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赵完璧远赴安南的经历，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是难以置信之事，正如李睟光所言：“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自古不通，况海道之窎远乎。生由东极抵交南，历风涛之险，行蛮貊之乡，冒万死得一生，以至全还，乃前古所未有者也。”李睟光对赵完璧的评价亦相当之高：“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若生者，庶几近之矣。”而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公赵完璧的名字取自完璧归赵之典故，而其经历又与完璧归赵之意暗合，也怪不得李睟光要说：“生名为完璧，抑可谓不负其名者欤。”[68]有时候，历史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巧合而变得有趣。而这样一个有趣小事件，又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一些大问题。
1．赵完璧事件与壬辰战争被虏人的研究
发生在16世纪末的壬辰战争，被评价为是影响中日朝三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相关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从战争本身逐渐转向战争背景下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上。据统计，壬辰战争期间被虏往日本的朝鲜人约有十万，而战后通过各种渠道回到日本的仅六七千人。留在日本的被虏人不少是掌握某种技术（如陶瓷、医疗、金属工艺等）的匠人和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人，这些人成为朝日之间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69]。
而有关被虏人的大量文献，也不断被发掘和研究，据韩国学者统计，有关壬辰战争被虏人的材料有：纪实性文献如姜沆《看羊录》、鲁认《锦溪日记》、郑希得《海上录》、郑庆得《万死录》、郑好仁《丁酉避乱记》，传记性文献如《白义士传》、《姜沆传》、《赵完璧传》、《申起金传》、《东莱梁敷河传》、《朴节士传》，以及小说如《崔陟传》、《周生传》、《卫庆天传》、《南允传》、《李翰林传》、《壬辰录》等[70]，本文提及的《赵完璧传》只是其中之一。
有趣的是，其中《崔陟传》这部小说中，也出现了崔陟夫妇被俘后失散，其后因为跟随日本商船行商的缘故又在安南重逢的情节。尽管《崔陟传》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其中出现日本商船和安南的因素，大概也和赵完璧事件的流传不无关系。说到底，关于壬辰战争被虏人的研究，赵完璧事件所揭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线索的浮出水面，正向我们展现出这一课题极大的研究空间。
2．从赵完璧事件看亚洲海域交通与人员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赵完璧的安南之行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能不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海上交通这一途径的存在。赵完璧从朝鲜到日本，又从日本三次往返安南，甚至还前往琉球和吕宋，最后返回朝鲜，这所有的过程都是通过海上交通实现的。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对于17世纪亚洲海域的海上交通所能够达到的地域范围，以及亚洲各国人员经由海洋为媒介频繁交互往来的情况，无疑都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
有关历史上朝鲜半岛与安南之间人员直接往来的记录极少，不过亦有文献为我们揭示出相关情况，比如17世纪曾有安南商人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71]，而济州岛的吏民也曾漂流到安南[72]。这两个事件同样也是依托海洋为媒介发生的。在通常的认识中，朝鲜半岛和安南之间相隔甚远，两者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很低，而事实上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我们也很少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官方外交或者商贸等人员往来情况。但恰恰由于海洋这一媒介以及海上交通途径的存在，还是提供了两者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事实上，近年来关于东亚海域漂流人问题的不少研究，已经为我们展示出经由海洋媒介实现人员往来的这一重要而丰富的面向，而类似济州岛的漂流人事件和赵完璧事件，无疑是拓展我们对亚洲海域人员往来历史了解的极佳个案。
3．隐身的中国——赵完璧事件中的中国因素
鉴于赵完璧事件所反映的内容，现在学者一般都用它来研究朝鲜半岛与安南的关系史。同时因为其中涉及日本，也有学者用它来研究壬辰战争背景下的朝日关系，或者日本和安南的商贸往来。而中国学者之所以鲜少关注到这一事件，大概是认为这个事件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然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往的研究虽然已经不少，但似乎都忽略了该事件背后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其中存在的中国因素。
从表面上看，赵完璧的整个经历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细究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个事件中还是存在不少中国的影子。
首先就是关于日本朱印船产自中国、驾船者为中国浙江人这样一些记载，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亚洲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
其次，关于赵完璧提到的“李芝峰诗流行安南”的事件，背后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因素。李睟光与冯克宽的诗文交流，一直被看作是朝鲜半岛与安南关系史或两者间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个案。而事实上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交流本身就是通过中国这一中间环节而实现的。类似的朝鲜与安南使臣通过朝天或燕行使行活动，在中国会面并进行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73]。而朝鲜与安南两国以中国为媒介而展开的远不止文学交流，其他各方面的信息也通过这个渠道频繁交换。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赵完璧之所以被雇佣登船，是因为他识得汉字，李睟光的诗流行安南，是因为安南也用汉字、习汉文、喜汉诗。李睟光诗云“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冯克宽亦对以“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两人的诗句都是对“书同文”现象极佳的阐发。
因此，不管是从航海技术的角度、政治文化交流媒介的角度，还是汉字汉文使用的角度，在赵完璧事件中没有直接出现的中国，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隐身的存在。
对于赵完璧事件背后有一个“隐身的中国”存在的这一理解，和之前提到的“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认识，其实有着同样的所指，目的都是希望促使我们历史认知视角的一种转换，即对以往想当然地认为与中国无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重新评价。前文提及的朝鲜王朝时期的通信使文献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是反映朝日关系的历史资料，与中国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类似的文献可能还会更多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总的来说，发生在17世纪初的赵完璧事件，虽然是一个极个别的案例，但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十分宏大的画面，其中有朝鲜半岛、有安南、有日本、有琉球、有吕宋，还有“隐身的中国”。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或者联想到处于亚洲的这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海洋这一媒介而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而且经由这个事件，还可以把诸如壬辰倭乱、朝天使行、通信使活动、朱印船贸易等这样一些历史情境勾连起来。笔者认为，此类历史现象，无论是从国别史或者国与国关系史的视角去研究，都难免挂一漏万，必须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去考察，而诸如海域史或者亚洲史的视野或许更加合适，这或许就是赵完璧事件研究带给我们更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