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异端：许篈与中国士人的学术论争
有韩国学者研究指出，王阳明的学说传入朝鲜相当早，大约在其《传习录》出版后的第三年（1521），朝鲜就有了关于这部书的讨论[15]，而此后阳明学说一直受到朝鲜士人的强烈批判，尤以退溪李滉为代表。然而这样一个批判的过程，反过来恰恰也造成了阳明学说在士人间广泛传播的结果。正因如此，许篈在未出国门之前，就已经对阳明学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是坚定地站在“卫朱斥王”的立场上的。这一立场贯穿许篈与中国学者交流的始终，当碰到阳明学的支持者，对话往往会变得剑拔弩张、不欢而散，张崑将教授曾用“笔战”一词形容之，再恰当不过[16]。而当遇到阳明学的反对者，许篈就会发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的感叹。尽管这些交流并不都是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分析两国儒学者因认识的差异而希望进行沟通的努力。
1．正学书院阳明学笔战
许篈和中国士人的第一次阳明学笔谈发生在万历二年（1574）农历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许篈等人前往参观辽东正学书院[17]，参观后在书院的乐育堂休息时，有四名生员前来相见，分别是贺盛时、贺盛寿、魏自强、吕冲和，其中贺氏兄弟是当地知州贺国定之子，此外，许篈特别指出，那名叫做吕冲和的生员，乃是东莱先生吕祖谦（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后裔[18]。
许篈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机会，当即与四人展开笔谈，一番寒暄之后就直奔主题，谈起阳明学：“仆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程朱之道，欝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愿核其同异，明示可否？”[19]四人的回答是：“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已从祀孔庙矣。公之所闻，意昔者伪学之说惑之也。”[20]很明显，这四人乃是阳明学的拥趸，对王阳明评价甚高。但是，四人在谈话中提到的王阳明已从祀孔庙，却并非事实，各种材料均显示，王阳明正式从祀孔庙是万历十二年（1584），那是十年以后的事[21]。当时这四位生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或许是因为信息传递的误差所致，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关于王阳明从祀的论调已经甚嚣尘上[22]。然而，听到四人说王阳明已经从祀孔庙，以及有将朱子学斥为伪学之意，许篈马上按捺不住，随即展开大段的辩驳：
恭惟朱考亭先生，纂孔、孟、周、程之绪，集圣贤之大成。自是厥后，有如真西山、许鲁斋、薛文清、贺医闾诸公，莫不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未尝有异议。独王守仁者，掇拾陆氏之余，公肆谤诋，更定《大学章句》，其言至曰：苟不合于吾，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然也。推得此心，何所不至。守仁若生于三代之前，则必服造言乱民之诛矣。孔子曰：小人者，侮大人之言，其守仁之谓欤？夫守仁之学，本出于释，改头换面，以文其诈，明者见之，当自败露，诸君子特未深考之耳。守仁之所论著，仆皆一一精察而细核，非泛然传闻之比也。公所谓文章事业，仆亦未之闻也。其事业，指破灭宸濠一事乎？此战之捷，亦守仁仗皇灵而能胜耳。原守仁之弟子刘养正者，为宸濠腹心，宸濠就擒，人于舟中得养正手简，其中有曰：赣老之事，渐不如前。赣老，指守仁而言也，此果纯臣乎？是以，嘉靖圣天子革其爵禄，明其伪学，以榜天下，大哉帝之卓见也！岂意从祀之典，乃起于末流，若使夫子有灵，必羞与之同食矣。且吕先生乃东莱贤孙，东莱平日与朱子共排子静无遗力，而为子孙者，乃不能仰体祖先之意，其可谓无忝乎哉？噫！守仁之从祀，与王安石、王雱之配享，何以异乎？行当毁撤，必不能久于天地间也。语直伤交，切望亮之。[23]
许篈首先指出，朱熹乃是集圣贤之大成的儒者，后世学人如真德秀、许衡、薛瑄、贺钦等无不信服之，唯独王阳明公开诋毁朱熹，妄自更定朱熹的《大学章句》，可谓不敬。不仅如此，王阳明还曾说过“苟不合于吾，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然也”这样的话，又明显是对孔子的大不敬。许篈认为，王阳明如果生在三代之前，“必服造言乱民之诛”，同时还借用孔子的话“小人者，侮大人之言”，称王阳明就是孔子口中的“小人”。这些批评，不可谓不严厉。
同时，许篈又从学术和功绩两个方面批评王阳明。学术方面，他指出阳明学不过是将佛学思想改头换面后的假学问，在内行人看来尽是破绽，而其论著文章更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至于所谓的政治功绩，他认为王阳明之所以立下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的军功，不过是仰仗皇灵庇佑，以及因为有朱宸濠心腹刘养正为内应的缘故，胜得并不光明正大。因而，他认为当年嘉靖皇帝对王阳明“革其爵禄，明其伪学，以榜天下”的处理，才是真正的明见。
随后，许篈回到王阳明从祀的话题，称王阳明如若从祀孔庙，孔夫子“必羞与之同食”，而其结局也一定会和王安石、王雱父子配享孔庙一样，最终落得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同时，他还不忘告诫四人中那位吕祖谦的后孙吕冲和：你的先祖与朱熹一道力排陆九渊的心学，你非但不能坚守先祖的立场，反而支持阳明学，实在应该感到愧疚。最后，他还不忘说一句：我说话太直，恐怕有伤交情，还请你们见谅。
听到许篈这番严词辩驳，四名生员并不相让，答复道：“从祀孔庙，乃在朝诸君子舆议，非山林僻见也。且学以良知良能为说，非有心得者，其孰能知之，所闻不若所见之为真，诸君特未之察耳。”意即王阳明从祀孔庙之提议，并非少数人的想法，朝廷和学界上层支持者亦大有人在。且对于一种学问来说，要评价它的好坏，首先要真正了解它，不能道听途说。大体他们是认为，许篈之所以对阳明学有偏见，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了解其真谛。许篈自然不同意这种看法，又与其反复争论，但始终无法说服对方。
无奈之下，许篈只得再祭出一个撒手锏，他提到自己曾于几年前来中国的友人那里得见石槚和赵思诚反对王阳明从祀的题本[24]，意思是他之前一番对于王阳明的评价并非一己私见，在当时中国士人中亦有持相同观点者。然而四人的答复却又让许篈碰了一鼻子灰：“此人皆伪学者之后，故其言如是其乖戾也。”这句话不仅回答了许篈，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又一次把伪学的标签贴到了许篈的身上，许篈自不能就此罢休，就再追问：“伪学者指何人乎？”四人回答：“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王安石嘛（如王安石是也）。”许篈是个明白人，他自己记到：“此盖指朱子为伪学，而不敢诵言，姑托之于他人也。”到这里，许篈认为这四个生员“固滞鄙贱，不可与辨”。于是最后一纸书曰：“承教不胜缺然。古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宗朱门，君耽王学，尔月斯迈，吾日斯征，终无可望于必同也，奈何奈何。今日已昏暮，不得稳讨，明若临陋，则可以从容。”至此，双方已是相当明显的不欢而散。[25]
来到中国后的这第一战，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想来一向自命不凡的许篈定是相当郁闷，只能靠一番笔下牢骚来排解。再加上这个时候许篈并没有意识到王阳明从祀孔庙只是一个假消息，因而有一种伤心欲绝之感。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道：
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此非细故也。而为儒者转相眩惑，万口一谈，虽有辟邪崇正之论如石、赵两公者，皆不获施行，至以跻于从祀之列，其污蔑圣庙大矣！呜呼！此道已衰，无复可支吾者。为今之计，将如何哉？其亦尊所闻行所知，而白直加功，不容少懈，朝以没身，则庶不为他说之所摇，而可以不大得罪于圣贤矣。若但与此辈呶呶终日，则恐其无补于事，而徒起纷扰之端也。[26]
事实上，许篈生出这些想法有些反应过激，毕竟他听到的仅仅只是几个年轻书院生员的片面之词，远远不能代表当时明朝学界的整体情况，何况阳明从祀是否属实还应进一步确证。然而，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许篈当时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动辄发出极喜极悲的慨叹，倒也可以理解。
2．与贺盛时、姚继孝辩论许衡、刘基之功过
尽管许篈与正学书院四人辩论的最后有些不欢而散，但临了毕竟还是客套地留下了一个“明若临陋，则可以从容”的明日之约，而四人碍于地主之礼，自不能爽约，于是第二天晚上，四人中的贺盛时作为代表前来赴约，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做姚继孝的生员。许篈与同行的赵宪[27]与之对话。
这次大家没有继续昨天关于王阳明的讨论，而是换了一个话题，开始聊起近世儒者的情况。熟悉燕行文献的人都知道，但凡当时朝鲜士人和中国士人对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学人，诸如程朱后人的情况、当世推崇何人之学等，都是出现频率极高的问题。朝鲜人这样一种八卦精神的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界动态的迫切心情。
笔谈开始，许篈首先由贺盛时居处引出关于许衡和二程后人的话题：“闻贺先生居于卫辉府云，与许鲁斋想必同乡，有传其学者否？其后今有几人？且贵居与洛阳相距几里，二程子孙？今居其地否？幸详示。”贺盛时回答：“鲁斋先生亦元文人，但事元，为人所短，虽有所宗，亦寡矣。程氏后子孙亦多，贤者亦寡矣。”贺盛时提到许衡因曾在元朝做官而为人诟病，以致现在推崇其学问者很少，这一点引来了许篈的追问：“尝观薛文清公（按：薛瑄）《读书录》，其推尊鲁斋至矣，未知短鲁斋者是何人？乞指示。”同时他还抛出另外两个问题：“且辽阳城中，亦有为心学者否？义州贺给事钦，亦何如人耶？”
贺盛时一一作答，关于许衡的问题，他说：“鲁斋先生，当时贤士夫亦亟称者，但以中国事夷，其视刘诚意（按：刘基）识真主于群凶鼎沸之中何如也？故后世不无议之者，其人可指而述之乎？”意思是许衡虽在生时为人所称道，但其毕竟屈事异族，与刘基辅佐朱元璋比起来，高下立现，至于说谁在批评他，只能说有那么一批人而很难说是某一人。对于后两个问题，则以一句话回答：“贺医闾，非特为辽之心学者，白沙（按：陈献章）之后迥无双也。”他认为，若论辽阳的心学者，则非贺钦莫属，且贺钦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辽阳一地，对其学问的评价是继陈献章之后无出其右者。对贺盛时有关贺钦的评价，许篈表示认同，他说：“贺给事，篈所尊仰者有年，诸公之教极是”，由此观之，许篈等朝鲜士人并非完全排斥心学，而是唯独极力反对王阳明的学说，究其原因，不外乎王阳明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他们心中神圣不可动摇的朱子学的缘故。
不过，许篈对贺盛时将许衡与刘基作比较一事颇有意见，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鲁斋之时，天地易位，人类将灭。苟无鲁斋扶持之力，则民其鱼肉矣，岂有今日乎？故文清公以其出处比于古圣贤，诸公其未之见耶？且刘诚意登元朝科第，而事我圣祖，功业虽可称，而其行已无足述也。况晚年未能勇退，为奸臣所毒，亦与鲁斋之超然远去者异矣。诸公乃欲以比于鲁斋，不亦谬乎？
许篈认为，许衡出仕元朝是时势所迫，且其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对元朝统治者影响颇深，在扶持社会民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明代大儒薛瑄对其进行表彰的原因。许篈认为，薛瑄的评价得当，贺盛时所言之时人评断有失偏颇。至于刘基，许篈说他先在元朝取得功名，也曾在元朝为官，后又仕官明朝，亦是一种反复的行为，并无足称道，且刘基晚年不能急流勇退，不如许衡超脱。总的来说，许篈认为刘基根本不能和许衡相提并论。
许篈的这段话，其实涉及一个明朝人对许衡如何评价的问题。在明朝内部，对许衡的评价有褒贬两种，褒之者以薛瑄为代表，贬之者则是贺盛时口中“不可指述之人”。褒者多基于一种客观的学术评价，贬者则多是基于一种政治的立场。总的来说，在对许衡的评价问题上，大概还是许篈这样一个不带朝代政治立场的朝鲜人更加旁观者清一些。但是，许篈对于刘基的评价，又显得有些过，比如说刘基先后在元朝和明朝当官是一种反复行为，这点明朝人是断断不敢说的，事实上也没什么道理，至于说刘基晚年如何不超脱，也已游离于就学论人的范畴。在这里，许篈为了驳斥对方，又犯了年轻气盛的毛病，反击过当了。而从这里开始，当晚的笔谈又向针锋相对的方向发展了。听完许篈的论述，贺盛时立马反驳：
鲁斋扶天常于既倒，后世述之亦多，人有议之，特白玉之微瑕，岂予之所正短。诚意伯虽第于元而后隐，不事元主而事圣主，是识见甚高、出身甚正，非斯人则终惟夷有，万世正统孰接之乎？且为本朝开国元勋，足下何短之深哉？
显然，贺盛时对这个朝鲜人竟如此贬低本朝的开国元勋颇为不满。再看许篈如何应对，他先是大段阐述了许衡的学问如何值得敬重，见贺、姚二人没有回应，接着又开始辩说刘基的“出处非正”的问题。最后，姚继孝忍不住了，说道：“古人云，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事非余之所敢知也。”这句话可谓深意无限。
说过“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的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熹，若再追溯，其源头乃是《孔子家语》[28]。“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这些是孔子及其门人那时就有，后来又被朱熹再次强调过的一种儒家的“礼”的表述。姚继孝的这句话说得极含蓄，先是称“古人云”而不直言朱熹，又用一句“此事非余之所敢知也”故意把这句话的意思搞得模棱两可。因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确实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本国人，不应该议论本国的官员，孔子不议“鲁大夫练而杖”是此例。另一层意思则是指外邦人不应该议论所在邦国的官员，朱熹注“夫子为卫君”是为此例。所以，听者可以认为姚继孝是在就第一层意思说自己不敢讨论本国的官员，特别是在加了那一句“此事非余之所敢知也”之后。但同时“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乃是朱熹的原话，在朱熹那里特指的是第二层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则完全是姚继孝在批评许篈这个外国人不懂礼数。在我看来，这句话绝不简单，它反映出中国文人一种登峰造极的话语艺术，难听点说是弯弯肠子。而且，这句话不仅一语双关，甚至还带有一种调侃性的考问：你们朝鲜人不是号称很懂朱熹吗？那我就看看你能不能解开我这句话里暗含的“古人”就是朱熹的题目。
那么，许篈到底怎么理解姚继孝的这句话的呢？从他的日记来看，姚继孝说完这句话后，双方的谈话就戛然而止了，许篈并没有回应姚继孝的话。接下来发生的是许篈要送礼物，贺、姚推辞不受，许篈一再坚持，二人才收礼离去。等二人离去之后，许篈在日记里就当天的谈话总结了这么一句：“贺生居于河内，而不知鲁斋，未可以专责沈诸梁也。且姚生始焉推尊刘基，终则闻余之论而屈服。”他首先评价贺盛时，认为贺虽然和许衡可算同乡，但却对许衡相当之不理解，他打了个比方，说当年叶公不理解孔子的思想和主张[29]，大概也不过如此。至于姚继孝，按照许篈的说法，他竟是认为在刘基的问题上，姚最终是被自己说服了的。
由此可见，许篈只理解到了姚继孝那句话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姚自己打了退堂鼓。这也说明他压根没有通过姚继孝的话联想到自己极度推崇的朱熹，姚继孝给许篈出的考题，许篈没有答出来，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既然解不开题目，自然没能明白对方的真正意思，而双方的学问比拼，事实上也已分高下。最后的结果是，一方面，许篈因为不明所以然而沉浸在论辩胜利的自我满足中。另一方面，在贺、姚二人看来，自己则是以一种不失礼数的方式在和朝鲜人的论辩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和谐、双赢的收场呢？以上就是许篈和中国士人第二次交锋的经过，和第一次笔谈后的郁闷心情相比，这次许篈大概会有扬眉吐气的愉悦，不论客观的情况如何，至少在他主观上一定是这么认为的[30]。
3．与国子监生叶本谈阳明学
许篈日记中记录的第三次与中国士人的笔谈，发生在农历八月初二日，对方是一个叫叶本的人。此时，许篈等人正在从蓟州前往通州的途中，他们在路上偶遇叶本，打过招呼之后觉得此人“气象颇雅驯”，于是邀请其在路边柳荫下坐下笔谈，赵宪也参加了这次笔谈[31]。许篈记载，叶本是国子监生，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之前去蓟州与通州之间的三河县访亲，此时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显然，许篈还是十分纠结于王阳明从祀一事，因此再次遇到中国的读书人，马上就要打听这件事。在互通姓名之后，许篈马上就问了叶本这样一个问题：“今闻王阳明从祀文庙，而命其裔袭爵云，未审此事定于何年，而出于谁人之建明乎？乞详示。”叶本回答：
阳明公，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也。天赋挺秀，学识深纯，阐明良知圣学，又有攘外安内之功，穆宗皇帝嘉其绩，封其裔为新建伯。今年，浙江巡按御史论其学真足以得往古不传之秘，宜从祀孔子庙廷。圣旨谕礼部，尚未覆。此其大较也，若欲备知，有《阳明文录》，又有《年谱》，可买查之。谨覆。
从这一问一答可见，自正学书院四生员向许篈传递王阳明已从祀孔庙的错误消息后，许篈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既定事实，他现在只是希望从叶本处了解具体是什么人提出阳明从祀的建议。而据叶本所说言，关于王阳明从祀的建议，目前还只是在礼部搁置着，并没有形成定论。叶本是在北京国子监的监生，他的消息应该比正学书院四人更为准确，因此从他口中听到这样的消息，许篈表示“良自慰幸”，心情相比之前宽慰了一些。不过，许篈最终确定王阳明没有从祀孔庙，还是要等他到了北京并亲眼确认了国子监内的孔庙从祀布置以后，才算真正放下心来[32]。与此同时，因为感觉叶本话语中对王阳明的肯定评价，许篈又开始用大段论述向其申明自己反对阳明学的立场：
阳明之所论著，篈尝略窥其一二矣，千言万语，无非玄妙奇怪之谈、张皇震耀之辨，自以为独得焉。至曰：如其不合于吾意，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然。此其猝迫强戾之态极矣！是果古昔圣贤虚心平气中正和乐之气象乎？且世之所推阳明者，以其良知一说也，而愚窃惑焉。夫所谓良知云者，乃天理本然之妙也，有不待强作而人皆知爱其亲敬其长，则凡为学，舍良知别无寻讨处矣。但人之生也，气质物欲迭蔽交攻，而天理之本然者晦。故圣贤教人，必也居敬以立其本，格物以致其知，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成圣学也。今如阳明之说，则是弃事物、废书册，兀然独坐，蕲其有得于万一也，乌有是理哉？此阳明之学所以为释氏之流而不可以为训者也。吾子其思之。
许篈在这里批评王阳明的意见无非两点：其一，他再次强调王阳明“如其不合于吾意，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一语是对孔子不敬。其二，他就王阳明为世人所推崇的良知说展开针对性讨论，他认为，良知本就存在于天地间，要得到良知，唯一的途径是不停地向外部世界学习（这一观点的来源，是儒家经典《孟子》和《大学》），而王阳明却主张以一种冥想的方式向内心世界寻求良知，这套理论其实是佛家的思想，不足为训。叶本听了许篈的观点，不卑不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承教谕阳明之学为近于禅者，以其独言良知而未及于良能故也。良知即体，良能即用，岂不以体立而用自行乎？若禅则外身心事物，而流于空寂矣，阳明亦建有许多事功可见。要识阳明，须于其似禅而非禅者求之。若《中庸》所谓“诚则明矣”，此言何谓也？惟其高出于人一步，就以禅拟之耳。至若谓不合吾意者虽以孔子之言不信，此亦自信以理之意而极言之，非自外于孔子也。若孟子所谓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则孟子之心亦未始平矣？故当以意逆志，不可以文害辞也。本亦浅陋，习于章句之末，圣学渊源毫未之有得也，敬以管见陈覆，幸老先生折衷以教之。幸幸。本不敢不虚心受教也。
在回应许篈对王阳明良知说的批评时，叶本引入了良能的概念（良知和良能在《孟子》中是一起出现的，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叶本认为，许篈之所以会觉得王阳明的良知说类似佛学思想，大概是因为王阳明在论述良知的时候没有过多谈到良能的缘故。叶本说，良知是根本，良能是途径，关键是要明确获得良知这一根本目的，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可以是各自不同的选择。叶本的理解是，王阳明的良知说，核心是强调人要有获得良知的意愿，至于他的从内心获得的方式，只是他个人的一种途径选择而已，再说，王阳明也不是只用内心来解决问题，他毕竟也通过外在努力，建立过很多的政治功绩。若要真以禅的思想来看，所有的东西都是虚无的，连目的本身都应是虚无的，而王阳明有明确目的即致良知，所以与禅的思想不同。叶本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要识阳明，须于其似禅而非禅者求之。”即要真正理解王阳明高明的地方，恰恰正应该从他的由内心致良知这一似禅而实非禅的观点入手，《中庸》说“诚则明矣”（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经由内心的真诚可以明白道理，王阳明的高明之处，就是用一种大家熟悉的禅的方式来比拟这种向心求取真知的途径。
而对于许篈认为王阳明不敬孔子一说，叶本的看法是，王阳明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用一种极端式的打比方来表达自己相信真理更甚于权威，而绝没有从情感上不尊重孔子的意思，孟子也曾说过“圣人复起，必从吾言”这样的话，难道也要说孟子对圣人不敬吗？因此，不能仅仅只看一句话的表面意思就轻易下王阳明不敬孔子的结论。
总的来说，叶本是在为王阳明辩护，他本人应该也是一个王阳明的拥护者，或者说至少不是反对者[33]，他与许篈辩论的态度相当谦和，说的话都还算中肯。可是，这些话非但不能对许篈的固有想法有丝毫的动摇，反倒招来后者的大段驳论：
篈窃闻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居敬、观理二者，其不可偏废也明矣。夫阳明倡良知之说，凡日用应接之事、古今圣贤之书，一切放置，不入思虑，只要想象一介良知，使之忽然有觉于霎尔之顷，此非释氏之远事绝物而何？揆之孔、孟之训，同耶异耶？昔者江西陆子静曾有顿悟、径约之说，朱子深排之，不遗余力。若阳明之论，则本诸江西而文之以经书，又加奇险者也。恭惟我朱子扩前圣未发之道，其所论著，盛水不漏，无毫发之遗恨，而《大学章句》尤其所吃紧着力者也。阳明则乃敢辄以私意，改定《章句》，妄肆诋诃，无所不至。且刻朱子像置诸左右，读朱子书一有不合则起而杖之云，此何等气象？而何等举措乎？此其为学固不必深辨，而可见其心术也。吾子乃引孟子之言以饰阳明之谬，不亦误乎？篈平生所愿，欲学朱子而未之有得，独于背朱子而妄出他意者，则言之及此，不觉痛心，此所以斥阳明为异端，而不容有小避。伏望珍砭可否。余在通州，再话从容。
许篈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摒弃了一切外在事物，包括古今圣贤书本的知识，只留一个想象中虚无的良知，并希望以一种顿悟的方式达到它，这和孔孟关于博学致知的训诫背道而驰，完全掉入了佛学的唯心论之中。以前陆九渊也曾经有过顿悟的说法，遭到朱熹的激烈排斥，现在阳明学其实是想将陆九渊顿悟说系统化，这比之陆九渊更加危险。
最后，许篈还是回到王阳明对朱熹大不敬的问题上来，再次提到王阳明随意篡改《大学章句》诋毁朱熹的学问一事，并且举出王阳明雕刻朱熹像置于左右，读朱子书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就杖打朱熹像的恶行。王阳明杖责朱熹像的传闻，不知出自何处，但许篈之意是批评王阳明不但学问不行，人品更坏。归根结底，许篈或者说当时绝大多数朝鲜人反对阳明学，最关键的还是因为王阳明触动了他们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朱熹。
许篈等人和叶本的这一次路边笔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按照许篈所说，他们原本和叶本约好到通州以后再见面相谈，而许篈也期盼着叶本来访，但叶本不知何故没有再出现，令许篈颇感遗憾[34]。
4．与举人王之符对谈
在路遇叶本的当天晚上，许篈等人在通州宿处结识了一个叫王之符的陕西人，当晚未及详谈。第二天下午，许篈、赵宪带着一个叫安廷兰的朝鲜人翻译一起去拜访王之符并与之交谈[35]，在许篈和赵宪的日记中都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这也是许篈日记中记载的第四次与中国士人的交流。据许篈记载，王之符，字国瑞，号觉吾，是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登乙卯（1555）举人。
在和王之符的对谈[36]中，许篈首先问道：陕西人都尊崇那些圣贤的学问？王之符回答：皆尊孔孟程朱之道。许篈又问：近世有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学问，和程朱之学不同，陕西有人推崇这些人的学问吗？对此，王之符回答：“陆子静是禅教，王阳明是伪学，吾地方人则皆辟之矣。”这是许篈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士人称阳明学为伪学，于是他又进一步追问其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见解。王之符答复道：
良知之说，倚于一偏，非伪而何？闻阳明聚徒讲学于家，一日阳明之妻出外，诟其门弟曰：“你何敢相率而师矫伪者乎？”门弟由是多散去。若圣贤，则岂有不能刑家，致有此事之理乎？然则阳明之学，决知其文饰于外者多矣。迩来请从祀者，徒以阳明之弟子多在朝著，故欲尊其师，而廷议或不直之，是以巡按御史上本已久而礼部尚未定夺矣。
王之符对良知说的答复相当笼统，不似叶本那样有学理性的阐释。但他引了一则王阳明惧内的传闻，以圣贤岂有不能刑家之理，来推论阳明学多是一些表面文章。将王阳明的惧内和其学问建立联系，似无道理，大概是王之符此人老道油滑，正借机调侃王阳明其人其学。同时，王之符给许篈提示了一个王阳明从祀建议出现的背景，即王阳明的弟子现在多有在朝为官者[37]。然而，朝廷中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故而从祀一事始终搁置。
对于一个同样持反对阳明学立场的人，许篈没有与之辩论的必要，也没有什么可进一步追问之事，于是他开始转而问一些有关中国学人的情况，向王之符请教陕西有哪些有名的儒学者。王之符提到了四个人：吕柟、罗伦、韩朝江和王用宾[38]，其中吕柟、罗伦都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吕柟后来也从祀孔庙（1863）[39]。韩朝江、王用宾二人的事迹几乎未见于史册，按王之符所言，其大略因二人在官场并无建树，但专注于在家讲学之故，类似这样的学者，青史或未留其名，但并不代表其在当时没有影响。
王之符也向许篈问起朝鲜学界的情况：“贵国亦有心学之贤者乎？”许篈回答：
在高丽朝，有郑梦周首明大道，为东方理学之祖。至我朝则有金宏弼、赵光祖、李彦迪、徐敬德诸先生，皆超然独得于简编之中，造诣深纯，践履笃实。至于近世，有退溪先生李滉，为学一以朱子为师，动静语默，出处进退，皆与之暗合。后学宗仰之如泰山北斗。已殁于庚午岁，今已五年，而士林悲慕如一日焉。
王之符问的是朝鲜有没有心学者的问题，而许篈甚至没有回答有或无，直接向他介绍起了朝鲜儒学发展的历史和重要人物如郑梦周（1337—1392）、金宏弼（1454—1504）、赵光祖（1482—1519）、李彦迪（1491—1553）、徐敬德（1489—1546）、李滉（1501—1570）等，他的言外之意大概是我们朝鲜只讲理学，根本没有心学的立足之地，更不用提有没有心学者了。而王之符大概也明白了许篈的态度，他顺着许篈的回答，继续问起现在仍在世的儒学者有哪些，而没有再继续纠缠于朝鲜心学者的问题，许篈则又回复了成运（1497—1579）、李恒（1499—1576）和卢守慎（1515—1590）等朝鲜学者的情况，最后，许篈还用一句话总结了朝鲜儒学的发展与中国儒学的关系：“由于中朝列圣以正学倡天下，故虽以我国偏小之壤，而亦得与于斯文之盛也。”[40]
接着，许篈还颇显惴惴地向王之符打听其中国当下政治的情况：“海外之人，其于中朝之事，所不敢与闻。而但入境以来至于三月之久，而无所闻知，就与聋瞽同类，不胜私悯。伏闻圣天子冲年明睿，诸君子布列朝廷，天下必无虞矣？”王之符倒也乐于谈论国事，他向许篈介绍道：“圣天子虽明睿，而特以年幼。故冯太监保，张阁老居正总摄朝政。阁老虽好人，而制于冯太监，不得有所作为，科道官或有封章，皆未能行其志。今日亦可谓太平之世，而但冯太监弄权，此为可忧耳。”他丝毫不讳谈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虽主政，朝政实则受制于太监冯保，表面上天下太平，但宦官弄权实为一大隐患的万历初年明朝政局。
之后，许篈还向王之符打听了二十几年前曾经出使朝鲜的陕西人王鹤的情况，得到了王之符的答复[41]。而赵宪向王之符请教“中原人好用文庄家礼乎？”王之符答：“参用文公文庄家礼矣。”赵宪又想追问关于文庄家礼（朱子家礼）的具体问题，却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得到王之符的回答。但王之符表示日后将去北京玉河馆拜访，再与二人相谈。但这一约定和之前与叶本的通州之约一样，最终未被履行。
无论如何，与王之符的对谈，给许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
方今人人皆推王氏之学，以为得千古之秘，而之符独排之，可谓狂流之砥柱也。余行数千里，始得此人，岂非幸哉！
可见，关键中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对阳明学的态度问题上，经过与正学书院生员和国子监生叶本的交流，许篈大概悲观地感受到阳明学在中国相当流行，难免心有戚戚焉。而在遇到王之符后，他总算看到中国仍有学人坚持捍卫着朱子学，自然就生出千里之外遇知音的感慨。
在这次谈话之后，许篈的日记中再没有出现与中国士人长段交流的记载[42]。这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到了北京之后开始忙于官场应酬而无暇他顾。二是朝鲜使臣到了玉河馆后，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43]，能遇到中国士人也不多。再者，毕竟到了天子脚下，这时许篈等人大概也意识到需遵循“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的礼数。而及至返回朝鲜的途中，则早已是归心似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