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镜：朝鲜半岛汉文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
在中国周边的诸多“他者”中，朝鲜半岛是一个最重要的存在，它在历史上和中国的关系最密切，而且所保留的汉文文献资料也是最多的。更为关键的是，当前韩国在本国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电子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研究者获取和利用相关文献十分便利，这一点相信熟悉韩国文献状况的研究者都有同感。对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获得是最重要的前提，前述燕行文献研究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韩国方面文献资料的公开与共享。
朝鲜半岛历史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其历史文献的编纂和留存状况也和中国类似。张伯伟教授在《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一书中介绍韩国出版的资料集时采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加以介绍，其中史部又细分为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传记、古文书、政法、地理、外交、书目、金石、史料汇编，子部细分为儒家、释家、杂家、医家、艺术、类书，集部分为总集、别集、诗文评[38]，在这样的分类下均能相应找到对号入座的文献资料，毫无违和感。事实上，韩国一些文献资料数据库网站在对文献分门别类时，用的也是经、史、子、集的方法。朝鲜半岛留存历史文献的系统与中国历史文献系统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葛兆光教授提出的“多面镜子看中国”的想法，朝鲜半岛可以算是许多镜子中最重要的一面，以这个空间距离最近、历史文化传统也最相似的邻居作为映照中国的一面镜子，大概可以得到最多的收获。朝鲜半岛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汉文文献资料体量极为庞大，而张伯伟教授的分类介绍已经十分详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余地。此处仅拟聚焦于朝鲜半岛汉文文献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借鉴作用这一主题，归纳出三个类别的文献，并略述其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借鉴意义。这三个文献类别是：官修史书、官署记录、文人著述。
1．官修史书
朝鲜半岛和中国一样，也有后代为前代修史的传统，一般来说，其历史上最主要的官修史书（或称之为正史）有三种：《三国史记》、《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1）《三国史记》
《三国史记》记录的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即朝鲜半岛三个政权新罗、百济、高句丽并立的时期）的历史，其时代约为公元5世纪至10世纪，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代和唐代。《三国史记》为金富轼（1075—1151）所撰，编撰体例为纪传体，共计五十卷，包括新罗本纪十二卷，高句丽本纪十卷，百济本纪六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三国史记》的撰写一方面以朝鲜古代文献《旧三国史》、《海东古记》、《三韩古记》、《花郎世记》（均已失传）等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大量取材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包括《汉书》、《后汉书》、《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39]。
从时间段上来看，《三国史记》记载的朝鲜半岛历史与中国南北朝至唐代的历史时期并行，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有不少重要的关联事件，比如朝鲜僧人入隋求取佛法、朝鲜派遣学生去唐朝学习、新罗联合唐朝统一朝鲜半岛等，因此如果要说到这一文献对中国历史的借鉴作用，大致可以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文化教育以及战争、外交等内容上进行挖掘。以下试举几条史料：
安弘法师入隋求法，与胡僧毗摩罗等二僧回，上稜伽、胜鬘经及佛舍利。（《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三十七年，公元576年）
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是时，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于是，高句丽、百济、高昌、吐蕃亦遣子弟入学。（《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九年夏五月，公元640年）
遣使大唐，上言：高句丽、百济侵凌，臣国累遭攻袭数十城，两国连兵，期之必取，将以今兹九月大举，下国社稷必不获全，谨遣陪臣归命大国，愿乞偏师以存救援。（《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十二年秋九月，公元643年）
冬使邯帙许朝唐，太宗敕御史问：新罗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帙许言：曾是天朝未颁正朔，是故先祖法兴王以来私有纪年，若太朝有命小国，又何敢焉？太宗然之。（《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真德王二年，公元648年）
与《三国史记》记述同一历史时期史事的还有一部文献，名为《三国遗事》，它由高丽时代僧侣一然所编撰。该书由五卷九篇一百四十四个条目所构成，九篇的篇目分别为王历、纪异、兴法、塔像、义解、神咒、感通、避隐、孝善。《三国遗事》被认为是朝鲜半岛继《三国史记》之后第二早的史书，然而因为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神异的民间传说，一直被看做是一部野史。书名中的“遗事”两字，代表的是作者对于《三国史记》的编写方针有所不满，故而刻意收集遗漏之事加以记载。因此，该书在内容上和《三国史记》几乎没有重复性，是对当时历史状况的重要补充记述，从中可以了解到朝鲜半岛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侧面和细节，尤其是存在大量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及佛教造像、雕刻、建筑、美术等珍贵资料。严格意义上说，《三国遗事》不属于官修史书，但是其中包含的资料，完全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被用以研究中国同一时期的相关历史文化问题，故在此一并提及。
（2）《高丽史》
《高丽史》朝鲜半岛历史上又一部正史，是高丽王朝时期的历史记载，其时代约为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宋、辽、金、元时期。全书共一百三十九卷，为朝鲜王朝时期郑麟趾等修纂，全部用汉文写成，体例亦悉仿中国正史，计分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包括天文、历、五行、地理、礼、乐、舆服、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表二卷、列传五十卷（包括后妃、宗室、诸臣、良吏、忠义、孝友、烈女、方技、宦者、酷吏、嬖幸、奸臣、叛逆、辛禑）、目录二卷。
鉴于朝鲜半岛高丽朝与中国宋、辽、金、元历史时期的并行，在《高丽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如高丽与宋的外交关系、商贸往来及佛教、道教交流等记载，也可以看到高丽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契丹、女真关系的历史记录，同时，高丽后期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更是占据重要的篇幅，包括高丽成为征东行省时期的历史记载等。因此，在诸如宋代外交、经济、宗教等问题，辽、金政权研究，以及蒙元史研究等方面，《高丽史》的材料都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金渭显曾编著《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全二册），早在1983年就由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40]，事实上类似的工作在今天依然有其开展的价值。
《高丽史》有关中国历史的史料，亦举几例如下：
冬十二月，行宋年号。宋遣册命使时赞来，在海遇风，溺死者九十人，赞独免，王特厚劳之。（《高丽史》卷二，世家卷第二，光宗十四年十二月，公元963年）
夏四月庚寅，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赦。（《高丽史》卷三，世家卷第三，成宗十年四月，公元991年）
癸卯，宋江南人王肃子等二十四人来献方物。壬申，宋福州虞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己酉，宋泉州人怀贽等来献方物。己亥，宋广南人庄文宝等八十人来献土物。（《高丽史》卷四，世家卷第四，显宗九年四月、十年七月、十一年二月、二十年八月，公元1018、1019、1020、1029年。）
是月，遣侍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还俘口。（《高丽史》卷三，世家卷第三，成宗十三年四月，公元994年）
遣童子十人于契丹，习其语。（《高丽史》卷三，世家卷第三，成宗十四年九月，公元995年）
东女真奉国将军沙伊罗等来献土物，加归德大将军。（《高丽史》卷七，世家卷第七，文宗元年三月，公元1047年）
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佑，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高丽史》卷十四，世家卷第十四，睿宗十二年三月，公元1117年）
蒙古遣日本国信使秘书监赵良弼及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四十人来，诏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又与卿国地相密迩，故尝诏卿道达去使，讲信修睦，为渠疆吏所梗，不获明谕朕意，后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辑尔家，复遣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高丽史》卷二十七，世家卷第二十七，元宗十二年一月，公元1271年）
癸酉，世祖皇帝崩。王与公主以羊十马一祭于殡殿，其文曰：鲽墟莫远，伫瞻蓂陛以来宾，龙驭忽回，曷极鼎湖之哀慕。梦也觉也，颠之倒之。聊修菲薄之仪，冀垂歆容之赐。将使赞成事郑可臣读之，诸大臣止之曰：岂宜用诸侯之礼祭天子乎？遂不读。王奠荐之礼，哀慕之诚，皆致其极。元朝丧制，非国人不敢近，唯高丽得与焉。故王之从臣，虽舆台之贱，出入无禁。（《高丽史》卷三十一，卷第三十一，忠烈王二十年一月，公元1294年）
（3）《朝鲜王朝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是朝鲜半岛继高丽王朝后的李氏朝鲜王朝的实录体正史文献，它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国家每日发生的事件，其篇幅极其浩大，据统计约有六千四百万字。
朝鲜半岛大约自高丽末开始出现实录编撰的形式，大体均仿照中国的修史制度，在政府内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编纂事宜，该机构最初称为艺文春秋馆[41]，后艺文馆、春秋馆分列，春秋馆成为实录编纂的负责机构。春秋馆的史官是实录编纂的主体人员，他们负责记录国王和宫廷的活动，当国王同大臣讨论重要国政时，他们均列席记录并整理成“史草”，同时地方上设有兼任史官（也称外史），负责将地方事务报告给春秋馆，史官又根据史草、承政院日记、外史报告等编写“时政记”[42]，是为日后编纂实录的基础。当一任国王去世之后，春秋馆下临时设置一个叫实录厅的机构，负责整理编纂这个国王在位期间的实录，其过程一般要经过初草、中草、正草三个阶段以形成定本，然后抄写、付印，才算最终完成。实录完成之后，最后还有一个步骤，称为“洗草”[43]，即将所有用于实录编纂的资料进行销毁。
配合实录的编撰，还出现了实录保存的制度，称为“史库制度”，每一代《实录》编成之后，除刊印一个正本存放于汉阳（今首尔）春秋馆外，还刊印数个副本，分别藏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史库中，以免《实录》遭损失传。壬辰倭乱前，全国共有忠州、星州、全州三大史库，壬辰倭乱中，除全州史库所藏副本之外，前代《实录》的正本和其余副本全部被毁。朝鲜宣祖三十六年（1603），才又依据全州本重新编修，印刷五部，分别存于春秋馆、摩尼山史库、太白山史库、妙香山史库、五台山史库。妙香山本后来移藏于赤裳山，摩尼山本后来移藏于鼎足山。1905年，春秋馆本移存于奎章阁。
日本侵占朝鲜半岛时期，奎章阁本、太白山本和鼎足山本被先后移交给日本朝鲜总督府，赤裳山本收藏于藏书阁，五台山本被“赠送”给东京帝国大学，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五台山本被烧毁。1930年，朝鲜总督府将太白山本和鼎足山本送给京城帝国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前身），日本投降后移交韩国政府，继续存放在首尔大学。朝鲜战争期间，鼎足山本被朝鲜人民军移至朝鲜，现存放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太白山本则被韩国政府转移至釜山，至今仍存放于韩国国家记录院辖下的历史档案馆。故现存的《朝鲜王朝实录》有三个原本：鼎足山本（1181册）、太白山本（848册）以及五台山本残本（27册）。
严格意义上的《朝鲜王朝实录》，指的是由朝鲜王朝初代太祖到哲宗（1392—1863）的二十五代国王期间的实录体文献，因为最后两代国王高宗和纯宗朝的实录，是在朝鲜半岛日占时期由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故出于民族主义立场，韩国和朝鲜的一些历史学家不予承认。1953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了五十册的《李朝实录》，其中未包含《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1959年，《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由中国科学院和朝鲜科学院合作影印出版。另一个比较容易见到的《朝鲜王朝实录》的版本，是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以太白山本为底本所编的影印本（全四十九册），1968—1970年由韩国探求堂陆续出版，该版本同样没有包括最后两代实录。1970年，探求堂单独出版了一部《高宗纯宗实录》（全三册）。
《朝鲜王朝实录》是14世纪到20世纪初朝鲜半岛的历史记录，其时段基本与中国的明、清两代平行。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而与中国有关的记载，可以说充斥于整部《实录》的角角落落，随处可见。加上其历史记录方式是极为细节化的实录体，所以对于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其记述往往比中国方面的史料更加详细。《朝鲜王朝实录》中于中国历史研究有助益的史料，无须再做列举，吴晗先生早年的辑录工作已经给出最好的证明。当下，不仅对于研究明清中韩（朝）关系史的研究者来说这部文献是绕不开的材料，而其他明清时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基本也都认同这是一个资料的宝藏，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以上提到的四种历史文献，在韩国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电子数据库供研究者利用[44]。
2．官署记录
进入朝鲜王朝以后，朝鲜半岛的历史文献数量较此前历史时期骤增，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形成了成熟的文书记录体系和国史编纂制度（即实录修撰）有关。一部篇幅浩大的《朝鲜王朝实录》，虽已足以令人为其材料的丰富而感到惊讶，但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如前所述，《朝鲜王朝实录》有其相对独立的编纂体系，但为其提供资料基础的，其实是一个极为庞杂的国家文书记录系统。从高丽末开始，政府中各级官署就开始有日常工作的文书记录，而这一制度在朝鲜王朝逐步发展，并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官署记录类文献，而这些文献的体量，远远大于《实录》本身，而且不少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不少《朝鲜王朝实录》的研究者曾为实录编纂过程中的“洗草”感到可惜，认为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因此而没能保留下来，然而换个角度去看，事实上“洗草”销毁的只是经史官整理书写的草稿，除了史官个人记录和议论的部分外，这些草稿的内容，多数来自各级官署的记录，而这些原始记录仍然在各署保存着，并没有随“洗草”而消失，因此也不必过于惋惜。
在朝鲜王朝官署记录文献中，有一类比较常见的记录被称为“誊录”，它是指各衙门将其公文书保存一段时间以后，或集中全部，或挑选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或按照内容分门别类，将其汇总一处编辑而成的公文书的册子[45]。“誊录”类文献有大量保留下来，且有不少都已经被影印出版[46]。此外，还有一些官署记录是以“某某日记”、“某某志”等命名的[47]。
在了解到朝鲜王朝有大量官署记录类文献留存这一事实以及这些文献与《朝鲜王朝实录》编纂的内在关联之后，我们在史料的关注和利用时，就大可不必局限于《实录》本身，而可以进入到更广阔的史料视野。可能有人会认为，《实录》呈现的都是国家大事，与中国有关的事务自然集中于其中，但官署记录更多可能反映朝鲜内政事务，与中国直接有关的资料不一定很多。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鉴于历史上朝鲜王朝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对于前者来说，对中国的外交事务与其国内内政事务几乎同等重要，甚至还有很多官署的职能就直接与中国有关，比如备边司、承文院、司译院等，这些部门所留下的工作记录中，同样存有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资料。以下选取几种此类官署记录文献加以介绍。
（1）《承政院日记》
承政院是朝鲜王朝定宗时期（1399）设立的政府机构，其性质相当于国王的秘书室，承政院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详细记录国王的活动，并编写成为《承政院日记》，也因此每一代《实录》编纂过程中，《承政院日记》都是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与其他实录来源资料不同，《承政院日记》不需要被“洗草”，故一直独立保存下来。1894年以后，承政院虽历次更名为承宣院、宫内府、秘书监，但仍继续编写《日记》，最后《日记》的编写职责又被归到奎章阁，直至1910年才停止编写[48]。因此，《承政院日记》的编写，前后总共持续了五百多年。
但是，现存的《承政院日记》只有1623年到1910年间的记录留存下来，这是因为在1592年的壬辰倭乱中，保存在宫城内的《承政院日记》全部被烧毁[49]，因其不像《实录》那样有副本制度，故前代记录尽皆无存。1623年，《承政院日记》开始重新恢复编写，但仍只有一个原本，这个唯一的本子现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50]。尽管有近半数已毁于战火，但目前保存下来的《承政院日记》仍有3 245册[51]之多，39万3 578页，约2亿4 250万字，其文献体量为《朝鲜王朝实录》（888册[52]，6 400万字）的近四倍。
《承政院日记》采用日记的形式编写，一般每个月写出一册，后期随着内容的增加，也有每个月出两册以上的情况。其记录内容不仅包括与国王活动相关的如启禀、传旨、请牌、请推、呈辞、上疏、宣谕、传教等内容，同时还记录内殿动向、承政院的管理和业务状况以及人事关系等，可以说包含了所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军事的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朝鲜王朝实录》是国王死后经史官之手编撰的二手资料，那么《承政院日记》则可称得上是记录当时历史的第一手史料。而既然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朝鲜王朝实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史料补充价值，那么《承政院日记》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承政院日记》已有一个影印本出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刊行），同时，其可检索的全文电子数据库以及原本图像数据库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地访问和利用[53]。
（2）《日省录》
《日省录》是与《承政院日记》性质类似的一部朝鲜王朝国政记录类文献，由朝鲜王朝政府机构之一的奎章阁负责编写，奎章阁最初是朝鲜王宫内藏书阁的名称，从朝鲜王朝正祖时期开始，奎章阁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职能得到强化，它不仅是一个图书收藏管理机构，扮演着皇室图书馆的角色，同时也是负责图书出版的国家机构，而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国内最优秀学者集中治学和从事研究的地方。
《日省录》的前身是正祖为世孙时期所写的《尊贤阁日记》。据传，正祖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语句中深受感触，从此每天写日记以反省自己。正祖登上王位后，命令奎章阁的官员们站在国王的立场每天写日记，且每隔五日要将其订为一册，送给自己亲自审阅。正祖希望《日省录》能更多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面貌，以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反省。
《日省录》包含从1760年到1910年一百五十一年间的历史记录，相对于《朝鲜王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在所涉时间段上稍短一些。它在编写方式上有独特之处，将国政的主要问题都分为“纲”（概括性的标题）和“目”（具体内容）来进行记录，这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处理，为的是让国王看的时候一目了然。从内容上来说，其中都是经过选择后记录下来以备国王查看的国政事件，同时也是当时的学者认为相对重要的事件，和《承政院日记》相比，它少了大量琐碎的记录，所以后世研究者利用起来也比较容易抓住重点。
尽管《日省录》编写的初衷是为国王服务，而不是出于保存国史记录的考虑，但它实际起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资料整理和留存作用。尽管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比对之前，很难确定《日省录》与《朝鲜王朝实录》或《承政院日记》之间的史料重复率如何，但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至少还是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可供参考和比较阅读的扩展性材料来加以关注和利用。
目前，《日省录》只有唯一的一个抄本，收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共2 329册，其中有二十一个月的书册缺失。从1982年开始到1996年为止，奎章阁陆续完成了《日省录》影印本（全八十六册）的刊行，而现在通过奎章阁的网站，也可以访问《日省录》的全文数据库和原文图像数据库[54]，并且能够实现检索功能。
（3）《备边司誊录》
《备边司誊录》是朝鲜王朝时期一个特殊的官署机构——备边司的记录文献。要理解《备边司誊录》的史料价值，首先要了解备边司这一机构的性质。一般认为，备边司最初是朝鲜王朝中宗朝（1506—1544）时为应对女真和日本两方侵扰而设置的临时性机构，至明宗朝（1545—1569）成为正式机构，“壬辰倭乱”中，其职能进一步扩大，且升格为正一品衙门，其后一步步发展成为军政一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弱化了原有议政府的功能。
备边司成为国家最高机构，很大程度上是朝鲜王朝的王权与臣权角力的产物。在传统的议政府机制下，“两班”士人阶层掌控国家事务，国王权力受到严重掣肘，伴随着士人掌权而频发的党争、士祸又经常造成政治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选择国家安危所系的边关事务和军事为抓手，借备边司为载体，聚集能够为己所用的力量，从而在王权和臣权的角力中占得优势，这差不多就是备边司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尽管政府中对备边司的反对意见长期存在，但始终没有动摇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1865年，高宗将备边司和议政府合为一府。到了1894年，朝鲜经历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史称“甲午更张”），政府机构名称亦皆变更，备边司之名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在朝鲜王朝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备边司，是一个在国王的直接主导下讨论和决定国家全面事务的机构，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备边司是一个国王直接参与其中，通过议事方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机构，而《备边司誊录》所记录的，就是备边司每次议事的具体讨论内容，即会议记录。其主体记录格式为“启辞”，一般由“启曰”加“答曰”两部分构成，“启曰”即备边司或其他机构上奏的内容，而“答曰”即国王的回复意见。在“启辞”之后，往往会附有一些以“别单”、“事目”、“节目”为题的记录，其内容是会议之后备边司或其他机构具体处理相关事务的情况汇报。除此之外，还有些内容是单纯的国王言论记录，即国王在并非回答任何启奏的情况下所说的话，这些言论一般以“传曰”、“备忘记”、“王若曰”的形式加以记录。
由上可知，《备边司誊录》所提供的史料，涉及的是朝鲜王朝国家事务中内政、外交等所有方面的内容，而非局限于望文生义的边境事务。同时，鉴于其记录形式，它反映出国王和大臣们就一个个问题反复讨论形成决议的过程，这一点为研究者了解相关历史事件的细节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而《备边司誊录》的史料价值，也并非仅限于对朝鲜王朝历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同样有意义。韩国和日本学界针对《备边司誊录》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而中国学界也早有学者关注到这一文献的史料价值，并在相关研究中加以引用，他们多是中朝关系史领域的学者[55]。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备边司誊录》这一文献是否能够像《朝鲜王朝实录》和燕行文献一样，从中朝关系史的领域走出来，为更多中国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知晓并利用？照目前学界的趋势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56]。
目前留存下来的《备边司誊录》，其记录时间起自1617年，下至1892年，更早前的记录同样毁于壬辰倭乱，而留存记录中也还缺失了五十四年的记录。其原本现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共计二百七十三册。1959—1960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了一部二十八册的《备边司誊录》影印本，但该版本并非直接影印奎章阁原本，因为原本的草书字体较难辨识，所以国史编纂委员会先组织人员以楷书重新誊抄了一遍，再进行影印出版。现在，《备边司誊录》的可检索全文电子数据库和原文图像数据库，也可通过互联网访问和利用[57]。
（4）外交文献：《同文汇考》、《槐院誊录》、《通文馆志》
在朝鲜王朝时期留存下的官署记录文献中，还有一类文献历来受到中国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那就是外交文献。这一点不难理解，谈到朝鲜王朝的外交，中国毫无疑问就是其最重要的外交对象，没有之一。因此，朝鲜王朝时期产生的外交文献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与中国方面的外交往来记录，这些材料和中国直接相关，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以下拟介绍三种文献：
其一，《同文汇考》。
《同文汇考》大概是中国研究者利用率最高的一种朝鲜外交历史文献。这部文献的编纂缘起于朝鲜正祖朝1784年开始的一项外交文献整理汇编的工作。当时，随着对清态度的缓和和两者外交关系的日益密切，朝鲜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对以往对清外交文献的整理来为今后外交的开展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想以此文献编纂工程向清朝方面展现自己的“事大”之诚。
《同文汇考》编纂汇编的工作由专人负责，而资料则来自掌管外交文书撰写和管理的机构——承文院。承文院和其他官署一样进行誊录的编写，因此历年承文院的誊录和其保管的外交文书，也就成为《同文汇考》的资料来源。到1788年，该汇编工作即告完成，当时刊行了六十册的《同文汇考》，是为初刊，其后的纯祖、宪宗、哲宗、高宗朝又各有补编的工作，形成了三十六册的续刊，故现存《同文汇考》共九十六册，约四百万字，其收录文献资料的时代上起1636年，下至1881年，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朝鲜王朝对清外交时期。
从具体内容上看，《同文汇考》初刊六十册分为原编、别编、补编和附编，其中原编所收为1644—1787年间清朝入关后两国的往来文书，以封典、哀礼、进贺等二十五个类目收录，共79卷；别编为1636—1643年崇德年间的往来文书，以封典、进贺、陈慰等十四个类目收录，共4卷；补编为两国使行往来的相关内容，包括使臣别单、使行录、事大文书式、诏敕录和迎敕仪节五个类目，共10卷；附编为与日本往来文书，以陈贺、陈慰、告庆等十四项类目收录，共36卷。而续刊的三十六册分为原编、原编续、补编续和附编续，其中原编为“洋舶情形”，收录的是1866—1879年间朝鲜与清朝间关于“洋船侵扰”事件的往来文书；原编续、补编续和附编续则分别是对初刊相对应部分的文书增补，其类目大体相同，稍有增减。[58]
《同文汇考》收录的朝鲜与清朝外交往来文书和使行活动相关史料，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目前在中国学界特别是中朝关系史领域，研究者利用这一资料展开研究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如果说还存在进一步深挖的空间，那大概就是在以往相对被忽略的朝日外交史料中，是否能够发现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资料，而这就需要研究者从一个更宏观的研究视野去考察。
出版方面，1978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曾影印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的九十六册《同文汇考》，汇编成四册出版。同年，台湾珪庭出版社在出版《中韩关系史料辑要》丛书时，将《同文汇考》收录出版。该文献的选辑本，亦有台湾张存武等的《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和大陆赵兴元等选编的《〈同文汇考〉中朝史料》（全四册）。[59]此外，《同文汇考》亦有全文电子数据库（含原文图像），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60]
其二，《槐院誊录》（承文院誊录）。
也许有人会问，朝鲜王朝时期既然编了《同文汇考》这样一部对清外交文献的汇编，那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对明朝外交文献汇编呢？这个问题在情理之中，而且相信不少研究者都曾有过同样的疑问。前文提到，承文院是朝鲜王朝一个负责外交文书撰写和管理的机构，也称为“槐院”。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该机构的设置始于1411年，而从1421年开始，承文院的工作之一就是誊写对明外交往来文书，并将副本分藏于各地史库[61]。由此可知，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往来文书是有一套严格的整理收藏制度的。可是，这些文书现在何处，似乎找寻不到。同时，我们又可以知道，承文院和其他官署一样，是有誊录制度的，类似“考承文院誊录”、“取考槐院誊录”、“得见承文院誊录册”这样的语句，常常出现在朝鲜时代的各类文献中[62]。
那么，从承文院有誊录这样一个角度去考察，我们是否能够发现一些文献线索呢？目前看来，学界似乎没有发现一部题为《承文院誊录》的史料文献，那么《槐院誊录》呢？最近，中朝关系史研究者李善洪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朝鲜对华朝贡关系文书集〈槐院誊录〉管窥——以韩国藏书阁所藏〈槐院誊录〉为中心》[63]，他告诉我们，在韩国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图书馆，就藏有一部《槐院誊录》。这部文献藏本的封面题名是“皇明时槐院誊录”，其十二卷分为表笺（1、2卷）、奏文（3—5卷）、咨文（6、7卷）、揭帖（8、9卷）和呈文（10—12卷）五个类目编排。据李善洪统计，这部文献收录了1403年至1637年间的1 047件朝鲜写给明朝的外交文书，另有5件明朝文书收在卷末。
这部《槐院誊录》的出现，肯定了我们对于朝鲜王朝应当有对明外交文书文献留存的猜测，但是其中还是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李善洪在其文章中指出的，从体量和内容上分析，朝鲜王朝时期的对明外交文书的，都应该远远不止于此，大量文书可能是在壬辰倭乱中被毁，而根据其封面题中的“皇明”二字以及其中出现“槐院旧誊录”、“此在月沙集中”等眉批，也可推断这部文献是朝鲜人在清代以后根据前代留存的誊录残本和个人文集重新汇编的版本，只是具体年代尚无法断定[64]。但至少可以肯定，这部《槐院誊录》绝不是朝鲜承文院按照誊录制度所应该留下的那个“誊录”。
朝鲜王朝承文院的“誊录”文献究竟何在，这一点始终令人难以释怀。虽说其明代的部分有很大的可能性已毁于战火，但是据《朝鲜王朝实录》所记，它是有副本制度并有存入史库保存的机制的，所以应该还是有留存下来的可能。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清代以后朝鲜王朝的承文院始终还在运作，誊录机制也还继续着，可是为什么也只有一部二手汇编的《同文汇考》留下，而不见誊录的原本现世？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寻[65]。
尽管如此，现在进入我们视野的这个重新汇编版的《槐院誊录》，还是确确实实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史料，对于这一文献的研究，即使在目前的韩国学界，开展的也并不充分，总体还处在新发现史料的状态，在中国也是一样，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去进一步发掘和利用。藏书阁所藏的《槐院誊录》，现在虽然没有影印出版的版本，但却已经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在藏书阁的网站上有该文献的全文电子本和原文图像[66]，研究者可以十分便利地加以利用。
第三，《通文馆志》。
《通文馆志》是朝鲜王朝肃宗时期（1674—1720）开始编纂的一部与外交相关的资料集，它初刊于1720年，其后又经各朝不断增补和重刊，最后一次重修本的刊刻是在1888年。该文献题为《通文馆志》，但它并非由一个叫做“通文馆”的机构编纂，而且朝鲜王朝时期也并没有一个官署机构叫做“通文馆”。通文馆是高丽时代设立的译官培养教育机构的名称，该机构在朝鲜王朝太祖时期就已经更名为“司译院”并一直沿用。《通文馆志》的编纂缘起于司译院负责官员崔锡鼎的个人想法，而其编纂过程也非司译院官方主导，甚至经费都是由译官群体中募捐而来，可能是因为该书的非官方性，将其命名为“司译院志”不妥，故而定名为《通文馆志》。《通文馆志》初编时的编纂者主要是金指南、金庆门父子，二人都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译官。
《通文馆志》的编纂，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将朝鲜历来有关外交的规章制度、外交事务程序等内容进行系统整理，以便于后来从事者参考执行，虽然这一目的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这其中可能也有一种译官群体借以彰显自身价值的深层考虑在。译官作为技术性官僚群体，在朝鲜王朝的官僚体系中属于中下级官吏，就社会身份地位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属于“两班”士人阶层，而是低一等的“中人”阶层，可是在他们之中却不乏有识之士，文化层次与社会地位的不对等造成了他们的身份尴尬。从这个角度看，译官群体对《通文馆志》的编纂必然是有着某种寄托的，因而募捐编书也才成为可能，而《通文馆志》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印证了这一点，其中专设“人物”一卷，用以记录著名译官的生平事迹。
从《通文馆志》的体例和内容来看，以1888年“重修本”为例，共分为十二卷。第一卷为“沿革”，主要说明司译院的沿革、制度和现状；第二卷“劝奖”，记载司译院官吏的晋升、考试、褒贬等人事问题；第三、四两卷为“事大上、下”，分别记录中国使行的规章程序、文书、礼物、旅程、滞留等，以及朝鲜接待中国派来使节的礼仪和程序等内容。第五、六卷“交邻上、下”，分别记录日本派来使节的接待内容和派往日本的通信使的相关内容，第七卷“人物”，共介绍了四十九名著名译官生平事迹；第八卷“故事、率属、什物、书籍”，记司译院流传故事、下级官吏情况、院内收藏物品和书籍的名目等；第九卷“纪年”，是仁祖十四年（1636）到肃宗四十六年（1720）的外交大事记；而第十至十二卷均为“纪年续编”，是1721年一直到1888年的外交大事记。
《通文馆志》的史料价值，约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提供了有关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详尽史料。二是“事大、交邻”部分整理并保留了朝鲜王朝与清朝和日本外交的基本史料，且与《同文汇考》所收资料并不重复，可互为补充。三是译官人物事迹部分为研究外交过程中发生的人物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四是物品清单、书籍目录、随员名单等大量数据性的材料，在丰富我们对于中朝、中日往来细节的了解的同时，提供了大量有关物质文化史、经济史和书籍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通文馆志》虽然包括“事大”和“交邻”两大块内容，但是有关中国的材料远远超出日本部分[67]，因而对中国历史研究价值更大。目前，日本、韩国学者已有大量关于《通文馆志》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虽可以看到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引用该文献资料的情况，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曾有两篇硕士论文[68]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文馆志》就好比是朝鲜外交官员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因其实用性和参考性所致，该书在朝鲜历史上刊刻次数很多，相应的留存版本也很多。有研究者曾统计过，目前在韩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通文馆志》约有二十九种不同版本。现在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是1888年刊刻的“重修本”，1944年朝鲜史编修委员会最早刊行了此版本的影印本，该版本的全文电子及原文图像数据库，现也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69]。
以上介绍的几种文献，从其产生主体或者内容关联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官署机构，故而将其归为“官署记录”加以表述。对这部分官署记录类文献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在对朝鲜半岛历史文献的知晓度提升后，不再满足于《朝鲜王朝实录》这一二手汇编史料的利用，而去关注其背后的资料来源。而对于以上介绍到的文献，目前在中国学界也已或多或少有研究者有所涉及，事实上这正代表了中国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即对朝鲜半岛历史文献的关注和利用，正在由面上的了解转向深层的发掘，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
3．文人著述（文集）
这里的文人著述，指的是历史上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个人撰著的文集类资料。前面讨论到的官修史书类和官署记录类文献多是反映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历史的资料，其记事性和档案性的特点，对于勾画历史事件的价值更大。而文人著述类文献，其体裁主要有诗歌、日记和学术专著等，其内容则更多的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思想的流露和反映，因而文集是公认的研究学术、思想和文化史的最关键资料。
朝鲜半岛的文人著述类文献，不仅对研究朝鲜半岛历史有着直接的史料价值，对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这些文集中必然会有朝鲜士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的表述，会有对于中国政治事件或人物的品评，也会有对于朝鲜和中国关系的论述，等等。类似于这样一些朝鲜文人对于中国相关问题的思想表达，很多都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独特的认知角度，可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朝鲜半岛的文人著述类文献，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现出其价值，那就是其中有不少直接记录和描写中国的资料，燕行文献就是这样的例子。被统称为燕行文献的“朝天录”和“燕行录”，是明清两代的朝鲜士人在参与外交使行活动前往中国以后撰写的记录，其中多数都是关于中国情况的极为细节化的记载，有关于中国的时事政治、社会经济、民间风俗、风景名胜、各色人物、日用物品等大量丰富的内容，而且因为是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和记录中国，所以其记录相对于中国人自己的记录更加详细，同时也更加客观。朝鲜人写作的这些燕行文献，近年来得到大量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历史的研究者的重视，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外国人的中国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具有重要的补充、甚至是纠错的作用，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学界研究燕行文献的一股热潮。而燕行文献从其本质上来说就属于文人著述类文献，它是一种主题式的文人著述类文献。
另外一类主题式的文人著述类文献就是朝鲜通信使文献，通信使是朝鲜王朝时期派往日本的外交使节，他们留下了一批关于日本的历史情况的记载，这些文献曾经在朝鲜王朝后期被人收集和整理出来，并以《海行总载》作为丛书题名刊行，不过，《海行总载》的文献收录范畴要更广一些，除了收录通过外交途径前往日本的朝鲜人记录外，还收录了其他途径前往日本的朝鲜人（比如壬辰战争被虏人）关于日本的记录文献等。历史上朝鲜半岛文人往来日本以后撰写的著述，不仅反映朝鲜和日本的历史，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对研究中国历史提供参考，这一点前文已有论及，后文也将进一步展开论述。
认识到燕行文献、通信使文献本质上是文人著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开阔史料的视野。众所周知，今天研究者所利用的燕行文献，不外乎林基中等学者整理汇编出来的五百多种燕行文献，通信使文献的情况也类似。不难推测，学者在选编这些文献的过程，一般是以文献题名的相关度为线索，去大量的文人著述资料中搜索。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去过中国、日本的朝鲜文人虽然没有写一部从题名看上像是燕行文献、通信使文献的书，但在其他的著述中却同样可能述及相关内容，也就是说，直接有关中国、日本的记载，除了在所谓的燕行文献、通信使文献中以外，还有很大的可能散见于大量朝鲜文人著述中。这就提示我们，对于燕行文献也好，通信使文献也好，在研究到一定程度之后，很有必要将史料的视野扩大到文人著述类文献。
和中国一样，朝鲜历史上的文人群体中也有著书立说的风气和传统，而且在朝鲜王朝，撰著和留存文集是“两班”阶层士大夫的特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有甚者，文集还和政治密切相关，一些在党争、士祸中倒台的士大夫，往往会遭受到销毁个人文集、不得使之留传后世的责罚，可见文集一事之重要。所以，但凡文人士大夫，几乎都有撰著个人文集的自我意识，生前未及完成文集整理的，亦多有友人或弟子在其身后代为编撰的情况。因此，今天朝鲜半岛留存下来的文人文集类文献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目前，对朝鲜半岛历史上文人文集类文献的获取和使用，有十分便利的途径，这要归功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现更名为韩国古典翻译院）的一项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和出版计划——《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文集丛刊》的编撰始于1986年，一边收集和整理文献，一边以每年刊行二十册左右的速度开展，到2005年为止，完成了正编三百五十册的出版。正编从新罗时代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到大韩帝国末期曹兢燮的《岩栖集》，一共收录了六百六十二位人物的六百六十三种文集，共计190 840页。其后，鉴于不断有新的文集被发现，古典翻译院又启动了续编的计划，截至目前，续编已经出版了一百五十册，共收录了五百三十六种文集。据悉，该工程还将一直持续下去，可以期待今后将有更多的朝鲜半岛文人文集文献被发现和出版出来。
《韩国文集丛刊》出版的同时，《韩国文集丛刊索引》和《韩国文集丛刊提要》的工作也同步开展并陆续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70]。不仅如此，韩国古典翻译院在出版丛书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电子化，目前通过韩国古典翻译院的网站，可以在线浏览《韩国文集丛刊》（包括正编和续编共五百册）的全文电子版和原文图像，并且可实现检索操作[71]。
《韩国文集丛刊》在韩国被誉为“韩国学研究的基石”，其史料价值得到学界的公认。而就中国学界而言，其价值也正在不断被了解和认可。从人物、事件、学术、文化，到诗歌创作、文学评论，再到儒学思想、佛学思想等，人文基础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大概都可以从中发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想见，今后这一部资料集被中国研究者利用的频率将会越来越高。
不过，仍然需要注意一点是，不能被这部《韩国文集丛刊》限制了我们的史料视野。笔者在这里用了“文人著述”这样一个标题而没有使用“文人文集”，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韩国文集丛刊》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一提到文人文集，就会想到这部资料。《四库》之外有余篇，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认知，朝鲜半岛也是一样。“文集”本身是一个限定性的词汇，用它做标准去编选一部资料集，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把一部分文人著述类文献排除在外了。因此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在《韩国文集丛刊》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同类型等价值的文人著述类文献，而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史料视野观。
以上从官修史书、官署记录、文人著述三个角度，分别介绍了一些相应的文献资料及其史料价值。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完全只是出于个人理解，只为方便论述而已。总的来说，之前介绍到的各种朝鲜半岛汉文文献，基本上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和中国历史研究有关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和中国自身所保留的历史文献资料在内容上的重复度并不高，相反的，往往还可以补充中国史料记载的一些不足，或者是有助于我们修正一些固有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认知。
《朝鲜王朝实录》带着中国历史研究者进入了朝鲜半岛历史文献的宝库，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史料知晓度的提升，更多更有价值的朝鲜半岛历史文献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是迟早的事。由《朝鲜王朝实录》转向各类官署记录类文献，由燕行文献转向文人著述类文献，基本上会是中国研究者今后必经的研究路径。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中出现朝鲜半岛新史料的身影，这正是学界未来发展趋势最有力的证明。关键之关键，还是一个史料视野的问题，史料的视野就是学术的视野，具体的研究可以聚焦于一点，而史料和学术的视野则应当尽可能大而化之，这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意，更是对待历史研究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