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公元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朝鲜正祖四年）农历五月，朝鲜王朝向清朝派遣了一支进贺兼谢恩使团，其主要目的是进贺乾隆皇帝七十岁寿辰。该使团正使为朴明源、副使郑元始、书状官赵鼎镇。这次活动的基本情况，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扼要记载^[2]，在《同文汇考》中收录的官方往来文书中可窥一斑^[3]，虽然使团三使（即正使、副使和书状官）似乎没有单独的燕行录传世^[4]，但要了解这次使行活动的细节并不缺乏材料，在使团的随行人员中，有两人留下了详细的使行记录，即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以及卢以渐的《随槎录》。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可以说是燕行文献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在当下韩国历史学界，谈到燕行文献仍然言必称《热河日记》，同时它也是较早被系统介绍到中国大陆学界并出版了点校本的燕行文献之一^[5]，可以说，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大陆，《热河日记》无疑都是研究者关注时间最早、利用频率最高、研究成果最丰的一部燕行文献。

然而，比之《热河日记》的知名度，产生于同一次使行活动的《随槎录》，就显得不那么受重视，原因可能有两种：其一是内容的问题，《热河日记》的广受关注，是由于其中留下大量有关中国情况细致入微的记载，以及其后来被追奉为朝鲜时代“北学”思想圭臬两方面的原因，《随槎录》在内容和价值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其二是技术上的原因，该文献在林基中教授整理出版的《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册中收录，但因为目录编排上的错误，使得它与《热河日记》产生于同一次使行活动的这一联系被意外掩盖^[6]，或也是导致其没引起太多研究者关注的原因之一。目前所见，韩国学者仅有个别几篇从文本内容和文学价值角度分析《随槎录》的文章^[7]，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几乎未见。

笔者在参与^[8]一项燕行文献的出版项目时接触到这一文献①，发现了它与《热河日记》的关联，而在通读该文献之后，一方面发现它和其他燕行文献一样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如将其和《热河日记》放在一起考察，还可以延伸出去探讨一些深层次的话题，比如朝鲜时代的“尊周思明”思想、“北学”思潮和“小中华意识”等。以下就此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