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他国无事往还：“排清”士人卢以渐眼中的中国之行
先来看一条1780年五月二十四日朝鲜使团一行渡鸭绿江的记载：
各务差员及本府吏校皆拜辞于船头，吾所守厅通引拜别而语曰：“万里他国无事往还。”闻其言始觉有远行之意，而不无凄黯之怀矣。[40]
在很多朝鲜士大夫心里，清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他国”的概念，往昔将明朝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在面对清朝时几乎荡然无存。以至于进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这样重大的外交任务，在一个普通朝鲜士人的口中也只是“无事往返”而已。卢以渐当然是认同了同僚的这一看法，所以才会“不无凄黯之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条记载给整部《随槎录》奠定了一个情感基调，卢以渐是怀着一种无事往返的无奈和凄怆之情前往清朝出使的，在整部《随槎录》中，充斥着一种对明朝追思和对清朝排斥的感情。最直接的一点，书中凡提到明朝多以“皇明”称之，而提到清朝，则仅以“清”、“清人”、“彼国”、“彼人”等称之。除此之外，亦有其他一些具体例子。比如，七月初十日，使团行入一处道观。卢以渐记载：
使行入道观小憩，道士许姓人者……入栅以后彼人皆剃发而辫发于后……至是始见结髻着冠之人，不觉欢欣亲爱之心，概亦见我辈而有欢厚之意，然其为人则近于多诈矣。然使我生于中国，则逃身于道士之外无他道矣。[41]
卢以渐无意中发现，在清朝统治下道士可以不用剃头，并且可以保留结髻着冠的装束，不由发出如果自己生在中国，一定会投身于道士之列，以避免剃头之令、保持明时衣冠的感慨。这无疑是卢以渐排斥清朝统治、思念明朝心态的流露。由于剃发问题而引发卢以渐排清心态流露的，还有一个例子，即《随槎录》九月初四日的记载：“过汉吏部侍郎王世英家，小憩于门外，世英方去密云，而其二子年才十四五，而清扬玉面可爱，然剃辫之容、衣巾之状与满人无少异，殊可惜也。”[42]
此外，卢以渐在北京看到的一部名为《樵史》的书[43]，其中内容又引起了他对明朝的追思，《随槎录》八月初八日记载，卢以渐在这一天向相知之人借得《樵史》一读：
所谓《樵史》者，明之亡后有隐夫子作此书。备载其败亡之源，以寓伤惮之意。而名之以樵者，似取樵采遗事，归于爨火之意，概野史之类也。其中所载者多有悲愤之语，而如伐宁远救朝鲜以致府库枵然，始行钞法，民皆为盗，竟至于亡者，尤为悲感矣。[44]
关于这本《樵史》，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也有记载：
《樵史》一卷，不知何人所著。记明室乱亡之由，以寓悲愤。其载客氏及杀熊廷弼事，颇多异闻。又咎万历自救朝鲜，府库空虚，人民流离，而在朝之臣罔知所措手。有一妄人，言采矿于时相，遂欣然行之，民益大困，皆化为盗贼，以至于亡。言多悲切，与正使读之，不觉涕零。第缘行忙，未之謄。此系禁书，只此誊本。[45]
可见，卢以渐和朴趾源、朴明源两兄弟看到《樵史》中提到远救朝鲜被归咎为明朝败亡的诱因之一时，反应是类似的，都感到悲切，乃至涕零。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朝鲜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也是其对明朝怀有感情的一种表现。
再举一个看戏的例子。八月二十日乾隆令使臣同往观戏，一次看戏的经历，又勾起了卢以渐对清朝统治者是“异类”、“胡人”的评价。卢以渐记载：“其戏甚多，有仙鹤自空中穿屋极而下来者，又龙驹自地中负河图而出者，甚至于华封人之祝造帝尧之像而戏之云”，卢以渐认为这些表演“不敬甚矣，如非异类，则岂有此等戏耶”。这是因为卢以渐由戏文内容联想到“昔孔道辅使契丹，优人作文定王戏，道辅叱而退之”，于是得出结论：“胡人之作此等戏，是其本习，殊甚骇痛。”[46]
而在朝鲜使节离京之前的上马宴中，清朝方面接待人员的表现，又让卢以渐对清人的不尊礼仪和行为粗鄙生出反感，见于九月十六日的记载：
彼人之来者，竞相攫取，喧聒乱嚷，声震天地。诚一变怪，宴仪何等大礼，而幺么下隶如是无礼，纲纪可见，实为骇然。[47]
最后，再来看一条关于衣冠服饰的材料，这是八月二十九日的记载：
拦街小儿见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我服者谓之高丽房子，指点而笑，盖街上设戏子游者，必着我国帽带故云。[48]
清代不少燕行文献中，不约而同出现了大量有关衣冠服饰的记载，在清初的文献里，我们看到一些记载提到沿途汉人看到朝鲜使臣身着的衣冠，往往因勾起对穿着相同服饰先人的怀念而落泪。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一种情况慢慢少了，出现的是人们因为淡忘了大明衣冠，反将朝鲜人穿着视为戏服引以为笑的情况，即如卢以渐所见。同时，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朝鲜使节在观看中国戏剧表演时勾起对大明衣冠的想象。[49]实际上，不管是陪着汉人流泪追思，还是对汉人数典忘祖的悲叹，或是从戏服中的大明衣冠想象汉民族历史记忆的留存，都表现出朝鲜士人对于明朝的怀念。而这种种心态，卢以渐可谓集大成者。
卢以渐对清朝一边倒的消极观感，是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尊明排清”心态所致。事实上，卢以渐在这一点上是出了名的。朴趾源对此就有过明确的记载：“卢君以渐，在国以经行称，素严于春秋尊攘之义。在道逢人，无论满汉，一例称胡；所过山川楼台，以其为腥膻之乡而不视也。”[50]卢以渐的心态一点都不难理解，而且恰恰印证了一种观点：明清鼎革之后的朝鲜，自上而下笼罩在“尊周思明”的思想氛围中，尽管清朝对朝鲜德化政策的施行使得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对清朝的看法。[51]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随槎录》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朝鲜王朝思想史提供了极有意思的史料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