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许篈1574年的这一次使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次学术考察，而其主要的考察对象，就是当时中国和朝鲜儒学界存在的最大差异——阳明心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而考察的结果总的来说令他十分纠结：一方面，他看到阳明学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支持群体，朝廷政要中有阳明门人，学院生员中不乏其拥趸；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明朝士人对阳明学的态度存在南、北对立的局面，理学者仍在极力拒斥之。一方面，他发现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呼声已经很大，看来已经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学家薛瑄已经从祀孔庙让他感到安慰，似乎理学还是占有上风。
面对这种情况，许篈能做的并且也是他努力做了的，一是在和中国士人的交流中，极力贬斥阳明学说的伪学和异端性质，以尽到自己维护理学正统的义务，二是尽可能将相关的信息加以详细记录，以待本国士人知晓。
许篈和中国士人的对谈记录，是最能够体现中、朝两国士人就各自儒学观点进行交流的内容。许篈所记与中国士人的四次交谈，可以说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明代中后期中国与朝鲜士人间面对面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的生动场景。其中围绕王阳明和阳明心学的论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通过许篈的记载，我们一方面看到当时明朝士人对王阳明及其学说所持的不同观点和具体评价，另一方面也看到以许篈为代表的朝鲜人捍卫朱子学的坚定立场。
许篈与明朝心学派士人论辩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依旧各执己见。尽管许篈自我感觉在某些场合他说服了对方，但那只是一种错觉。相反，有的中国士人在面对这个朝鲜来的年轻儒学者的时候，还表现出一种倨傲的态度，发一些调侃的言语，言下之意似乎是：心学乃是我天朝的学术创新，你们朝鲜人尽管和之前一样接受学习就好，又何必死守固见，大加抵斥？可惜的是，许篈似乎没有感受到这层意思。
谈到这一交流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张崑将教授曾指出，许篈在中国的“卫朱斥王”之举，中国史书皆不载，而朝鲜儒者将其奉为壮举[66]——即在中国没什么影响，在朝鲜则引起轰动。事实上，此事在朝鲜引起轰动，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首先，许篈因其少年英才，被推为与李珥齐名的学者，其背后其实有东西党争的背景在，而对于自己推出的学术新星，东人派自然从各方面追捧之，对其在中国的“卫朱斥王”之举的大力宣传说白了亦是如此。其次，刨去党派利益的因素，当时朝鲜学界主流的确还是“卫朱斥王”，所以许篈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受到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客观地说，许篈当时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与之对话的也不过是些中国的年轻学生或者年纪稍长的下层士人，而就许篈在交流中的表现而言，其学术方面可圈可点之处并不多，在辩论中实际上也不占上风，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只有他激情抗辩的态度，以及极力维护朱子的自我表态。这样一个事件，对中国产生不了影响自不必说，就朝鲜方面而言，除了将许篈作为一个朱子卫士的典型意义之外，似也不当再有过度的学术评价。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许篈详细记录下自己与中国学者的对谈内容，实际上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即把中国下层士人中不乏阳明学的支持者这一现状告诉了朝鲜士人，也把一部分中国下层士人对阳明学的真实看法传递给了朝鲜士人。在此之前，阳明学说主要是通过书籍流通的形式传到朝鲜，而类似这样一些鲜活的观点和明朝阳明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朝鲜获得的情报并不多。
而许篈的大量记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仅仅是朝鲜朱子学支持者借以批评阳明学的文献素材，也可以成为朝鲜对阳明学感兴趣的学者借以进一步了解阳明学、深化对阳明学理解的更为细节化的资源。有意思的是，许篈有一个成就更甚于他的胞弟许筠（号蛟山，1569—1618），恰恰是朝鲜最早的一批阳明学爱好者之一。尽管这有些讽刺，但或许也并非偶然，许筠本人虽亦有出使中国的经历，有机会亲自接触到阳明学说，但早年阅读兄长的著作，是否引发了其对阳明学的最初兴趣，也未可知。而像这样的一种影响，或许正是这次交流过程在不为人所注意之处产生的意外结果。
至于薛瑄从祀的问题，虽然许篈所做的只是记录了明朝人对薛瑄从祀的讨论文字，但这一举动背后实际是一个跟随文献流传而实现思想资源传播的过程。薛瑄从祀一事，在朝鲜引发一些后续反响，包括薛瑄是否从祀朝鲜孔庙的讨论、激起朝鲜“五贤从祀”议论的升级，以及后来重新被发掘出来批判王阳明等人的从祀等等，这些讨论的背后，许篈所抄录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征引素材和观点支撑的作用。
不仅如此，薛瑄从祀以及后来的王阳明从祀在朝鲜引起的反响，表面上看是从祀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儒学思想差异问题。就当时而言，朝鲜“卫朱斥王”的立场，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国内以李滉为主导的批判自不必论，朝鲜士人出使时与明朝士人论辩阳明学为伪学，许篈也不是第一人，在此之前已有西厓柳成龙的例子[67]。而壬辰战争中，明朝派往援助朝鲜的将领宋应昌、袁黄要求朝鲜国王在全国上下讲授阳明学说，遭到朝鲜士人的强烈反对；战后又有明人将领杨镐、万世德等要求朝鲜孔庙从祀加入陆、王二人，亦遭朝鲜上下反对而未果的例子[68]。
朝鲜为何如此尊崇朱子学说而又极力排斥阳明学说？张崑将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这或许和一种强烈的“文化正统意识”有关，他将这种“文化正统意识”联系到朝鲜的“小中华意识”，认为当时朝鲜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旦“中华”“不华”之后，朝鲜就要肩负起“华者”角色的使命感，所以才要极力维护朱子学这一“中华正统”[69]，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见解。
但笔者同时也认为，这个问题大概还可以在朝鲜儒学思想的内部找到答案。在朝鲜的儒学发展史上，道统或者说正统是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支撑整个朝鲜儒学体系的基石，更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也延伸到社会其他各个层面，是一种笼罩性的观念。而就儒学本身来说，朱子是正统，阳明是异端，如果允许这个异端动摇了正统，则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儒学这一基石开始，维系朝鲜社会的整个架构亦会随之逐级崩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朝鲜儒者极力排斥阳明学的背后，也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正统或者说道统根基被动摇的哪怕一丝风险。
最后，尽管我们从许篈的记载中看到那一时期的中朝儒学交流中尽是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场面，而非心平气和、互相理解、彼此包容的融融景象，但如果我们将时间段放长一些来看，就会发现朝鲜的固执与偏见也并非一直持续，后来朝鲜毕竟也出现了南彦经（号东冈，1528—1594）、许筠、李睟光（号芝峰，1563—1628）等阳明学的爱好者，最后也出现了宗主阳明学的郑齐斗（号霞谷，1649—1730）和江华学派[70]。一些看似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都被时间所解决。
儒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71]，即便是在共享同一个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世界，其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想象。然而，这种复杂并非没有脉络可循，在共性与差异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牢牢把握住共性，客观地面对差异，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不断的交流达到相互的受容，最终还是能够寻求到儒学作为普适性文化资源的价值。这一结论在东亚视野内是如此，放宽到全球化的视野下大概也同样如此。
【注释】
[1]该文献在《韩国文集丛刊》（［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五十八册《荷谷集》中有收录；在《燕行录全集》（林基中编，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第六册中亦有收录；此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册，也收录了该文献奎章阁藏1707年木版印刷的重刊版本。
[2]如陈尚胜等所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就专门有一个章节讨论“许篈《朝天记》”；日本学者夫马进在其《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的第一章，也有对许篈及其《荷谷先生朝天记》的专门讨论；此外还有专文如李豪润的《16世紀朝鮮知識人の「中國」認識—許篈の『朝天記』を中心に—》，收在立命馆大学编《コリア研究》第2辑，2011年，第81—96页。
[3]《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戊寅）条：“凡通政以下文臣及武臣二品以下试射……至日暮，科次，则许篈以三中为魁”。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探求堂，1968年，第二十一册，第262页。
[4]关于许篈的生平，可参见《荷谷先生年谱》，收在［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五十八册，第485—486页。
[5]《朝鲜王朝实录》，宣修19卷，宣祖十八年六月一日（庚子）条，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二十五册，第544页。
[6]《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庚午）条：吏曹判书李珥入京肃拜。上引见慰谕后，传曰：“予如汉元帝之为君，不能斥远小人，国几亡矣。”珥对曰：“朴谨元、宋应溉固邪人也，许篈则年少轻亡，而非邪人也，其才华可惜也。此三人得谴太重，同罪之人，皆不自安，须从宽典。”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408页。
[7]（许篈）以远接使李珥从事官，迎诞生皇长子颁贺诏使黄洪宪、王敬民于义州。二使俱服其文章，临别赠扇求诗，公一挥以进。二使击郎叹赏曰：“佳作妙作”。黄太史谓译者曰：“使此子生于中华，玉署金马当让一头。”见前引《荷谷先生年谱》，收在《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85页。
[8]柳希春的著述有《续蒙求》、《历代要录》、《续讳辨》、《川海录》、《献芹录》、《朱子语类笺解》、《诗书释义》等，编著有《国朝儒先录》。
[9]参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280、296、297页。
[10]参见前引《荷谷先生年谱》，收在《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86页。
[11]参见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4页。
[12]参见张崑将《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以许篈与袁黄为中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第58—60页。
[13]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阳明学的内容只是许篈《朝天记》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朝天记》这一文献而言，还有大量其他可供发掘的史料层面，这一点可以参考前引陈尚胜教授及夫马进教授的相关研究。
[14]除了前及陈尚胜、夫马进、李豪润的研究都涉及这一问题外，还有一些学者撰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如周振鹤《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中国和朝鲜的交错影响》，收入氏著《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0—301页；金东珍的《许篈
大明使行
阳明学变斥》，收在韩国文化史学会编《文化史学》第21辑，2004年，第825—854页；张崑将的《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以许篈与袁黄为中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第55—84页。
[15]参见吴钟逸（
）《阳明传习录传来考》，［韩］《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第67—86页。
[16]参见前引张崑将《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第57页。
[17]据考证，此处所指正学书院位于辽阳城内西南隅，其前身是弘治七年辽东巡按御史樊祉创建的“辽左书院”。嘉靖四十四年辽东巡按御史李辅增建后改名为“正学书院”。“正学”就是儒学，宋人吕祖谦有《正学编》，明人方孝孺书房名“正学”，因此明代称“正学书院”的并不止辽东一处。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书院述略》，载《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2—33页。据悉，如陕西西安、安徽灵璧、河南信阳等地，历史上都有名为“正学书院”的书院存在。
[18]参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24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张崑将教授在其论文中也指出这一点，参见前引《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一文，第61页。
[22]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建议最早在明隆庆元年（1567）被提出，当时王门后学耿定向疏请阳明应“复爵赠谥，从祀孔庙”，从祀孔庙被以“世代稍进，恐众论不一”驳回，但“复爵赠谥”得以实现。同年，魏时亮又提出“请祀先臣薛瑄、陈献章、王守仁”，此后朝廷内部就阳明从祀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反复争议。详见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载《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第156—157页。
[23]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24—425页。
[24]万历元年，谢廷杰、徐栻等人再次上疏请祀阳明，引发新一轮争论，其时，石槚和赵思诚两人是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其中赵思诚上疏为：守仁党众立异，非圣毁朱，有权谋之智功，备奸贪之丑状，使不焚其书、禁其徒，又从而祀之，恐圣学生一奸窦，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小。因列守仁“异言叛道”者八款。又言其宣淫无度，侍女数十，其妻每对众发其秽行。守仁死后，其徒籍有余党，说事关通，无所不至。擒定宁贼，可谓有功，然欺取所收金宝，半输其家，贪计莫测，实非纯臣。石槚上疏为：国家以祀典为重，当祀而不祀，则无以崇报功德；不当祀而祀之，又何以激劝人心。王守仁谓之才智之士则可，谓之道德之儒则未也。因言致良知非守仁独得之蕴，乃先圣先贤之余论，守仁不过诡异其说，玄远其词以惑众耳！朱子注经书，衍明圣道，守仁辙妄加诋辱，实名教罪人。方宸濠未叛，书札往来，密如胶漆，后伍文定等擒宸濠于黄石矶，守仁尚遥制军中。始则养虎贻患，终则因人成功。朦胧复爵，报以隆重，若又祀之，不免崇报太滥。详见前引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第162—166页。这两道上疏，应该就是许篈所说自己看到题本，而许篈对王阳明的一些贬斥意见，特别是有关平定宸濠的负面评价，大概都来源于此。
[25]参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25页。
[26]参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25页。
[27]赵宪（1544—1592），字汝式，号后栗、陶原，晚号重峰，是李珥的门人，该次使行，他以质证官的身份前往中国，在使行过程中经常和许篈一同与中国士人会面，因而许篈《朝天记》中所记笔谈事，在赵宪记录该次使行经过的《朝天日记》中亦多有记载，（转下页）（接上页）只是后者记述稍略，但仍可供对比研究。赵宪的《朝天日记》也是一部重要的明代燕行文献，夫马进、陈尚胜等人都曾对其展开研究，参见前引二人专著。赵宪后因在壬辰战争中组织义军抗倭并身死殉国的忠烈事迹垂名后世，并作为“东国十八贤”之一从祀朝鲜孔庙，其有《重峰集》存世。赵宪《朝天日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
[28]《论语·述而》（7．15）：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就此，朱熹《论语集注》分析：“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贡不斥卫君，而以夷、齐为问。夫子告之如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事实上，在《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中就有：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杖，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杖，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杖，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29]沈诸梁乃是春秋末期楚国大夫，其以叶公之名著称，有叶公好龙之典故，又有叶公不用孔子为官的典故。
[30]关于许篈、赵宪与贺盛时、姚继孝的笔谈的内容，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26页。
[31]有关这次笔谈的具体内容，参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4—446页。
[32]当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许篈等人参观国子监，并拜谒先师庙，当时他和赵宪二人分头审视了东、西庑的从祀情况，并确认其中确实没有王阳明的牌位：汝式循东阶，余则循西阶，各辟东西庑门而审视。东庑曰先贤澹灭明、原宪、南宫适、商瞿、漆雕开、司马耕、有若、巫马施、颜幸、曹、公孙龙、颜高、壤驷赤、石作蜀、公夏首、后处、奚容箴、颜祖、句井疆、秦祖、公祖句兹、县成、燕伋、颜之仆、乐欬、狄黑、孔忠、公西蒧、施之常、秦非、申枨、颜哙、先儒谷梁赤、高堂生、毛苌、后苍、杜子春、韩愈、程颢、邵雍、司马光、胡安国、张栻、杨时、陆九渊、许衡。西庑曰先贤宓不齐、公冶长、公晳哀、高柴、樊须、公西赤、梁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泽、任不齐、公良孺、公肩定、鄡单、罕父黑、荣旗、左人郢、郑国、原亢、廉絜、叔仲会、邽巽、公西与如、陈亢、琴张、步叔乘、先儒左丘明、公羊高、伏胜、孔安国、董仲舒、王通、周敦颐、欧阳修、张载、程颐、胡瑗、朱熹、蔡沈、真德秀、吕祖谦、薛瑄。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56—457页。
[33]许篈后来在参观国子监时遇到一个叫杨守中的监生，此人是应天府高淳县人，他在回应许篈关于阳明学的问题时明确说阳明学是伪学，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说：“南人皆尊阳明，而北人则排斥之”，这样一种地域性的差异，大概是当时人一种普遍的认识。参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58页。叶本是浙江杭州人，他倾向于支持阳明学，杨守中是南京人，反对阳明学，后来许篈还遇到一个陕西人王之符，也旗帜鲜明地反对阳明学。不过，再回过头去看许篈最初在辽东遇到的生员，却又都是阳明学的拥护者，可见南北差异也不绝对。
[34]许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是日，叶本不至，其有故也欤？”，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8页。而在另一当事人赵宪的日记（转下页）（接上页）中也这样记载：“约（叶本）于通州再话，故止而不讲，卒不遇焉。”见赵宪《朝天日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第371页。
[35]种种迹象显示，这次谈话是在有翻译在场情况下的口头交谈，最直接的一个证据是许篈记载中有一句：“之符缔听久之”，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7页。其次，关于安廷兰此人的翻译身份，从许篈日记的其他一些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
[36]本次笔谈内容，参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7—448页。
[37]关于这点，张崑将教授有展开论述，他指出，当时提出王阳明从祀的主张的御史耿定向属于泰州学派，而首辅徐阶本就是阳明门人。参见前引张崑将《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第64页。
[38]许篈记载：“之符曰：吕状元柟，西安府高宁县人，平生著述极富，以道为己任，一方学者莫不尊仰。其次有南京兵部侍郎韩朝江，咸宁县人，亦为学者也，此二人皆已作古。今则有南京吏部尚书致仕王用宾者，朝邑县人，虽不着功学问，而蔚然有德望焉。此吾乡贤之大概也。”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7页。赵宪记载：“又问近世名贤中，孰有能传圣学者乎？曰：罗一峰伦，吕真儒柟，得与从祀。吕是咸宁人，而博极群书，卒以成德，门徒至万云云。”“问王云方今天下，退藏自修之士有几个人乎？王曰：陕西咸宁县有王用宾，曾为南京吏部尚书，呈病不赴，在家讲学，是亦间世行高人也。又闻王国瑞云，陕西高宁县人韩朝江，以兵部侍郎致仕，在家讲学。”见赵宪《朝天日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第371—372页。赵宪记载王之符说罗伦、吕柟“得与从祀”，大概只是说当时有请将二人从事的议论，事实上二人当时并未从祀孔庙，吕柟是到了清同治二年（1863）才被许从祀，而罗伦则从未从祀。
[39]《明史》对吕柟有如下评价：“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
[40]之符缔听久之，又问曰：无有生存者乎？余曰：有成运、李恒二人，皆年过七十，笃于为学，屡征不起，虽暂至京而旋亦退归。有卢守慎，今为右相，深有得于反躬向里之学焉。后学中自奋于圣道者，无虑数三十人。此皆由于中朝列圣以正学倡天下，故虽以我国偏小之壤，而亦得与于斯文之盛也。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7页。
[41]余曰：先生既在陕西，则知王行人鹤乎？之符曰：与吾同闬，曾任太常寺卿，被劾回家，顷有荐之者，而不肯出仕，今年五十八。余问其历官迁次。之符曰：初自行人升给事中，稍至都给事中，超擢应天府尹，仍迁太常寺正卿云。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7页。
[42]唯一的例外是参观国子监时与监生的谈话，谈到阳明学，但相当简短：“余问守中（国子监生杨守中）曰：王阳明之学何如？曰：阳明单说良知，正是伪学。余曰：然则今日何以推崇阳明者众，至欲举从祀之典乎？守中及二三监生不记姓名者答曰：此亦非天下之通论，南人皆尊阳明，而北人则排斥之。故从祀之议，今尚未定也。”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58页。
[43]赵宪记载：“至玉河馆，不得出入”，见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第184页。
[44]所谓“东国十八贤”计有：崔致远、薛聪、安珦、郑梦周、金宏弼、赵光祖、李滉、郑汝昌、李彦迪、李珥、成浑、金长生、宋时烈、宋浚吉、朴世采、金麟厚、赵宪、金集。
[45]如明宣德十年（1435）以元儒吴澄从祀孔庙，正统二年（1437）以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庙，朝鲜成宗九年（1478）始知中国此事，令千秋使到明朝国子监询问，十二年即“依中朝之制，以先儒吴澄、真德秀、胡安国从祀孔子庙”。参见孔祥林《朝鲜的孔子庙——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象征》，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第112页。
[46]目前韩国成均馆大成殿内主祀孔子，以颜回、子思、曾参、孟子东西配享，孔门十哲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和宋朝六贤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朱熹以及东国十八贤分别东西从祀。其他地方的乡校均供奉孔子、四配、东国十八贤，有的还奉祀孔门十哲、宋二贤（程颢、朱熹）、三贤（程颢、程颐、朱熹）、四贤、六贤。比较特殊的是江陵乡校和全州乡校，前者奉祀人物最多，有孔子、四配、宋六贤（大成殿内）、中国九十七位先贤先儒和东国十八贤（两庑内），后者无九十七位先贤先儒，却单独奉祀有若、宓不齐、伏胜、董仲舒、韩愈、司马光、李侗七位先贤先儒（两庑内）。参见前引孔祥林《朝鲜的孔子庙——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象征》，第112—114页。
[47]许篈抄录的《南宫奏议》中的“薛文清从祀覆议”，见其《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0—442页。
[48]如李元庆著《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赵北耀主编《薛瑄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蒙培元《薛瑄学术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73—78页；郝星久《薛瑄的教育思想》，《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第98—102页；魏宗禹《薛瑄思想特点三论》，《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第59—64页；周庆义《从孟、荀论性说观照薛瑄复性论》，《运城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56—59页；徐远和《薛瑄的“实学”思想探析》，《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第37—41页；姜国柱《薛瑄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62—69页；许齐雄《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明清史集刊》，2007年9月，第49—61页；许齐雄《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在官学和科举的结合——以薛瑄思想为例》，《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第87—112页；李海林《薛瑄对程朱理学的体认与实践》，山西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马玉山；高琼《生命践履与“通天性”——薛瑄哲学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丁为祥。
[49]许齐雄《我朝真儒的定义：薛瑄从祀孔庙始末与明代思想史的几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第93—114页；许齐雄《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晋阳学刊》，2007年第4期，第32—34页；李海林《薛瑄从祀孔庙缘由》，《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9转124页；李海林《关于薛瑄从祀孔庙的两个问题》，《兰台世界》，2011年第28期，第30—31页。
[50]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前引许齐雄、李海林的文章。
[51]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2页。
[52]同上。
[53]宋仁宗无子，立从兄濮王允让之子曙为皇子。仁宗崩，曙即位，是为英宗。治平二年（1065），英宗令礼官与大臣集议崇奉濮王之典礼，司马光、王珪等议：“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若亲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英宗于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宜称皇伯而不名”。时宰相欧阳修、韩琦等则谓：“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议久不决。次年，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主光、珪之说，上疏劾韩琦专权导谀：“（仁宗）昭陵之土未干，遂欲追崇濮王，使陆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又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陆下于过举”。琦、修等仍固执其见，谓皇伯无稽，决不可采。英宗追念本亲，乐闻琦、修之议，犹豫再三，终下诏称濮王为皇考。吕诲等以所论奏不见听用，纷纷求去，帝皆官以外郡，濮议乃寝。北宋士大夫之党争，每遇事而发，由争议论而变为争意气，濮议一细事也，而执政与台谏嫌隙本存，借题竞言，党同伐异，成见转深，上承仁宗之庆历党议，下启神宗之王安石变法，濮议竟成一大关目。
[54]见许篈《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442页。
[55]参见许震童《东湘集》，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三册，第589页；尹根寿《月汀集》，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47册，第232页。
[56]见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第185页。
[57]《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四年（1571）十二月三日（辛卯）条，即有柳希春进言明朝从祀变化：“中朝嘉靖中，黜荀况、马融、刘向、贾逵、何休、王弼、戴圣、王肃、杜预，而以王通、欧阳修、胡瑗、杨时、李侗、胡安国、陆九渊、蔡沈、真德秀从祀。此时王之制，且不无意，请从之。”参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二十一册，第238页。
[58]参见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第185—186页。
[59]见尹根寿《月汀集》，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四十七册，第232页。
[6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十二年（1517）八月七日（庚戌）条“成均生员权磌等上疏”，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十五册，第308页。
[61]《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六年（1573）八月二十八日（乙亥），“昨日儒生等上疏，大概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及李滉从祀文庙”；次日，二十九日（丙子），“儒生上疏以金宏弼等五贤从祀，再度上疏”。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二十一册，第269页。
[62]见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四册，第186—187页。赵宪上疏一事，亦见于《朝鲜王朝实录》，宣修8卷，二年（1574）十一月一日（辛未）条记载，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二十五册，第451—452页。
[63]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573年到1610年的三十七年间，仅《朝鲜王朝实录》中明确记载的各级士人上疏提请“五贤从祀”的情况达十七次之多。
[64]《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二年九月五日（丁未）条，“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军民、闲良人等以从祀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等于文庙，下教书曰：……”，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三十一册，第564页。
[6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四年（1626）闰六月二十四日（甲子）条，“礼曹启曰……后苍、杨时、王通、欧阳修、胡瑗、薛瑄、胡居仁，升祀宜矣。而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其识见之超越，论议之豪迈，固已高出汉、晋诸儒之上，唯其见太高、守太固，至比朱子之学于洪水、猛兽之害。门路既差，流为异端，似难尊崇圣庙，以误趋向云。”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三十四册，第119页。
[66]参见前引张崑将《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第79页。朝鲜人对许篈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厓柳成龙在给许篈《朝天记》写序时的一句话：“历正学书院，弭节于首善之馆，能孤倡正大之论，以抗群咻，而不震不沮。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者’非耶？尤可尚也已。”柳成龙序文，见许篈《朝天记》，载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八册，第398页；又收在柳成龙《西厓集》，载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十二册，第328页。
[67]参见前引张崑将《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辨及其意义》，第58页。
[68]同上，第72—78页。
[69]同上，第79—80页。
[70]参见［韩］琴章泰著，韩梅译《韩国儒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59—171页。
[71]周振鹤教授曾于2008年发表《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中国和朝鲜的交错影响》一文，同样也使用了许篈相关的材料进行讨论。他在文中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与朝鲜均非铁板一块”的观点，令笔者颇受启发。该文收在周振鹤著《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0—301页，原载于《九州学林》2008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