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将东亚作为研究的大背景，产生一个学术视角的转换，即从传统的关注东亚的一个个单一国家的历史，转向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研究。传统的中韩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研究，比较接近这一研究视角，也是以往中国学者投入精力较多的方面。但是，真正在研究中做到有东亚的整体意识，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有一块研究的空白需要填补，那就是以往被中国学者忽略的韩日关系的研究。学术研究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框限，中国学者不那么关心与自己国家无甚关联的韩日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学术界，中国学界如果依然缺失对于韩日关系这一块内容的研究，不仅无法跟上东亚史研究的趋势，也必将在进入全球史的对话时力不从心。不仅如此，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在一般认为与中国无关的韩日关系史料中，事实上也可以发现大量对研究中国有直接帮助的资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学者也应该开始重视韩日关系及其所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

所有历史研究的前提都是史料，有关韩日关系的史料浩如烟海，但其中有一部分史料，是对中国学者来说比较容易上手，也最能体现对中国研究的价值的，那就是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的相关文献。最近，葛兆光教授发表了一篇讨论朝鲜通信使文献价值的论文^[1]，用了“文化间的比赛”为标题，形象地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从历史上朝日两国交往中展现出的文化因素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和讨论大量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问题。本章节内容亦将围绕通信使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这样一个话题展开讨论，故借用了“文化比赛”这一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