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周边国家汉文文献整理和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在提到周边国家汉文文献的价值时，往往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异域之眼”，所谓“异域之眼”指的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的眼光，这种眼光和中国人的眼光不同，因而能够为我们提供认知自身的新角度。而在所有观看中国的“异域之眼”中，来自周边国家的观察持续时间最长，留下的文献资料也最多，而其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也非其他来自异域的观察所能及。
然而，中国的研究者对这部分历史资料的价值，从了解、认识到重视，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张伯伟教授在论述这个过程时提到，历史上中国人对域外汉籍的认识，往往是从展现本国“文教之盛”和“礼失而求诸野”的心理出发；20世纪以来，社会和学术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学者重视新材料的发现，也以研究的态度对待之，但实际成果极少；80年代自国际上出现域外汉籍研究热潮[13]，台湾学界率先跟进，90年代大陆学界陆续跟上，而时至今日，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现状，可以用“方兴未艾”来形容[14]。
葛兆光教授和张伯伟教授在论及中国学者关注到域外有关中国的史料这一问题时，都提到了胡适的例子[15]。胡适在1938年8月28日于苏黎世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英文论文《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他在文中提到的史料包括：1．安阳的殷商史迹；2．新出土的金石与其新研究；3．敦煌卷子；4．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5．中国宫殿官署所出档案；6．禁书、逸书，忽视的书的“钩沉”[16]。胡适是在写给傅斯年的信里提到这件事的，但是他所提到的第四条“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的受关注程度，在当时及其后一段时间的中国史学界，似乎都远远不及他提到的另外几项史料。大抵当时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一批史料派学者，光动手动脚找中国内部的资料就已经够忙了，根本无暇他顾吧。
不过，胡适在论文中提到这一点，当然是有他的依据的，因为当时他自己的一个学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此人便是吴晗。吴晗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他因研究明史的需要而关注到朝鲜李朝实录的资料。早在1934年所写《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一文[17]中，他就提到了自己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一书的工作。1961年前后，吴晗将全稿整理校阅一遍，又从《高丽史》中摘录资料进行补充。今日所见中华书局版十二册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共约三百多万字，其书稿早在1966年前已经排成，因政治原因被搁压多年未能付印，直到80年代初吴晗被平反之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18]。
吴晗在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中，得到胡适不少指导，也自然受其影响颇深，1966年第三期《历史研究》刊载的《评注吴晗胡适通信》中所收两人1930年至1932年间往来书信（共十三封），多反映这方面的内容[19]。其中，胡适在1931年9月12日写给吴晗的信件中集中谈到治明史的建议，最后说：“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20]因为胡适的指导，再加上条件也凑巧——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收藏了一套朝鲜最新影印出版的《朝鲜李朝实录》（1932年出版）[21]，促使吴晗开始了对朝鲜史料的辑录和研究工作。他在1934年的《李满住》一文中提道：“过去我曾把这书（《朝鲜李朝实录》）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辑录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体例一仍原书”[22]，可见这项工作早在1932年到1934年之间就已经开展并形成部分成果。
事实上，当时胡适本人对域外有关明史的资料特别是朝鲜所存的资料并不十分掌握，如其在1931年致吴晗的信中说：“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23]由此可见，作为学生的吴晗当比老师更早地关注并利用朝鲜史料研究中国，弟子不必不如师，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常态。无论如何，早在20世纪30年代，不管是吴晗的付诸实际行动，还是胡适在国际学术场合的公开发言，都已经明确指向了利用域外文献以资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遗憾的是，在之后的整整六十多年间，中国学界这方面的努力却乏善可陈。
吴晗先生的史料辑录工作至今仍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并被公认为利用域外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举，可谓实至名归。在当时的工作条件下，要从六千四百多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出三百四十多万字的中国相关史料，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老一辈学人的勤奋超乎我们的想象。今天，包括《朝鲜李朝实录》在内的大量域外历史文献都已经实现了电子化，且能够方便地进行检索阅读，因而像编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样的资料集从技术上似乎没有了必要。然而，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这样的工作对今天仍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推而广之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日本史料、越南史料、琉球史料[24]，日本、安南史书中的中国史料等，都是可以开展的工作，更何况现在的研究条件也是空前优越。总之，利用域外资料开展本国史研究的方法，其潜在的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差不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域外汉文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又重新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热点，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大致可以发现两条不同的行进脉络。
其一是文献学的脉络，或可称之为“域外汉籍”的研究脉络。这一脉络的出现缘于中国学界对于国际学界在“汉文化圈”研究背景下强调东亚汉籍的一种回应，它偏重于文献学、文学、儒学、汉文化整体性等问题的讨论。而在这一脉络中，“域外汉籍”的概念十分宽泛，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第二，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25]。
从这一条脉络去考察中国学界的动态，可以发现不少有代表性的现象。比如南京大学于2000年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形成了对域外的目录、文学、史学、思想、教育、医学、艺术、宗教文献等方面的整理计划和研究规划；上海师范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并以敦煌学、佛教和小说为研究重心。台湾学界也相当活跃，台湾大学2002年建立的“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东亚文献、教育、儒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文献研究”的研究生课程[26]。这样一种以专门机构推动特定研究方向的方式，使域外汉籍的研究得以迅速发展。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张伯伟教授所主持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所在推动域外汉籍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做出了学界公认的贡献。该研究所从2005年开始创办《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已出版九辑），此外还主编“域外汉籍资料丛书”[27]和“域外汉籍研究丛书”[28]，产出了大量与朝鲜、日本、越南所藏汉文文献有关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文献。有学者评价，该研究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域外汉籍研究系统，是域外汉籍研究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9]。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域外汉籍整理出版最庞大的项目，该项目作为中国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重大出版工程之一，2009年开始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中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域外钞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也作为附录收入《文库》。该丛书计划出版800册，囊括2 000余种珍贵域外汉文文献，截至2013年已出版三辑共213册。
除了机构的推动外，一些研究者个人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值得注意，比如：白化文等人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朱瑞平点校的《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葛振家的《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白化文和李鼎霞点校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王丽萍点校的《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都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域外文献进行整理和点校的重要成果。
其二是历史学的脉络。这一脉络侧重强调中国周边国家汉文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它基本上可以向上接续到前述吴晗的做法和胡适的想法。胡适提出利用周边国家汉文文献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可能是因为过于超前，在当时时代条件下没有立即形成一种鲜明的学术风气，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和新材料发掘需求的增长，不仅仅胡适提到的“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注定要重新进入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视野，更广阔视野中的域外文献也在陆续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资源。
在历史学的脉络下发掘和研究域外汉文文献的工作，大体有两方面值得关注的情况。首先是一些国别史研究者的相关工作，他们的专业是朝鲜史、日本史或东南亚史（越南史）等，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长期接触到这些国家历史上的汉文文献并加以研究。不少学校和科研机构成立了专门的国别史研究中心，比如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越南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中心也关注对象国家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除了国别史之外，中外关系史领域也是利用域外文献开展研究的重要阵地，近年来，特别是在中朝（韩）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此类研究。一些学术团体的活动在汇聚学者、引领学术方向上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就聚集了国内绝大多数的朝鲜半岛历史和中朝关系史研究学者，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并定期出版会刊《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可以说，该研究会在推动朝鲜半岛留存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燕行文献研究热的出现。对历史上明清两代朝鲜使节出使中国留下的纪行文献产生兴趣并展开研究，最初大概出现在中朝（韩）关系史领域，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感到，此类文献中更多的是和中国直接有关的材料，于是研究中国史（主要是明清史）的学者，也迅速加入进来，掀起了一股燕行文献研究的热潮，近十几年来产出大量成果。专著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陈尚胜等的《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顺利的《王朝间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学苑出版社2010年）、徐东日的《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2010年）、邱瑞中的《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杨雨蕾的《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葛兆光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等。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层出不穷[30]。而近年来各高校文史专业的学位论文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与燕行文献相关的题目[31]。
燕行文献作为域外人士观察中国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中国明清时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且其主题集中、体量较大，原本在韩国就有较好的整理出版基础[32]，加之国内也有选编出版的情况[33]，研究者较易获得和利用，使得以燕行文献为史料基础的研究近年来迅速涌现，以至于不少中国研究者都对韩国学者最先提出的所谓“燕行学”津津乐道。燕行文献作为新发现史料对相关学科的影响可想而知。
而随着对朝鲜半岛燕行文献关注度的提高，与之近似的一类文献资料——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10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全二十五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的首次收集、整理和影印出版，意义重大。中国学者对越南汉文文献的关注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学领域[34]，利用越南燕行文献开展研究总的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但也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成果问世[35]。
日本方面也有与此类似的文献，但总的来说数量较少。比如唐代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宋代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等，作为外国人记录中国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受到相关时期的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重视。明代产生了一批日本人中国纪行文献，一般称为“遣明使记录”，其性质和资料价值都接近于燕行文献，比如笑云瑞的《笑云入明记》、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和《再渡集》等。以往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研究者利用遣明使记录开展研究的不少，但近年来，从“异域之眼”和域外史料的角度出发，利用这些资料集中讨论中国本身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开始涌现出来[36]。
燕行文献的研究热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局限性，过度关注于燕行文献这一个史料的增长点，带来的副作用也可能是对其他文献的忽略。这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无关系，研究者往往喜欢深入挖掘、务求穷尽史料的价值，特别是在接触到新史料的情况下。不可否认，很多优秀的历史研究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做出来的，但是在对待燕行文献的研究时，研究者更应该考虑的或许是一个在接触、进入之后，应该怎样走出来，以及如何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史料视野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吴晗先生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看作是中国学界关注和利用域外汉文文献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那么燕行文献热或许可以视作继之以后的第二个明显的标志性阶段，我们目前尚处其中。那么，下一个热点会是什么？下一个发展阶段将是什么样的情况？以朝鲜半岛汉文文献来说，继李朝实录和燕行文献之后，可能为研究者研究中国历史所利用的文献空间还很大，比如韩人文集、官署誊录、通信使文献等，这些都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热点。而除了文献体量最大的朝鲜半岛方面，日本、越南的汉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都有迎头赶上的趋势[37]。无论何者成为下一个热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学界对域外汉文文献的关注和研究将会是一个长期延续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