中诸如诗歌酬唱、笔谈记录等内容，可以看出他们以利用汉字汉文进行交流的不争事实。
16世纪末，朝鲜使臣李睟光和越南使臣冯克宽分别代表各自国家出使中国，他们在北京见面并进行了交流，虽然听不懂彼此口中说出的话，但他们通过笔谈和互赠诗歌的方式结为知己，成就了一段跨国文化交流的佳话。在他们互赠的诗歌中有这样的诗句：“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李睟光）、“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冯克宽），两人的诗句不约而同地指向“书同文”的现象，可以说是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书同文”的时代的真实写照[1]。
“书同文”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随着研究的展开，相关讨论也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意义阐释和价值判断的层面，“汉字文化圈”概念应运而生。关于“汉字文化圈”的提出，最早大概应该追溯到日本学界[2]，而中国学者显然对这一概念有着更大的兴趣，且颇有推波助澜之势。可是，“书同文”是一种客观现象，而“汉字文化圈”则是一个基于现象进行意义和价值提升的理论概括，两者之间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学者在研究“汉字文化圈”的问题时，会有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问题意识和论述重点，“汉字文化圈”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有其固有的价值。可是一旦脱离具体的研究对象，只是泛泛地就概念来理解，认为用“汉字”这个要素，就能以文化的名义在东亚简单地画出一个“圈”来，就或多或少会出问题。这背后涉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东亚到底有没有一个文化的认同。
东亚到底有没有文化认同？对于这个问题，用求同法可以找到大量肯定的依据，而用求异法又同样能够找到不少反对的理由，求同存异之后，可以认为这种文化认同一度存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瓦解[3]。
回到“汉字文化圈”的问题上来，虽然汉字的使用一直被作为东亚世界的“同”的因素来强调，但即使是在这个“同”的背后，还是存在不少“异”的因素。
首先，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在大量使用汉字的时候，也同时拥有自己的文字，如朝鲜在15世纪中叶就出现了韩字（一般以1446年朝鲜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为标志），越南的喃字（或称字喃）也至少在13世纪就已经形成体系，而日本则早在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假名（同时使用假名和汉字字形进行书写，且汉字字形均可用假名拼写，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文字体系，也称“和文字”）。所以，至少到了15世纪以后，中国以外的这些东亚主要国家都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体系，汉字并不是唯一被他们使用的文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自生文字的使用情况如何，尤其是与汉字相比较的使用率如何。
学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般都认为朝鲜、越南和日本自己的文字，自其出现之后，一直都处于不那么重要的地位，只是通行于民间或者非正式的场合，无法撼动汉字作为官方记录文字的地位[4]。当我们认为汉字是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的所谓官方文字或者占主导地位的文字时，多少还是受到通过存世文献来认识历史的观念局限，单以不同文字书写的存世文献的数量多少，或者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士人阶层的单方面叙述而得出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适当地将目光下移，比如用社会史或者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去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或文献记录以外的历史，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以朝鲜半岛为例，世宗时期发明的韩字是一套纯粹的表音文字系统，它直接和朝鲜语的发音挂钩，只要掌握有限的符号和发音的对应关系，就可以实现读写，其极易习得的特性，成为其为下层民众广泛掌握和使用的根本原因。在近世朝鲜半岛历史上，“不识字（汉字）”的下层民众广泛掌握和使用着韩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国家下发到基层的告示和文书等，最后出现在民众眼前时必然会有一个韩字的版本以利其理解；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类书籍，因为有面向大众的需要，大部分同时有汉字和韩字两个版本，还有些更是直接用韩字创作。由此可见，在民众间的互动、国家与基层的联动、上层文化向底层的流动等等这些过程中，韩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大概也只有在认为一个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并不构成其历史主流的逻辑前提下，我们才能不加限定地将汉字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地位轻易置于韩字之上。朝鲜半岛的情况如此，越南、日本或多或少也有些类似之处。对这些国家自生文字的使用情况及其影响的重新认识和评估，将有可能令我们对历史上汉字在东亚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所谓“汉字文化圈”的界定有新的认知。
其次，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各自在对汉字的使用和重视程度上是存在差异的。相比之下，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情况比较接近，由于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时间更长，程度也更深，加之与国家政治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士人阶层的稳定存在、维系社会结构相对稳固的科举制度的长期运作等原因，使得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汉字”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被赋予了“正统”的地位，即一种难以撼动的政治和权力属性。与对汉字重视程度的近似相对应的，是朝鲜和越南士人的汉文水平的不相上下，而两国文士相见时往往总会生出相逢恨晚、惺惺相惜、引为异域知己的感觉，大体亦缘于此。
然而，日本的情况与朝鲜半岛和越南是不同的。近世以来，日本世袭社会的属性相对明显，并没有如朝鲜和越南那样出现士人阶层主导政治权力的情况，也没有科举制度的存在，这使得汉字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在日本历史上，掌握汉字、汉文的人群更像是一个技术群体或者说学术群体，比如极具代表性的“五山禅僧”。此外，有一些文人、官僚和贵族也积极学习和使用汉字，其目的大概不外乎学术研究、国际交往中的应用，或是为了彰显自己文化水准等。总的来说，汉字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在日本并没有“正统”的政治性意味，也没有一整个社会阶层的人必须要靠它吃饭，它不过是一门学问和技术。因此，比之朝鲜和越南，近世日本以纯汉字书写的文献要少得多。而当我们看到历史上朝鲜文人常常对日本文人的汉文水平嗤之以鼻、日本商人去越南做生意要带个朝鲜人做翻译这样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各自独有的自生文字的存在及影响，以及它们对汉字的使用和重视程度的不同，这些情况都在提醒我们，对“汉字文化圈”的内部差异性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类似“汉字文化圈”这样一种对同一性的概括，最大的危险性就在于有意无意之中对差异性的消弭[5]，而差异性中恰恰可能反映着最真实的历史。因此，从“汉字文化圈”的理论框架中跳出来，回到“书同文”这一客观现象，将注意力集中于东亚各国所留存的汉字文献本身及其反映的历史事实，而不要过分追求“文化共性”、“东亚认同”之类的价值论断，或许才真正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对于“书同文”和“汉字文化圈”，似乎都不应过于执着于理论的建构，而应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或者研究的方法来加以对待[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