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概说、文献及问题
1．通信使概说
历史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李氏朝鲜王朝建立的15世纪之后，有关两者往来情况的文献记载开始成系统地出现。从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来看，李朝朝鲜成立之初，就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双方往来甚为频繁，此后逐渐发展成一种规范化的国家间外交使节往来活动，这些活动在朝鲜方面一般称为“通信使”，也有些时候称“回答使”、“刷还使”、“回礼使”、“修信使”、“体察使”等，但主要以“通信使”为主。
笼统地说，通信使是朝鲜王朝向日本派遣的外交使节团，其先例在高丽王朝辛禑元年（1375）即有，到了朝鲜王朝的成宗朝（1469—1494），规定了使节团的组成人员及携带物品的一般标准，并自孝宗朝（1649—1659）后开始确立下来。综合各类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将整个朝鲜王朝时期主要的赴日使行情况做一个汇总，共约77次（见附表一）[2]。其中，在日本江户时期的庆长十二年（1607）到文化八年（1811）间的使行往来共12次，这12次使行，历来被日韩学者视作日韩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以至于现在日韩学界一谈及通信使，主要就是指的这12次使行活动，它们也可以说是狭义上的“通信使”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是整个朝日外交往来中的极小一部分。
朝鲜王朝派遣通信使的原因各有不同，在日本室町时代，主要为禁止倭冦入朝之商谈以及祝贺日本将军世袭，而在江户时期的12次中，前五次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有战后修好、俘虏刷还等原因，后七次则主要是为了祝贺日本将军袭位。这样的使节团，多则近500人，少则200多人。使节团主要组成人员包括：三使（正使、副使、从事官）、堂上译官、上上官、上判事、学士、上官、次官、中官、下官、医员、马才，以及其他一些随从人员。
一般通信使所行路线为：经朝鲜王城汉城出发——经陆路或水路——釜山——对马岛——相之岛（蓝岛）——下关——上关——濑户内海东——鞆浦、牛窓、室津、兵库——大阪——经京都——过大垣、名古屋、静冈——箱根——下江户。朝鲜通信使乘船从本国出发，最后从日本返回，一次至少需要五个月，有时长达七八个月。
当时日本各界对于通信使的来访给予高度关注，他们设有专门接待的驿站宾馆，从饮食、住宿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准备，欢迎远道而来的外国客人。朝鲜使臣到达江户后，日本方面会专门选择吉日，在日本诸大名列坐时行聘礼、献礼物，而日本将军则向朝鲜三使予以慰劳。在诸藩客馆及江户本誓寺、本愿寺等地，大批日本文人墨客、学者、医师涌向那里，与朝鲜人员会面，交换各类信息、讨论学问（主要是朱子学）、诗文应酬等，进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2．通信使文献状况
目前有关通信使文献的留存和出版情况大致如此：通信使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古籍善本的形式，保存在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一些图书收藏机构中，其中尤以韩国的奎章阁和国立中央图书馆保存最多，据统计约有72种之多（见附表二）。出版方面，最早在1914年，在日占时期的朝鲜，曾有朝鲜古书刊行会出版的《海行总载》四卷本[3]。这部《海行总载》的出版，是建立在1748年的通信使正使洪启禧（1703—1771）的整理基础之上的。据1764年通信使正使赵曮《海槎日记》的记载，是洪启禧最早对朝鲜通信使的日本纪行文献进行汇集，并命名为《海行总载》，其后又有徐命膺（1716—1787）加以誊录，改名为《息波录》，并送给了赵曮[4]。1974—1981年，由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主持，将古书刊行会出版的《海行总载》翻译成韩语，出版了十二册的国译本，并将原文附于书后，其中共收录了32种通信使文献（见附表三）[5]。而在日本，有辛基秀、仲尾宏以《大系朝鲜通信使》为书名出版的一套八卷本丛书（1994年出版），收录了29种通信使文献（其中有11种为《海行总载》未收），并收录了大量图像资料和研究论文等[6]。除此之外，首尔大学图书馆曾出版过一套五卷本的《通信使誊录》[7]，其性质为有关通信使活动的官署文书汇编。
3．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通信使的研究方面，日、韩学者已经做出了大量出色的研究，因为它毕竟是日韩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面向[8]。但是，综观日韩学者的研究，似乎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过于集中在对江户时期12次使行活动的研究，讨论的核心也都是“善邻友好”的问题。这或许与学术史有一定关系，在日韩学者看来，江户时期的这12次使行活动，最能够体现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而两国学者对通信使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大约都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日韩建交以后，因而是在希望寻找双方友好的历史传统的背景下展开的。如果我们去看20世纪70年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会很明显有这样一种感觉。包括《海行总载》国译本的出版，大概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而日本方面更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大系朝鲜通信使》丛书，是1994年的出版物，而该丛书还是延续和强调着江户时期通信使的研究传统，收录的绝大多数都是江户时代的通信使文献，而它的副标题就是“善邻友好的记录”。
事实上，江户时期通信使并不是整个朝鲜王朝时期赴日使行活动或者说双方官方往来的整体面貌的反映，只有关注到其他更多的朝鲜人赴日文献，才能揭示出朝鲜王朝和日本外交关系冲突和友好并存的真实而复杂的面貌。当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关注到韩国学者对于通信使历史的研究角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相关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就笔者检索的情况来看，韩国学者有关通信使的研究专著有不下20种，而相关的学术论文则多达150余篇。其研究角度极为丰富，不仅有关于外交和政治的讨论，更有大量从学术、文学、艺术、礼仪、经济、人物等角度展开的研究，其研究取向不再仅仅局限于善邻友好的方面，研究的对象也从对通信使活动的整体性考察向具体的个案研究深化。[9]
在通信使文献的出版方面，则存在着出版不全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目前已出版的通信使文献，合《海行总载》和《大系朝鲜通信使》两种丛书，一共是43种，而收藏在各图书馆的通信使文献的数量，据笔者保守统计约有72种，也就是说还有不少的文献处在未被充分关注和利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