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槎录》所见史料举要
1．永远恭顺、自然获福：有关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的记载
朝鲜使臣一行到热河进贺期间，在乾隆的授命和清朝礼部的安排下，进见了当时正在热河朝觐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卢以渐和朴趾源的记载看，朴趾源应该是直接参与了这次觐见，而卢以渐是根据同伴的转述进行记录。六世班禅的这一次朝觐活动被视作清代历史上民族宗教事务的重大事件，相关研究很多，并且有学者已经关注到并利用《热河日记》的材料展开讨论。[15]《热河日记》中提到班禅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扎什伦布”、“行在杂录”等篇章。《随槎录》中对班禅一事的记载篇幅不长，所记内容比之《热河日记》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尤以不同处所传递出的信息值得注意。
比如，卢以渐的记载中提到乾隆皇帝对班禅礼遇有加：“乾隆送皇子第几王及大臣永贵迎来于今七月，待以师父，载之以黄屋车，处之于别宫，皇子诸王皆叩谢于床下。乾隆与德尼并席而坐，礼貌甚挚”，又如指出乾隆厚遇班禅的目的是“要藉其灵以镇蒙古人”[16]，以及记述由传言得知的班禅神迹：“闻班禅自蕃来时，有大江当前，班禅舍舟而马渡，水决而利涉。尝与乾隆对坐饮茶，忽掷茶器于地，乾隆怪而问之，答曰某州某里方有火灾，绵延数千家，故以此救之，其后果自某州报云，某日某时某里失火，忽有骤雨注而灭之，乾隆以此益敬信云”[17]等等此类内容，大体在《热河日记》中都有体现。
此外，对于班禅的形象，两人都有记述。卢以渐的记载是：“班禅面貌甚大，眼睛不明，见甚阴沉，着黄僧巾样氇笠帽子而极高，衣黄僧衣而状似长裳，袒一臂而踞坐于榻上，如真佛样。”朴趾源的记载是：“班禅跏趺南向坐，冠黄色氆氇，有鬣，状似靴，高二尺余，披织金禅衣，无袖，袪挂左肩，围裹全躯，衽右腋下露垂右臂，长大如腿股而金色，面色深黄，圆几六七围，无髭须痕，悬胆鼻，眼眉数寸，睛白，瞳子重晕，阴沉窅冥。”[18]显然，两种记载具有一致性，而以朴趾源记录班禅形象更加细致，但卢以渐的记录，无疑也起到了一种印证作用，让我们对班禅的穿戴服饰，以及脸庞较为圆大、眼睛阴沉等面貌特征得以进一步确认。
不仅如此，对于两人都提到班禅眼睛阴沉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据记载，六世班禅是于该次朝觐期间在北京圆寂的（十一月初一日），据说是因为感染了天花（十月二十七日发现）[19]。从感染天花到圆寂，即使是在皇宫御医的照料之下，仅仅只有五天左右的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六世班禅身体健康状况本来就很差。而卢以渐和朴趾源不约而同提到的眼睛阴沉或者说眼睛无神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他身体状况差的一种反映。
关于朝鲜使臣进见六世班禅的情况，在正副使汇报状启中没有提及，但见于《同文汇考》所收清朝礼部奏闻[20]，而在《热河日记》“扎什伦布”一篇中以及《随槎录》中都有记载。若把这三方面的记载对比来看，颇有意思。在礼部奏闻中，称礼部官员“带领朝鲜使臣”“拜见”班禅，向班禅“行礼”，并称使臣在接受班禅礼物后“当即叩谢”。而在《热河日记》的“行在杂录”中，朴趾源专门摘录了这封奏闻并指出所谓“拜见”、“行礼”和“叩谢”等情节“皆妄也”[21]，据朴趾源记载，朝鲜使节在往见班禅之前，就坚拒礼部提出的向班禅行叩拜礼的要求，称“拜叩之礼，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虽然争议没有结果，但据朴趾源说，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向班禅行叩拜礼[22]。再来看卢以渐的记载：
乾隆使我使臣往见班禅，辞不得以而往见之。班禅问何为以入来，使臣对以故。班禅笑而曰：“永远恭顺，自然获福。”以乾隆命赐使臣氆氇藏香毡子等物，又各付铜佛一个，使臣辞而不受，礼部累加恐喝，事将生梗于国，故不得已受之，付诸译官。[23]
卢以渐提到使臣“辞不得已而往见”，这一点可以印证朴趾源所说与礼部争议的情况，他们之所以要“辞”，就是不愿向班禅行叩拜礼。至于接受礼物一节，使臣同样是“辞而不受”，最后在礼部“累加恐喝”下“不得已受之”。可见，卢以渐也没有提到叩拜和叩谢，这和朴趾源是一致的，那么出问题的应该就是礼部的奏闻了。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情况是，在卢以渐的记录中提到，班禅对朝鲜使臣说了一句“永远恭顺，自然获福”，这和礼部咨文所记一致。但是，在朴趾源的记载里面，却没有这句话，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可是，礼部和卢以渐的记录可相佐证，且卢以渐的记载没有理由会配合清朝礼部来虚构这样的情节，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班禅确实说过这句话。那么，是不是朴趾源的记录出了问题？事实上确实如此。从朴趾源自己记载的一个细节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他说在进见班禅的时候，有一位叫赵达东的使节因心中不满而小声咒骂班禅，说他是：“万古凶人也，必无善终理”[24]。于是我们联想到，朴趾源当时大概是因为在和其他人窃窃私语，开了小差而没有听到班禅的“教诲”。试想，如果没有卢以渐的记录作为佐证，在班禅是否说过那样一句话的问题上，仅凭礼部和朴趾源的不同记载来看，恐怕又会争议不下。
六世班禅的这一句“永远恭顺，自然获福”的偈语，在那样一个场合说出来可以说很应景，但这句话对于他所面向的受众所能起到的影响，可能并不如预想那样。我们必须了解，朝鲜王朝一直推行“尊儒排佛”的政策，官员士大夫阶层对佛教尤其排斥，乾隆授命朝鲜使臣进见藏传佛教领袖班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正如朝鲜使节不得已从班禅那里而领受的礼品小铜佛转手就被交给译官处理掉一样，“永远恭顺，自然获福”这句话，多半也被他们听过之后就抛到了脑后。
2．白头之交：卢以渐与蒙古族学者博明的交往
在对燕行文献的研究中，朝鲜士人与中国士人之间的交往，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双方交往活动一般通过诗文酬答、礼物交换以及笔谈等形式展开。而其中笔谈的部分，最能够直接体现双方的思想交流。卢以渐在中国期间和士人的交流并不多，整部《随槎录》中也只留下两次笔谈记录，都是他和一位名叫博明的蒙古族学者的对谈。
博明（1718—1788），字希哲，一字晰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人，隶满洲镶蓝旗。1752年进士，1755年授翰林院编修，1763年出守广西庆远府，1772年任云南迤西道，同年参与征缅甸的军事行动，1777年降兵部员外郎，1785年参加乾隆所设“千叟宴”并作恭和御制诗一首。著有《西斋偶得》、《西斋杂著二种》、《西斋诗辑遗》和《西斋诗草》。[25]
卢以渐与博明的会面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从1749年出使的俞彦述的日记中了解到博明的学问后颇为仰慕，于是专门托一位名叫赵明会的主簿介绍博明与自己见面[26]。事实上，不仅俞彦述的日记提到过博明，1766年出使的洪大容也提到过他，按照洪大容的说法，朝鲜使节到北京以后做各种买卖主要通过黄、郑两姓商家代理，而博明是其中黄家的女婿，每次使节向担任翻译的中国人（他们通常都直接介入到买卖过程中，与两家商户很熟悉）打听当地有学问的人时，他们首先推荐的当然就是自己最熟悉的博明。[27]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博明与朝鲜使节往来密切的原因。而朴趾源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岁价之入燕也，士大夫使员译求书堂额，则必博明之笔也。……盖明乃朝鲜主顾黄氏之婿。故员译知博起居善书”。[28]其后，1776年的进贺兼谢恩正使李溵，当也与博明有过交往[29]，同年，三节年贡使书状官申思运的随员罗杰，曾向博明请教“碽妃事”[30]。
而到了1780年，卢以渐和朴趾源两人都和博明有过接触和笔谈。卢以渐和博明的两次笔谈分别发生在这一年的八月初十和八月二十二日，地点都是在朝鲜使者下榻馆舍旁的小酒馆里[31]。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山庄杂记”中记载了和博明的一段对话[32]，而据卢以渐记载，他与博明第二次对谈时，朴趾源也参与其中[33]。
卢以渐和博明两人的笔谈，既有卢以渐向博明提出关于中国学术文化的问题然后博明进行回答的内容，也有在个别问题上两人展开深入讨论和交锋的内容，其中涉及中国儒学流变、科举、三教问题、程朱后人的情况等，甚至还有一些具体的地名考据问题，在此不能一一展开，仅举两条材料为例：
余曰：曾闻中华道学分而为二，朱、陆并行，今则抑或归一耶？
明曰：道学至北宋而大，明朱子承周、程、张四子之后集其大成，自为嫡派，同时象山翁崛起于江右，其学以尊德行为主，遂与朱子异，然所异无甚大也。明阳明王氏一以陆为法，主致良知，致良知本出孟子，非异说也，但其冥心求道，不觉流入禅家矣。其初显与朱异，后复为晚年定论之学，将欲援朱而入陆，则不可也。阳明其忠孝大节、文学武功，震于一时，学人为其所笼，遂入王矣。然道学究以程、朱为正。[34]
这番对话出现在两人第一次笔谈时，在一番简短的寒暄之后，卢以渐向博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儒学的流变及现状。后者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了程朱理学始终一脉相承至今，陆王心学兴起沿革及产生影响的过程，最后表达了中国当时儒学仍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观点。事实上，这段材料所呈现的只是两者关于儒学讨论的开始，其后两人围绕理学与心学展开的对话，占据了两人笔谈的绝大部分，包括对德与性、心与理关系的讨论等。总的来说，卢以渐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心学知识比较感兴趣，希望通过博明的介绍了解更多，而两人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的观念始终是一致的。对于关心中韩儒学思想交流的研究者来说，这部分笔谈资料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卢以渐也向博明提出宗教相关的问题，他提问的一个预设是当时中国存在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情况，并希望了解哪一种宗教最受尊崇？
余曰：三代所尚各有损益，盖大朝所尚三教之中，谁为最崇耶？
明曰：无三教之名，儒之外有二氏也。
余曰：崇儒之教钦仰钦仰。
明曰：儒，人理也，二氏自为异说，以行其志，今二氏之后衰矣，不过借其教以养生，古之所谓大养济院，诚是也。自注曰：养济院养贫氏之所。韩子辟佛，同时僧人皆大学问，□行足以与儒敌。韩子若生于今日，见无赖僧人，必不辟佛。[35]
博明的回答是中国并无所谓三教并行的情况，儒学或者说儒教是凌驾于其他两者之上的存在。不仅如此，博明还认为当时的佛教和道教都在走下坡路，其影响力根本不足以与儒学思想相匹敌，因而也没有必要再对它们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对于清代儒释道三教状况问题，不同研究者有不同认识，但是这一段材料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的具体想法，有一定参考价值。
事实上，认为儒学是超越于佛道两教之上的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中国的士人群体中似乎比较普遍，从其他一些材料也可以得到旁证，比如朴趾源遇到的一位任职讲官的蒙古人破老回回图，就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把儒看成一种宗教就是自退于九流之列，儒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存在，是天下之道，不可以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等同。[36]总的来说，博明对三教问题的认知态度，和当时朝鲜士人的普遍观点比较相近，朴趾源就曾经表达过佛教“不待辞避而其教自绝”的观点[37]，和博明如出一辙。
卢以渐和博明两人年龄相仿（博明长卢以渐两岁），志趣相投，学术思想也比较一致；两人相识之后，愈发彼此钦慕。他们的第二次笔谈持续终日，以至于“日暮罢归，深痛怅矣”[38]。卢以渐和博明当时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位白头老者在小酒馆中相对而坐，案上谈纸成堆，两人又不时发出阵阵会心长笑，那是何等融洽的场面。在《随槎录》的最后，附有卢以渐所撰写《与博詹事书》，行文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辞，称誉这一位在万里他国结识的挚友[39]。两人之间建立起的跨国友情，足以成为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