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二：洪景海《随槎日录》浅探
相对于申维瀚的《海游录》，洪景海的《随槎日录》是一部知名度较低的通信使文献，在朝鲜时代所编通信使文献集《海行总载》中甚至没有收录该文献，而林基中在编《燕行录全集》时，却阴差阳错地将其作为燕行文献收录[26]，在日本所编的《大系朝鲜通信使》丛书中收录了该文献。该文献的原本藏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为两卷手抄本，藏书号：奎古4710-5。总的来说，这部文献是一部以记事翔实见长的文献，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以下试做解读。
1．洪景海其人
洪景海（1725—1759），字叔行，朝鲜王朝英祖时期文臣。本贯南阳（今韩国京畿道华城）。洪景海之父洪启禧是历仕肃宗、英祖两朝的重臣，洪氏一门五兄弟洪弼海、洪趾海、洪景海、洪述海、洪缵海相继出仕，活跃于英祖朝的政坛。洪景海1751年文科及第后被授予说书（世子侍讲院正七品官职）一职，1753年因在文学方面的出众表现被破格提拔为修撰（正六品），修撰任内曾上书请允宋世烈、宋浚吉二人从祀，1755年被破格拔擢为文学（正五品）。1756年，他因卷入李彦衡、金相度党人事件被革职，且连累其父遭贬，不过很快官复原职，其后多次担任御史之职巡视地方。1758年，洪景海与其父并遭弹劾被贬，次年卒于金城县令任上。洪氏五兄弟在英祖朝的宦海起伏，与其父洪启禧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洪启禧离世之后，其余的洪氏兄弟很快都在党争中不得善终，而洪启禧因为卷入思悼世子事件太深，虽然勉强保住生前之名，死后却在正祖朝遭政敌秋后算账，直至被追夺官爵。[27]
2．《随槎日录》解读
1747年，日本新关白德川家重受禅于其父吉宗继位，朝鲜援例派出通信使致贺，以洪启禧为正使，南泰耆为副使，曹命采为从事官，使臣一行自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出发，次年五月二十一日抵江户，闰七月三十日回京复命。该次使行，洪景海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其父出行，他以日系事记录下从发行直至回抵釜山的经过，故题为《随槎日录》。关于这次使行活动的记录，另有从事官曹命采所作《奉使日本时闻见录》[28]存世，可互为参阅。洪景海在使行过程中行止紧随其父，而洪启禧亦有嘱其记录自身言行之意，故其大量记述反映的是正使视角的观察，而目前所见通信使文献中，属正使所作的并不多见。
（1）副船失火
该次使行中，有两件直接关乎使行本身的事值得一提。其一是副使所乘船只在前往日本途中停泊对马岛鳄浦之时失火，致二死数十伤，所载礼单物品皆烧毁。历来通信使行或有船只遭风浪覆没之事，但船只烧毁仅此一次。
副骑船失火。点考下卒昌原乐工徐云昌、蔚山使令金就京终至烧死，惨愕无以，焦烂欲死者至于十余人。礼单之入烬者人参七十二斤、白木绵二十匹、芙蓉香三百一十枚。诸人之章服衣冠卜物尽为烬灰。状闻烧火形止付飞船，又作书于岛主，使之转告江户。（第284—285页）[29]
事后，正使洪启禧因治下不严致使国家财物受损以及私自决定接受马岛人补偿赠物，遭到国内政敌的攻击。
通信使洪启禧、副使南泰耆、书状官曹命采还。……及至马岛，三使登陆，礼币、盘缠皆在船中，副船失火尽为烧烬，死者三人焉。事闻，左议政赵显命建议参币、饩资更为备送，国储为之荡然，或曰：舟中之火乃故纵而欺瞒朝廷云。[30]
（2）国书争议
其二是与日本回答书有关的两项争议。一是日本回答国书中德川家重名字上的印章为“源表正”，而前次国书中关白名字上的印章只有一“源”字，朝鲜使臣认为此与前例不符，提出质疑，日本人回答这是因为日本关白印章随代而改，并举出历年国书为证，解决了这个问题。
见回答书……家重字上印图署“源表正”。……己亥回书则只着一“源”字图署，而今曰“源表正”，此与前例有异。……林信言以图署头来坐外厅，首译以图署事问之，答曰：我国则与贵国不同，印章随代改之，乙未书契曰“源忠德”，壬戌书契曰“源忠直”，辛卯“文明四方”，己亥曰“源”，此非可争之事。（第498—502页）
二是若君（关白之子）别幅（回礼单）中没有书写若君姓名而只有印章“源宽裕”，朝鲜使臣认为“于礼于理，俱极不当”（第502页），并以拒收若君礼物表示不满，虽然日本人亦拿出证据证明若君不书姓名乃是旧例，使臣还是在和日本方面经过三次争议之后，才勉强收下礼物。
（3）使行过程的细节描写
《随槎日录》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作者对事物的记述极为详尽，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二十岁出头的洪景海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另一方面也可能得益于他作为随员并无职责在身，故有充分的闲暇进行记录和写作。因此，《随槎日录》中就有了不少其他通信使文献中难得一见的细节性描述，比如从洪景海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来通信使船上的每个房间都挂有匾额，上书“某某阁”、“某某斋”、“某某堂”等，他记下了正使船上所有的匾额内容，而他将自己的房间命名为“不可不知窝”。
往船上。使船将揭板屋匾额。上房正使曰“如山斋”。奉国书曰“护书阁”左二房，李得寿伴人名色处焉。制述官典籍朴敬行曰“穆如阁”左三房。金夏鼎别陪行、礼单直名色、金尚龟别破阵曰“管窥堂”左四房。崔寿仁押物通事、掌务官曰“勾事斋”左五房。书记别检李凤焕曰“芙蓉斋”右一房。余曰“不可不知窝”右二房，与良医赵宗寿同处也。白同知尚辉子弟军官、礼房曰“辨淄堂”右三房。李郎厅吉儒、工房、李都事栢龄、日供官曰“同心斋”右四房。赵昌城兵房曰“完璧斋”右五房。金竹山柱岳、检船官曰“趾槎阁”右六房。首译朴尚淳曰“有功斋”右七房。（第275—276页）
又比如，对于朝鲜通信使上陆之后的行进队列，洪景海记载的细致和精确程度，为通信使文献中所独见（参见第397—401页），这部分记载可与留存下来的“通信使行列图”图像资料进行参照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洪景海也提到，在日本围观人群中总能发现有人在绘制并记录着通信使的行列，这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日本有大量通信使行列图存世的原因。
洪景海还详细记录了使臣所受日供的清单，不厌其烦的记下各层级使官所受物品的名目和数量（参见第309—313页），而对日本各地官员接待使臣的宴饮菜式、馈赠物品以及关白给使臣的赏金数目等，他也都有详细记录。此外，他记录下来的还有日本船只的形制及装饰、日方提供马匹的质量、数量和分配使用情况、包括关白和对马岛主等在内的各色日本人的形象及着装细节等。这些资料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4）笔谈资料
《随槎日录》中有大量笔谈资料。洪景海记录下的第一次笔谈的对象是号称雨森芳洲弟子的纪国瑞，该次笔谈大略涉及了一些日本学人及学术的情况，如新井白石和林信笃分属两派以及新井一派的学术脉络等（参见第300—302页）。同时，他们还谈到了日本人对朝鲜此前两任制述官李礥和申维瀚的学问评价，日本人认为申维瀚的水平略胜一筹：
章曰：辛、己两使时学士所述公必稔者，且必有上下其论于芳洲即雨森东者，李东郭、申青泉甲乙何如云？瑞曰：东郭则诗材赡富著述敏捷，青泉则文势神奇立言慎严。章曰：自通信以后，萍水酬唱之集必不泯灭，贵国公论以何岁使行时文字为胜？瑞曰：辛卯为胜云。章曰：辛卯学士即是李东郭即李礥，则与青泉甲乙之论何如，我国多以青泉胜东郭，此论何如？瑞曰：青泉如程不识为军也。章曰：程不识岂如李将军也。瑞曰：李广其人则可，程不识信千古轨范也。（第302—303页）
而《随槎日录》中最为重要的笔谈资料，当属洪景海等人在江户时与一位名叫越缉的日本人的笔谈。朝鲜使臣在江户一共逗留了二十二天，期间，洪景海、书记李凤焕（字圣章）以及另一个朝鲜士人（字子文，姓名不详）共和越缉共见面九次，留下了篇幅极长的笔谈记录，涉及大量有趣的内容，比如其中有大量对朝鲜和日本衣冠服饰的讨论，而越缉对朝鲜衣冠的中华制度表达出的极度艳羡令人印象深刻。
缉以三律相赠求和，又请得篆字八分数三纸，盖因圣章诸人而闻之也。余即和给，且写两体。缉起而拜曰：诗如何景明，篆如周伯琦，可谓千古至宝，仆可以世世珍藏也。诗中有“衣冠艳服中华制”之句，缉曰：此句甚好，写得仆之心曲多荷。（第461页）
缉曰：足下之冠甚雅，愿闻其名。余曰：所谓程子冠，即两程夫子所着之冠，考诸遗像可以征之。缉曰：真君子之冠也。又曰：西京冠冕一遵唐制，昨见金紫峰金天秀之自号所着帽带与西京无异矣，贵国若与西京通聘，则何羡贵国衣冠乎，今吾所着则可愧。（第456页）
余着华阳巾，缉曰：足下今日所着之冠，其名云何？余曰：华阳巾。缉曰：见于何文？余曰：见于《竹楼记》。缉曰：其制奇古，或可使行中人摸出此冠及程子冠以惠耶？余曰：足下有欲着之意耶？缉曰：真是越人之章甫，而欲时时见之如见足下雅仪。余诺之。圣章以其冠加诸缉之头。缉曰：虽暂着亦好，多有悲欢之意。盖艳慕之深，恫其俗之陋也，远可矜念。缉曰：行中持来深衣乎？余曰：然。缉曰：愿暂见。余遂使小童持来，着而坐。缉曰：以海外之贱吏，得见中华圣人之衣服，始遂平生之愿。乃曰西京上世亦有此服云。吾斯之未信也。（第465—466页）
缉又称风折巾曰“如舟帽”，余曰：何不曰风折巾？缉曰：风折巾古无其文，而其形似舟故，对上国人不得不以此称之。皆自笑之意也。缉曰：三使台金冠佩玉象笏黑靴，皆君子服也，仆则以得见此盛仪，为一生之奇幸耳。（第488—489页）
越缉还向洪景海等人介绍了很多有关日本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内容，包括天皇与关白的关系始末、关白与地方大名的复杂关系以及日本的兵制等。同时，双方就各自国家的学术情况也做了一些交流。此外，洪景海等还从越缉口中得知了一些有关阿兰陀（荷兰）、琉球的情报：
余问阿兰陀之说，答曰：距日本一万三千里，每春来江户，而地远故使其一种小国暹加多罗代纻，携上士四人，下士四人到日本。买妾在西崎，日夜饮酒在妓楼。自其国王以下皆市井人，甚射利。贾舶所通，绵绵锦缎，土物甚多，冠服如日本，其人甚小，面凡色白，无须，耳着环如妇人，能通日本语，其国土甚好，一年再种稻，每岁有献物于日本，而无可用，大君每给米以送，日本有吉凶必送人，而不过三使人。旧大君时，阿兰陀献万国图，且献浑天仪机小车，甚奇，以丝引之，举白石以测天。旧大君甚好此法，去岁作讲历馆。
又问琉球之说，答曰：中山王称以小琉球，而即大琉球之宗室，入朝萨摩州，昔年大君下令琉球，欲观中国制度，琉球以中朝冠服、市町、宫室之制一册献之。其土产无用，故每请中州之物以献日本矣。（第491—492页）
通过笔谈交流，洪景海等人将越缉引为知音，称“吾辈应接日本文士亦已多矣，可与语者惟越缉一人”（第459页）。与此同时，他们对越缉的身份也产生了些许好奇，此人见闻广博、通识古今，但言语却显荒拙，且凡是日本学人，相交之时必以姓名字号相通，而此人只说自己姓越名缉，非但不通字号，姓名也略显奇特。最后，当洪景海等人离开江户之时，越缉没有如约前来送行，留下些许遗憾。
（5）品评风景名胜
洪景海在行经日本名胜富士山时，对朝鲜人中流传的富士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的传闻展开了一番有趣考证，最后他在亲眼看见富士山顶积雪消融的景象后指出，富士山顶虽多数时间积雪，但在盛夏极热之时积雪还是会消融，朝鲜人之所以认识有误，是因为此前没有通信使在盛夏季节来到日本（参见第514—515页）。
洪景海对待日本山水名胜的态度十分有趣，他在表达自己对日本山水由衷喜爱的同时，往往会冒出几句揶揄之词，比如“灵山在于蛮夷之乡，得见吾辈反多羞愧之意，故令云霭半遮其面矣”（第425—426页）、“惜乎蛮儿辈无山水之眼，无一楼一亭之着在此中”（第516页）等。这绝不是因为洪景海没有“乐山乐水”的文人情怀，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不得不感慨，朝鲜人在面对日本时的那种文化优越感，竟已如此深种在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少年士子心中。
（6）有关对马岛人的记载
《随槎日录》中洪景海关于随行对马岛人行事表现的记述，也是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洪景海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对马岛人在所谓护行朝鲜通信使前往江户的过程中多有弊行，比如克扣朝鲜使臣日供、对使臣的指令阳奉阴违、在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往来中居间索贿等。总的来说，对马岛人对朝鲜使臣的尊重以及仕事的勤谨，都已大不如前。
事实上，比较阅读前后通信使行记录，就会发现这一变化趋势十分明显。早期的通信使行，于对马岛来说是维生根本，而随着日本方面对朝日邦交的日益重视，起到中介作用的对马岛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地位亦随之得到巩固，在生存危机消除之后，他们看重的便只有利益，于是各种唯利是图的表现也愈发明显。朝日通信外交中的对马岛本身可以成为一个课题，纵向考察各时期的通信使文献，当可做出很有意思的研究。
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情况看，即使是韩、日两国学者，对洪景海《随槎日录》的研究也尚不多见，这可能是因为《随槎日录》为通信使文献的属性还并未被多数研究者所知晓，总的来说，该文献的史料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