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这样一个议题，自其产生开始就和中国传统文化东传朝鲜有关，其背后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化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但是，当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考量这个问题时，片面去强调影响力的一面，却并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态度，也不是一种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反地，如果注意到朝鲜王朝小中华意识内在有一种转变的过程，再反过来看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及其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思明清易代给中国带来的文化、思想的变化，这才是我们客观对待自身历史应有的态度。
中国研究者对待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问题，应该注意避免带有一种从自身本位出发的优越感，即认为朝鲜始终对中国有一种依附性。明代的情况或许还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对于之后的情况，如果还一味认为朝鲜没有脱离对中华文化或者中国的依附，就无疑陷入一种过于本位主义的立场，同时也是无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科学的立场。只有在研究中尽量避免陷入这样的立场，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历史研究需要一种换位思考，所谓换位就是改变自己的固有立场，特别是民族、国家的立场。进入他者的角色去思考问题，带来的将不仅仅只有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同时也可以让自己跳出固有立场的框限，从外部反观自身，进而更全面地了解自己。而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注释】
[1]本章节写作过程中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者交流”项目的韩国访学资助，同时得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的资料文献帮助，在此深表感谢。本文初稿曾在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上宣读，得到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等学者的大量宝贵意见，同样表示感谢。
[2]关于这次使行活动，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两条相关记载。一是正祖四年三月二十日条：“朴明源为进贺兼谢恩正使，郑元始为副使，韩光近为书状官，寻病递，以赵鼎镇代之”，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四十五册，第159页。二是正祖四年九月十七日条：“进贺兼谢恩正使朴明源、副使郑元始状启言：臣等一行，八月初一日，到北京，诣礼部呈表、咨文……（略）”该条照录了正副使递交的状启，详细汇报了使团完成任务的情况，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四十五册，第183页。
[3]有关1780年朝鲜进贺使行的官方往来文书，收录在《同文汇考》第一册，进贺九，“乙亥（正祖三年）贺皇上七旬表及方物付进年贡使咨”，见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翰近印刷公社，1978年，第一册，第284—289页。
[4]关于这一点，笔者翻阅了目前出版的各种燕行文献资料，并在韩国各主要图书收藏机构网站进行检索，均未有发现，此处暂且存疑，欢迎知情者提供线索。
[5]另外一种较早被介绍到中国大陆的朝鲜人中国纪行文献是由葛振家教授点注出版的崔溥的《漂海录》。这两种文献之外，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正致力于燕行文献导读类著述的撰写，其实也是一种文献点校的工作。近年所见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顺利教授所著《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往来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学苑出版社，2010年）即为此类作品。
[6]林基中先生所编《燕行录全集》的总目录中有“燕行年代顺目录”，而这两部文献并没有被放在同一年代目录下。其中1780年下有《随槎录》，但无《热河日记》，《热河日记》竟被放在1751年下，不仅如此，目录的错误还在于把《随槎录》燕行年代干支纪年标注为“肃宗四六康熙五九庚子”，整整提前了六十年。参见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一百卷，总目录，燕行年代顺目录，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71—272页。
[7]韩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有：南权锡《关于新发现之卢以渐〈随槎录〉书志的研究》，［韩］《图书馆学论集》第23辑，1995年12月，第405—437页；权延雄《卢以渐的〈随槎录〉：解题和原文标点》，［韩］《庆北史学》，第22辑，1999年8月，第141—239页；金东锡《有关卢以渐〈随槎录〉的研究——与〈热河日记〉比较的角度》，［韩］《韩国汉文学研究》，（转下页）（接上页）第27辑，2001年，第259—302页；金东锡《朝鲜后期燕行录的美学特质：〈随槎录〉与〈热河日记〉的内容比较》，［韩］《东方汉文学》，第49辑，2011年，第191—221页。
[8]2009年至2011年，我参与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项目，期间接触到这一文献。这部丛书于2011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随槎录》收在该丛书第二十一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部丛书出版时已经注意到《随槎录》与《热河日记》在时间上的关联性，将两者相邻编排收录，在文献解题中特别指出这一点，并提示了两者进行比较阅读的可能性。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第二十一册，第168页。
[9]今韩国全罗北道金堤市万顷邑一带。
[10]今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水汗面有纪念赵宪的后栗祠，祠中有一碑文提及卢氏三义士事迹：“万顷卢氏。以高丽平章事万顷君克清为鼻祖，入我朝，讳革，文科牧使。生讳自羽，生讳竹鸣，俱参奉。生讳一仝，生讳世得，俱奉事，赠参议、参判。参判公娶咸安赵氏泽之女，生三男，长曰应晥、次曰应晫、季曰应晧，世所称三义士者也。长公字明远，号守庵，自幼颖悟，长而重，以孝友文学世其家，师事重峰赵文烈先生。当壬辰倭乱，与二弟倡率义旅从先生矢死讨贼，享怀仁后栗祠。”又，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牛城面贵山里有万顷卢氏三义士生家址（出生地故居），内设三义祠，并立有三义士殉义碑。
[11]朝鲜时代科举分小科与大科，小科考试又称司马试（朝鲜根据《礼记·王制》将生员进士称为司马），是生员取得进士身份的考试，只有通过小科考试，才有资格参加大科考试。大科分为文科、武科、杂科，通过初试、复试后就算合格，最后参加殿试，然后可以被授予官职。也就是说，司马试是大科的资格考试，而大科考试才是决定能否入仕为官的考试。
[12]关于卢以渐其人情况，参见前引《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中《随槎录》解题，见该书第二十一册，第167页；权延雄《卢以渐的〈随槎录〉：解题和原文标点》，142—143页；金东锡《有关卢以渐〈随槎录〉的研究》，262—264页；韩国系谱研究院编《韩国人族谱》，日新阁，1977年12月出版，第363—364页，“万顷卢氏”条。
[13]原本所藏处信息，在《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中提到，而《燕行录全集》未提及。但后者收录的《随槎录》版本，从字迹、版面布局以及纸张底纹细节等方面看，基本上可以断定也是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的藏本，但是《全集》收录的这个版本，页数却只有165页，较之《选编》少了4页。经查系《全集》本存在缺页问题，所缺为原本第39、124、156、157页，也即《选编》本的第211、296、328、329页。鉴于此，本文的引注，都以《选编》本为准。
[14]关于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问题，可参考孙卫国教授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
[15]相关研究情况可参见柳森《国内近三十年来关于六世班禅朝觐研究综述》，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4月，第1—5页。该综述文章中提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专著、论文以及资料汇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已经指出《热河日记》的记载可以弥补相关史料的缺憾，具有文献比较研究价值。同时还提到两个利用《热河日记》展开研究的个案：廉松心《〈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政策研究》（《北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双志的《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读朴趾源〈热河日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
[16]乾隆对六世班禅的礼遇，是希望借助宗教手段巩固民族统治，这一点当无疑问，而卢以渐同时提到，蒙古当时是乾隆最头疼的问题：“蒙古四十八部最为强大，乾隆畏之，待之甚厚，累与连婚，而患之弥甚。”因而乾隆“闻班禅最为蒙古之仰慕，特为招致，要藉其灵以镇蒙古人”，清代蒙古族普遍信仰黄教，班禅是其宗教信仰领袖，其政治取向对蒙古有直接影响，卢以渐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参见《随槎录》，收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第二十一册，第266—267页。
[17]同上，第267页。在《热河日记》中同样有关于班禅“撒茶灭火、凌波渡河”的记载，且关于“撒茶灭火”的记述更为详细，卢以渐听到语焉不详的“某州某里”，在朴趾源听到的版本中，明确说是北京正阳门外琉璃厂，参见朴趾源著、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71—172页。
[18]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84页。
[19]参见杜江《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第65页。
[20]该奏闻全文如下：“臣等遵旨派员会同理藩院司员等，带领朝鲜使臣正使朴明源、副使郑元始、书状官赵鼎镇等，前诣札什伦布拜见额尔德尼。行礼后，令坐吃茶，询问该国远近并入贡缘由，该使臣答以因皇上七旬大庆进表称贺并恭谢天恩。额尔德尼闻之甚喜，即嘱令永远恭顺，自然获福，仍给以使臣铜佛藏香氆氇等。该使等当即叩谢，所有给与使臣等铜佛对象，开单呈览。为此谨具奏闻。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奏。奉旨知道了钦此。”见前引《同文汇考》，第一册，第287页。
[21]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89页。
[22]参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85页。
[23]见前引《随槎录》，第267页。
[24]参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85页。
[25]参见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蒙古族作家博明生平事迹考略》，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64—67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呈现了博明作为一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诸多面相，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博明的蒙古族身份，作者是在经过一番考证后才确认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文献中都只提到他是满洲镶蓝旗人，而作者从清代《八旗文经作者考》中找到一条记载，称博明是“博尔济吉特氏，隶满洲镶蓝旗”，才由其姓氏确定其为蒙古族。而关于这个问题，卢以渐在《随槎录》提到：“（博）明即蒙人，其曾祖为清之驸马”（见前引《随槎录》，第261页），不仅明确指出博明的民族属性，还揭示了其隶属满洲镶蓝旗的原因。
[26]参见前引《随槎录》，第255—256页。卢以渐在日记中写道：“余曾见俞判书彦述为书状时日记，则盛称博明学术文章，心甚嘉之，来此后欲为结识。”卢以渐提到的俞彦述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任书状官出使清朝，其有《松湖集》六卷三册存世，现藏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编号：古3428-78-v．1-3。
[27]“数十岁以前，使行入燕，凡公私买卖。惟有郑黄两姓当之……黄商豪富，本不及郑商，然子孙犹世守其业，有婿曰博明，蒙古人，善书能文章，每使行访问秀才，译辈必以博明应之。其后登科为翰林编修。是行亦问之，方为南方知府云。”见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七·燕记·铺商，收入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二百四十五册，第258页。另，洪大容出使时间是1766年，此处“方为南方知府云”的记载，与博明于1763年出守广西庆远府相契合。
[28]见朴趾源《燕严集》卷七·别集·钟北小选·记·翠眉楼记，收入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五十二册，第153页。
[29]“博明书扇纸本。博明蒙古人，自称博王孙，书极精遒，知名中国。今此二扇，皆以泥金书之。李忠穆公溵，奉使入燕时得来者也。余得以藏宝，为穉教豪夺，为可恨也。”见南公辙《金陵集》卷二十三书画跋尾，收入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七十二册，第451页。
[30]“近世罗杰入燕京，见博明问碽妃事。”见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盎叶记》七《碽妃》，收入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五十九册，第69页。又“余友人罗杰仲兴……岁丙申仲冬，随申书状思运入燕，其时正使，即锦城尉也。”见前引《热河日记》，第272页。
[31]见前引《随槎录》，第255—261、268—277页。
[32]见前引《热河日记》，第249—250页。
[33]参见前引《随槎录》，第268页。
[34]见前引《随槎录》，第256—257页。
[35]见前引《随槎录》，第258页。
[36]此事详见前引《热河日记》“黄教问答”，第172—174页。朴趾源在酒楼偶遇此人，对谈中得知他叫破老回回图，蒙古人，字孚斋，号华亭，现任讲官，后来又了解到，此人还是康熙皇帝的外孙。《热河日记》“倾盖录”中，有其小传：“破老回回图，蒙古人也，字孚斋，号华亭，见任讲官，年四十七，康煕皇帝外孙。身长八尺，长髯郁然，面瘦黄骨立。学问渊博。余遇之酒楼中，为人颇长者，所带僮仆三十余人，衣帽鞍马豪侈，似是兼兵官也，貌亦类将帅。”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63页。
[37]朴趾源和清朝学者谈到本国的宗教问题时曾说：“至敝邦立国四百年，士族虽愚者，但知诵习孔子。方内名山，虽有前代所创精蓝名刹，而皆已荒颓，所居缁流，皆下贱无赖，维业纸屦，名虽为僧，目不识经，不待辞辟而其教自绝。国中元无道教，故亦无道观，所谓异端之教，不期禁绝，而自不得立于国中。”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68页。
[38]见前引《随槎录》，第277页。
[39]同上，第336—338页。
[40]同上，第183页。
[41]见前引《随槎录》，第205—206页。
[42]同上，第290页。
[43]卢以渐看到的《樵史》，确切说是《樵史通俗演义》，它是一部产生于清初讲述明朝亡国历史的野史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对该书有大量研究，而其中又以其作者身份的研究最引人关注。关于该书作者，曾有学者考证为陆应阳，后经证实此人只是碰巧写过一部同名的《樵史》，内容完全不同，只是由于历来有将《樵史通俗演义》简称《樵史》的习惯而引致这一误会。目前学界定论仍是该书作者未详，而卢以渐和朴趾源看到的本子同样没有注明作者，卢以渐称其为隐夫子所作，朴趾源也说不知何人所著，没能为我（转下页）（接上页）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关于《樵史》作者问题的相关研究情况，详参杨剑兵《〈樵史通俗演义〉作者考辨》，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第284—291页。
[44]见前引《随槎录》，第253页。
[45]见前引《热河日记》，第287—288页。
[46]见前引《随槎录》，第267—268页。
[47]同上，第302页。
[48]同上，第288页。
[49]参见葛兆光《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第84—92页。
[50]参见前引《热河日记》，第327页。
[51]参见前引孙卫国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380—417页。
[52]据《随槎录》记载，九月初二日晚，卢以渐和朴趾源有过一次对谈，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天地之运转”，即地动说。“初三日……夜燕岩来过，论天地之运转，燕岩以不但天与日月转动，地亦转旋，余则守朱子之说苦争其不转，燕说虽近无昏而颇有独得之妙，故作《西馆问答序》而与之。”见前引《随槎录》，第290页。
[53]参见上条注释，另，卢氏在《西馆问答序》中这样描述朴趾源：“公长身、大面、眉秀、髯疏，有古人之风仪，性嗜酒，微醺弹西洋琴，使人歌而听之，豪谭雄辩，惊动左右，神采凛然，有捕龙虎搏虎豹气象。”见前引《随槎录》，第340页。
[54]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页。
[55]同上，第187页。
[56]“小中华意识”一词被孙卫国教授用到其所著述书名中，而据其书中注释，“小中华”的出处是吴庆元《小华外史》中的一句话：“小中华者，中国称朝鲜为小中华，以其礼乐文明亚于中国也。”他也提到，朝鲜许多史书中皆自称小中华。所以，小中华最初应该是明朝时中国人对朝鲜的称呼，而后来也成为朝鲜人的自称。见前引孙卫国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34页。
[57]关于“朝鲜中华主义”的论述，参见王元周《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大体而言，这一由韩国学者郑玉子教授提出的概念（见氏著《朝鲜后期中华思想研究》，一志社，1998年版），较之“小中华意识”有更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亦有助于我们从研究对象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问题。国内学者杨雨蕾在研究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时，就曾将北学思想与华夷观的关系置于“朝鲜中华主义”的框架下讨论，颇有见地。参见杨雨蕾《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85—93页。
[58]朝鲜儒者尹愭（1741—1826）曾云：“然则昔日东方之称以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见氏著《无名子集》文稿册八《东方疆域》，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五十六册，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