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所谓现代化，最初是来自西方学界的一种学术归纳，它大致指全世界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现象。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东亚世界也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吹响了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号角。不过，两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模式不尽相同，“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孰优孰劣，最后似乎是由19世纪末中日间的一次海上军事交锋给出了答案，并好像证明了日本模式的正确性。然而，这样一种论断总显得过于简单化，它容易在某种程度上遮蔽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客观认识。跳出胜负论的窠臼，放下对政治体制决定论的执念，重新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客观地呈现现代化的实际成果，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的现代化。

当中国和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之时，同为东亚世界一员的朝鲜半岛，并没有马上加入到这一队列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朝鲜王朝暂未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以及其内部存在极度保守思想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75]。一般认为，1876年朝鲜王朝在“云扬号事件”冲突中失利后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并被迫向日本开港^[76]，促使其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开始积极考虑武备自强和开化的问题。而在谈到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时，有韩国学者认为1881年（朝鲜高宗十八年）是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年份，而分别发生在这一年5月和11月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活动，则被认为是该转折时期的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77]。

所谓“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是朝鲜高宗政府为了观察和学习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改革经验而先后派出的两支使节团队，关于这两支队伍的派遣经过及其对于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韩国学者都有过非常详尽的研究^[78]。笔者原本对“领选使”的研究颇感兴趣，而当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绅士游览团”的内容并阅读了大量相关原始资料之后，深深感到如果可以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考察，或许能够把研究带入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去，即讨论有关19世纪末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改革的问题。

如果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作为起点，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步伐都差不多已经迈过了二十个年头，尽管两者在性质和过程上存在不少差异，但或多或少在都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层面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以往关于明治维新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论断，使我们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孰优孰劣的问题意识去关注和分析两者差异的面向，比如思想基础、制度设计等，研究的导向也随之变成了一种经验总结和检讨。总的来说，这样的研究存在一种“后见之明”的危险，更是容易使我们忽略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具有某些共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思考取向或许能够促使我们尽可能去注意更多具象性、细节性的因素，比如社会现实、技术产品等，并且在细节的对比中去尝试发现答案。事实上，要开展这样的研究，材料并不缺乏，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的本国史料中就都有相当多的留存。而本文在这里将要展开的工作，是想以另外一种视角切入考察，即通过19世纪80年代朝鲜高宗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绅士游览团”和向中国派遣的“领选使”的观察记录，来呈现当时代的外国人所看到的中日两国现代化变革在开始若干年后，在几乎同一时间点上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

通过这样一种视角进入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朝鲜使节站在第三者立场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比中日两国自身的记录更加客观，也更加细致，通过这样的记录来比较两国现代化的情况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其二，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将中日韩三个国家同时纳入到了东亚现代化这个问题的范畴中来讨论，从而弥补早期东亚现代化研究中“朝鲜半岛缺位”的问题。事实上，“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选派的事件，对其后朝鲜半岛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笔者也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在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限于观察者或者跟从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基于这一点，笔者也希望借此研究，对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整体性的东亚史研究的框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