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征难循：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
前已述及，许篈在中国之行中有两大关注点，一是阳明学的情况，二是王阳明从祀的问题，这两点在其与中国士人的交流中都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中关于王阳明从祀一事，还经历了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许篈对王阳明从祀事的关注，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他反对阳明学的立场。但就一个更大的背景而言，许篈等朝鲜士人绝不仅仅关心王阳明一人的从祀与否，整个中国孔庙的从祀动态变化，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这一点同时恰恰也是能够反映中朝之间儒学差异和交流的一个重要面向。
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有孔庙从祀制度，但两者从祀安排并不相同，一方面表现在朝鲜除从祀中国先贤先儒外，也从祀本国先儒如崔致远、薛聪等所谓“东国十八贤”[44]。另一方面，即使是其中从祀的中国先儒，亦不尽相同，因袭与差异并存。李朝朝鲜前期，朝鲜孔庙从祀的中国先儒大体随中国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但往往会出现中国方面的变动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到朝鲜的情况，最初尽管消息滞后，朝鲜还是会相应进行增补[45]。然而，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出现的从祀变动，朝鲜方面就没有再跟从，这背后明代心学兴起和心学者从祀个案的出现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总的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两者在孔庙从祀差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目前韩国文庙基本上已经取消中国先贤先儒的从祀[46]。而1574年许篈等人使行中留下的一些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正折射出这一差异最初出现时的情况。
1．许篈所见《南宫奏议》与薛瑄从祀
许篈等来到中国之前三年，即1571年，明朝在孔庙从祀问题上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即以本朝先儒薛瑄从祀。到了许篈等出使的这一年，多数朝鲜人还并未知晓薛瑄从祀一事。有意思的是，许篈在这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在七家岭驿投宿明人刘九彜家时，因行程耽搁而翻阅严嵩所撰《南宫奏议》一书，“中有《薛文清从祀覆议》，备载一时朝绅异同之论”[47]，从而知道了此事。由于当时离薛瑄被准从祀不久，许篈觉得这篇记录1540年明代士人讨论薛瑄从祀的文献有一定的价值，于是专门将这篇《覆议》全文抄录下来。这篇《覆议》是严嵩等人将当时礼部收到的众多有关薛瑄从祀的不同意见进行摘要整理后，提供皇帝御览的文本。其中提到二十三人的赞同意见以及三人的反对意见，具体如下：
续 表
续 表
在概述了士人的意见之后，严嵩等人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臣等切惟光岳气分，世无全士，度长絜短，自有可观。薛瑄之造诣，其视宋儒，虽若有间，然实为本朝理学之倡，必若从祀，无以踰瑄。臣等推仰先哲之心，与诸臣一也。乃若与弼诸人，亦皆为一时士论之所推许。但时同地近，臣等难以轩轾决择于其间矣。夫众言析诸圣人，议礼本诸天子，仰惟皇上神谟圣学，卓越千古，顷者诸所祀典彜章，悉加裁正。诚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也。惟兹孔庙之祀，关系万世，天下之所仰瞻，实为重大。臣等愚昧，不敢轻议，伏乞圣明特赐睿断。
当时，嘉靖皇帝对这篇《覆议》的批复是：
圣贤道学不明，士习趋流俗，朕深有感焉。薛瑄能自振起，诚可嘉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俟将来。
薛瑄（1389—1464），山西平阳府蒲州河津县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代儒者，应该说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学界对薛瑄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高潮，陆续有大量研究论著问世[48]，而关于薛瑄从祀问题的讨论，目前所见似乎只有许齐雄的两篇论文和李海林的两篇短文[49]。
薛瑄从祀孔庙的建议，从其去世之年（1464）起，就有人提出，此后一直绵延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在这篇《覆议》产生的嘉靖十九年（1540），由当时的礼部主导，对薛瑄从祀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讨论，仅从这篇《覆议》来看，当时多数士人倾向于同意薛瑄从祀，但最终这次议论的结果还是由于薛瑄著述不多以及“时同地近”这两大争议点，而未形成定论，此后又经过了三十一年，即到了1571年，薛瑄才被批准正式从祀孔庙。而研究者分析薛瑄最后之所以成功从祀的原因，多指向三个方面，一是明中期以后阳明学的兴起对朱子学产生冲击，理学支持者希望通过一种“表彰正儒”的方式，来重新强化理学传统的权威，于是薛瑄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二是指出最后主持讨论并决定薛瑄从祀的当权派中，不少都是薛瑄的乡党，他们的帮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点则是，当时有一位叫李濂的士人，通过私人论著从学理上解决了著述多寡不能作为从祀与否的单一标准的问题。[50]
现在学者讨论薛瑄从祀的问题，以许齐雄的研究为例，主要运用的文献资料是官员奏本、礼部奏章、实录资料以及文人文集等，这都是正确的方向。而许篈抄录《南宫奏议》中的《薛文清从祀覆议》一事，可以说又为研究薛瑄从祀提供了一种新的文献线索，我们无法说这些记录是全新的资料，因为《南宫奏议》本就是中国固有的文献，但是如果没有许篈的抄录和呈现，一般的研究者大概不会想到去《南宫奏议》里寻找薛瑄从祀的相关资料，这大概就属于通过交流的视角或者异域的眼光反观自身问题可以得到的意外收获。
2．许篈对严嵩按语的忧虑
许篈作为程朱理学的支持者，对明朝士人高度评价薛瑄功绩以及薛瑄最终成功从祀孔庙，自然是表示了乐见其成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表示：“然文清祀典，卒定于近日，可见公论之不终泯也。”[51]然而，在抄录《南宫奏议》的过程中，他还是隐隐发现一些危险的信号，让他对薛瑄从祀一事产生了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
许篈在《南宫奏议》的《薛文清从祀覆议》中，看到严嵩写的一条按语：
又看得尚书霍韬奏内，欲将宋臣司马光、陆九渊议黜从祀。夫司马光平生所学，惟是濮王之议，失父子之伦，委为昧礼。若其公忠鲠亮，勋业伟峻，为宋一代名臣，无问贤不肖，皆知尊信，似未可以一眚病之。陆九渊资禀高明，见道超悟，其学术论议当在薛瑄之右。今议进瑄，则九渊似难遽罢。[52]
因看到尚书霍韬在表彰薛瑄的奏章中，同时提到希望将司马光、陆九渊二人取消从祀的建议，严嵩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认为霍韬主张取消司马光从祀，大概是因为他曾有濮王之议[53]，而司马光一生中，除了濮王之议为人诟病之外，其他方面都还是好的，并不至于要取消其从祀资格。而对于陆九渊，严嵩的评价甚高，认为他的学问胜过薛瑄，如果霍韬觉得薛瑄可以从祀，那陆九渊的从祀资格就很难取消。
许篈对严嵩的这番论述有自己的看法：
霍韬请黜九渊则是矣，而欲并去司马公者，专指濮王议一事而言，此韬之附会奸计也，其亦可唾也夫。矧嵩之以司马公濮议，为昧父子之伦；跻九渊于文清之右，以为不当罢者。尤足以见嵩之心术也。[54]
显然，许篈对霍韬所提取消陆九渊从祀这一点是持赞同观点的，但他反对霍韬的将司马光去祀的意见，可见，许篈是司马光的濮王之议的支持者，这大概也代表了绝大多数持道统论的朝鲜学者的立场。针对严嵩的论述，许篈认为其将司马光的濮议看做昧父子之伦，这一观点并不正确，此其一；而对其把陆九渊的地位置于薛瑄之上，许篈自然就更为不满。由此，他认为严嵩是心术奸猾之人。但让他更担心的是，在三十多年前，如严嵩这样的高官都已是心学的拥趸，理学在明朝的发展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对于严嵩抬高陆九渊的学术这一点，许篈还有更大的担忧：
陆九渊之从祀，则嵩之他文有曰，在于嘉靖九年，而我国人全不闻知，诚可惊骇。然则迩来之旅请从祀王守仁者，实本于此而发也欤？堂堂圣庙，本为崇德报功以淑人心，而今乃杂以异学之流污之。此实我中朝之一大阙典也。
许篈提到陆九渊从祀的问题，他指出，从严嵩《南宫奏议》的其他文章中看到，陆九渊早在嘉靖九年（1530）就已经从祀孔庙，他对此深表惊骇，认为陆九渊四十四年前就已经从祀孔庙，但朝鲜方面竟然全然不知。其实朝鲜方面倒也不是全然不知，只是确实知道得很晚，在许篈出使的三年前，许篈的老师柳希春就曾向朝鲜国王提到过陆九渊从祀，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在朝鲜因为没有被大规模地讨论，所以许篈和多数朝鲜士人一样，还并不了解。由陆九渊的从祀，许篈进一步联系到王阳明的从祀（由前述可知，此时许篈误认为王阳明已经从祀孔庙），他认为近来之所以有人提请让王阳明从祀，就是因为有陆九渊从祀的先例。而自此之后，心学者从祀孔庙的大门已经洞开，堂堂圣庙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心学异说的污染。
许篈对于陆九渊开创了心学者从祀先河的判断是正确的，这确实为后来王阳明的从祀扫清了一半的道路，而这大概也是当时明朝的心学支持者为最终实现王阳明入祀而采取的一种铺垫策略。既然心学者可以从祀孔庙，那么王阳明就学术和功绩而言，已经完全符合从祀的标准，剩下的唯一棘手问题就是“时同地近”或者说“世代稍近”。王阳明是1529年去世的，一般从祀孔庙都需“公论久而后定”，薛瑄从去世到从祀经过了一百零七年，已经算是相当之快了。但我们知道，王阳明最后是在1584年确定从祀，即在他去世后的第五十五年，在当时来说是创造了一个从祀孔庙的最快纪录。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恰恰正是薛瑄的从祀为王阳明的从祀扫清了另外一半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薛瑄从祀算是开启了本朝人从祀的先河，而在有了“本朝人亦可从祀”的先例之后，时间条件也慢慢不再成为从祀孔庙的硬性标准。如果再回过头去看，当时在薛瑄从祀的问题上，士人意见呈现令人惊讶的一边倒情况，心学派非但没有太多反对，甚至还助推之，是薛瑄成功从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背后，很难说不是心学派希望通过薛瑄的从祀，解决“世代稍近”的时间难题，从而为王阳明从祀铺平道路。由此观之，第一位明儒理学家薛瑄的从祀孔庙，真的是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是所谓理学对心学的一次胜利吗？其亦未可知矣。
3．朝鲜孔庙的薛瑄从祀之议
许篈一行回到朝鲜，带回了有关薛瑄从祀的最新消息。事实上，许篈等人并不是最先将这一消息带回朝鲜的人，在此之前，1572年使行的许震童、1573年使行的尹根寿，都在参观北京国子监时看到了薛瑄从祀的情况[55]。但是，如果说此前只是简单的消息传递，那么这一次许篈的贡献，就是他抄录《薛文清从祀覆议》的举动，实际上是将有关薛瑄从祀的经过和明朝士人对薛瑄的评价等详细资料带回了朝鲜，而这些资料也成为后来朝鲜人讨论薛瑄是否应在朝鲜从祀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照理说，朝鲜的孔庙从祀大体应该追随中国的变化，所以与许篈同时前往中国的赵宪，在回国后向国王提交的《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中，专门论及“圣庙配享之制”，列举出当时朝鲜孔庙与中国孔庙在中国配享上的不同：
臣又按东西庑之列。林放、蘧瑷、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何休、贾逵、郑众、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等不在其中。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杨时、陆九渊、薛瑄等皆与于列。[56]
从赵宪的观察可以看到，当时朝鲜仍然从祀但明朝已经不再从祀的先贤先儒，其数已达二十人之多，而明朝新列入从祀朝鲜未及增补的，也有七人。事实上，在赵宪所记七名新增从祀者中，杨时早在1495年就已从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等人也是在1530年从祀，这些情况朝鲜国内早已有过讨论[57]。只有一个薛瑄，算是最新的变化。
此前朝鲜孔庙的从祀，基本上还算是紧跟中国的变化，但这一次使行考察下来的情况，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有明一代孔庙从祀的变化之大。面对这一变化，赵宪一一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并认为绝大多数的变化都可接受，“我朝似当讲究而从之者也”，唯独对陆九渊的从祀，他提出坚决的反对，认为“恐不可效尤而苟从也”。同时，在明朝最近新增的从祀者中，赵宪又对薛瑄至为推崇：
薛瑄奋乎绝学，笃志力行，迨其道成德立，进仕于朝则高风大节，砥柱乎奔流，退而讲学则只句微言，日星乎中天。臣窃观吕柟所记《薛文清祠堂记》，则其人学行之高，概可想矣。故臣敢具雁于后以进，如或前颁《读书录》之中未及载印，伏愿以此还下于校书，命印而颁之，使一时学者咸得观感，则以之从祀而人知景仰矣。（先生追注曰：是年□月□日，传于校书馆，印出《读书录》，再并令附印斯记于篇首）。[58]
由此我们看到，当时朝鲜官方已经有颁印薛瑄代表作《读书录》的打算，只是还没有印出，而赵宪建议将吕柟所写的《薛文清祠堂记》附于该书篇首，得到了批准。同时，赵宪也向国王表达了应该将薛瑄列入朝鲜圣庙从祀的意见。已经从祀孔庙的薛瑄，是被中国官方认可的“明儒第一人”，而且他是理学家，照理应该受到朝鲜士人一致好评，其从祀朝鲜孔庙似乎不成为一个大问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除了赵宪回国后提交的《八条疏》中提到的建议之外，短期内朝鲜几乎没有更多主张薛瑄从祀圣庙的议论出现。
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朝鲜真要以薛瑄从祀，势必要面对当时中朝孔庙从祀中总共有二十七人存在出入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仅将有自己最有好感的薛瑄一人从祀，而不顾其他。而如果要考虑全部按照当时明朝的从祀者进行变更，又会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陆九渊怎么办？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维持现状。而当时朝鲜人尹根寿的一番话，可以说为朝鲜这样一种以回避麻烦为目的的维持现状找到了极好的借口：
试以吴澄祀黜一事言之，澄之从祀，在于正统，而我国不之知，其黜在于嘉靖，而我国今始知，凡嘉靖以后从祀升黜，未允于人心者，岂无后日之公论而或有改之，如吴澄之升黜者乎？此尤可待公论之定而未可一一遽从者也。[59]
尹根寿其实是给出了这样一种想法：他以吴澄为例，指出其在明朝正统年间（1435）从祀，当时朝鲜没有马上知道，等到朝鲜终于跟进从祀之，其又于嘉靖年间（1530）被罢祀，而他被罢祀的消息朝鲜又是很晚才知道（1571）。明朝的从祀罢祀，变化太快，特别是嘉靖以后从祀之人，也不知道今后会否和吴澄一样的命运。所以朝鲜不如等待其经过时间检验、形成定论后再说，而不必马上跟从。
4．薛瑄从祀与朝鲜“五贤从祀”之关联
表面上看，包括薛瑄从祀在内的一系列明代新增从祀，不再对朝鲜的孔庙从祀产生即时性的影响，但如果深入去看，就会发现薛瑄从祀对朝鲜的从祀制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要理解这一点，不应该把目光聚焦在朝鲜是否从祀薛瑄的问题上，而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即薛瑄从祀是明朝从祀本朝先儒的先例，这一点对朝鲜有着不小的触动。
朝鲜孔庙除了从祀中国的先贤先儒，也从祀本国先儒，但在当时，朝鲜孔庙中从祀的本国先儒只有崔致远、薛聪、安珦、郑梦周四人，都是前朝的儒者。早在朝鲜中宗十二年（1517），朝鲜士人在提请从祀前朝儒者郑梦周的同时，就已经提出过从祀本朝先儒金宏弼[60]，但最后郑从祀（1517）而金未从祀。其后，朝鲜又陆续出现从祀本朝先儒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的呼声。到了1573年，又进一步形成以本朝先儒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等五人从祀孔庙的建议，即“五贤从祀”之议[61]，从时间上看，正好在薛瑄从祀的消息传到朝鲜之后。可见，朝鲜士人要求从祀本朝先儒的建议由来已久，但迟迟不被采纳，而明朝从祀本朝先儒薛瑄的先例，无疑给“五贤从祀”增加了一个砝码，1574年赵宪回国后递交的《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中的部分论述，大致能够体现出这一点：
臣愚。又因中朝从享之事，而深有所感焉。盖士习之趋，一视其上好之所在，而殿下顷于馆学儒生，诸贤从祀之请，屡陈而不允，近臣经席之启，亦不颔可，是实沮一世向善之心也，臣窃闷焉。夫金宏弼肇倡道学，而有继往开来之业；赵光祖继明斯道，而有拯世淑人之功；李彦迪体道纯笃，而有扶颠持危之力。兹三人者，求之中朝，则许衡、薛瑄之外鲜有伦比。而求之东方，则薛聪、崔致远、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见到处者。况如李滉，集东儒之大成，而绍朱子之嫡统，进则引君当道之诚，恳恳乎章疏之间，退则因才设教之意，切切于讲论之际，善者闻言而景慕，恶者望风而自戢。……况此金宏弼四君子，所当从祀之议，朝无异言、士无异论，而尚此迟留者，谓斯人为不贤乎？伏愿殿下，亟奖四贤，列于从祀。[62]
赵宪表示，自己看到中国孔庙从祀的变化（其中当然是包括薛瑄从祀一事）深有感慨，再联想到近来国内儒生多次请求从祀本国诸贤而不被允准的状况，心中甚是苦闷。然后他一一表彰金宏弼、赵光祖、李彦迪三人之功绩，称其“求之中朝，则许衡、薛瑄之外鲜有伦比”，然后又大力表彰李滉。最后指出，此四人从祀，“朝无异言、士无异论”，希望国王马上批准他们从祀。
虽然赵宪在这里提到的只有“四贤”，而非当时儒林普遍提出的“五贤”，但总的来说，他是借着汇报中国从祀变化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告诉国王明朝已经让本朝先儒从祀孔庙这一事实，欲劝服其早日允许朝鲜本国先儒入祀圣庙。遗憾的是，赵宪的请求仍然没有得到应允。赵宪上疏之后，朝鲜国内关于本朝“五贤从祀”的呼声再度高涨[63]，只可惜此事在宣祖一朝始终未得到解决，直到光海君二年（1610）才最终得以实现[64]。可见，薛瑄从祀的消息传到朝鲜后，尽管薛瑄从祀朝鲜孔庙一事有议而无果，但却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推动了朝鲜对本朝先儒从祀讨论的升级，而其结果就是“五贤从祀”的最终确立。
继薛瑄从祀之后，明朝又于1584年增加了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三人从祀，此事再次引起朝鲜大规模讨论，而其焦点都在对王阳明、陈献章两位心学者从祀的批评上。此时，薛瑄则又被朝鲜人拿出来作为一个该当从祀的正面典型，用以批判王、陈以及之前的陆九渊的不当从祀。此后，朝鲜礼曹甚至还曾有过这样的建议：增加明弘治以后新增的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薛瑄、胡居仁等人从祀朝鲜孔庙，但拒不增加陆、王、陈三人[65]，似乎这样可以表明朝鲜捍卫道统和理学的立场，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