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属于19世纪末期朝鲜半岛的两个历史事件，为我们呈现出了同一时空下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历史场景。尽管两者所呈现的面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改革，最终使其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层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但是全面急进的发展力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财力的空虚。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现代化变革，具体来说就是先行发展机器制造业和军工产业，同样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并且可以说并不落后于日本，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和观念的局限性太强，致使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没有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朝鲜王朝意识到需要开化和武备自强的时候，虽然起步稍晚，但他所面对的机遇其实是空前优越的，在邻近的中日两个国家已经探索了一段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并将一些经验教训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过来之后，它事实上拥有很好的条件可以综合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取长补短的学习和实践，而朝鲜事实上也正打算这么做，但是当时的问题是他没有能够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来发展自己，最终内忧外患的大环境阻碍了其顺利向前发展的脚步。我认为如果将以上这些情况联系到一起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幅完整的19世纪末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图景。

“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比较中日现代化改革场景的绝好机会，事实上，这样一种机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和唯一的。随着近年来学者对韩国所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利用，有两大类的资料逐渐浮现，一是朝天录和燕行录资料，即朝鲜使节往来中国的记录，另一类是通信使文献，即朝鲜使节往来日本的记录，而如果将这两部分资料联系到一起，有很大的可能我们可以找到某一时期有关中国和日本两边情况的同时记载。本章所涉及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燕行使和通信使的范畴，但基本上也是上述史料状况的一种同质性表现。而这样的一种史料状况，在合适的研究者那里，有很大几率可以催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成果。

当然，这还不单单只是史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史料状况形成的历史背景，才更是有意思的话题。与其说通过韩国留存的史料可以将中日两国的历史叙述联系到一起，倒不如说朝鲜半岛在历史上的东亚三国关系中本就扮演着有趣的中间人的角色。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史料留存状况还是历史角色特殊性的考虑，都不难看到朝鲜半岛因素在未来的东亚史研究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东亚史、东洋史等提法，在当下的历史学界，多数学者非但不会感到陌生，而且还往往乐成其拥趸，这实际上是对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理念和方法的认同。西方学界之所以强调亚洲史或者东亚史，或多或少是源自其学术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对于区域史研究的热衷。而对于东亚这一范畴所直接指向的中国、日本、韩国而言，其学界在接受这一点上更没有太多的观念障碍。在东亚三国学界对于东亚史研究的重视这一点上，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某些学术主张的强势影响，但归根到底应该看到，其各自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仍是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比如中国学界向来有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等提法，日本学界虽有“脱亚入欧”一面，但其“大东亚”的学术传统亦始终在基底流淌，韩国学界亦历来有重视东洋史研究的传统。姑且不论目前的实际情况如何，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本就身处东亚的三国学界，从长远来看，在研究自身的问题上定然有着西方学界所不具备的优势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东亚史研究强调的是将东亚这一区域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这里所说的整体，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联系。具体地说，在东亚这一区域范畴内，针对某一特定现象或事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域之间能否找到某种关联，继而将其作为整个东亚的问题加以理解和认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如果所谓的东亚史只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各国从各自立场和角度进行不同表述，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东亚史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或者说一种可能性，即以往按照东亚三国的国别史展开的叙述，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纳入到东亚地域的整体框架中重新加以考量，如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相对宏大的背景之下更好地理解某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