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使文献中有关中国材料举例
和目前的研究取向与出版状况相联系的，是一个通信使文献史料价值尚未被充分开发的问题。所谓的价值开发，一方面是想说日韩学者如果能够跳出仅从善邻友好的层面展开研究的局限，而把这个问题放到日韩交流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下去研究，当可以有更多新的发现。另一方面，也是本文希望重点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更应关注的是在这些有关日韩交流的历史文献中，同样可以找到对研究中国有帮助的材料。首先，如果我们站在借助域外文献研究中国的角度，不难发现在这部分文献中存在大量与中国相关的资料；其次，从传统中华文化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朝鲜和日本的角度看，在两国交流中体现出的大量中华或者说中国因素，同样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历史上东亚三国间的交流和互动程度，可以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尽管从政治和外交的层面看，在通信使文献所涉及的年代即15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中国与朝鲜、朝鲜与日本之间有着固定的官方往来，而中国与日本之间几乎没有建立官方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中日之间联系的断绝，经由朝鲜的媒介作用，以及依托直接或间接的商贸往来或民间交往，中国的人员、物品等始终不间断地进入日本。而中国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对日本产生着影响。而从15到19世纪前往日本的朝鲜通信使的记录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从人到物到文化的因素，皆有体现。以下试举几例：
1．朝鲜人庆暹所见的宋徽宗书画
1607年出使日本的朝鲜人庆暹的《海槎录》中，提到其在对马岛主家中看到宋徽宗的两幅画作，分别为白鹰图和南极老人图。其中的白鹰图，现在还存有实物，我们会发现，朝鲜人的记载描绘和今天所能看到的实物几乎一般无二。
（对马）岛主请临其第，午时联轿而往。……壁间有一古簇画白鹰，画上有赞，赞曰：御笔淋漓，写快鹰儿，金睛作眼，玉雪为衣，刚翮似剑，利爪如锥，何当解索，万里高飞，恭承宠命，仅作赞辞，宣化殿学士蔡攸赞云。是宋徽宗所写也。
……
壁上画簇，乃南极老人缩坐之形也。画上有赞曰：东华帝君，南极老人，寿我皇祚，八万千春，政和甲午，书于宝箓宫云。末端有御书二字，字下着押，押上有玺迹。而岁久模糊，未辨其画，以其年号考之，乃宋徽宗所写也。[10]
2．有关唐人村的记载
同样，在庆暹的《海槎录》中，还有一则关于小田原城的唐人村的记载。这样一个事例很能反映当时中日之间尽管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人员往来的情况确有发生。
（小田原城）有一唐人服冠唐冠而来见曰：我名叶七官，系是福建人，嘉靖年间，同船五十余人，漂到此处，三十余人则年前还归本土，只有我们十余人，仍住此去五里许地，有妻生子，契活已定，今难迁动。倭人名其所住之处曰唐人村云云。礼数甚恭，言辞逊顺，冠服不改，形体尚全，少无变夏之态，是则可尚。[11]
3．长崎的中国书籍
1718年出使日本的朝鲜人申维瀚在其《海游录》提到长崎有大量中国书籍的情况。关于中日之间的书籍贸易的问题，学者已经有过不少研究，而我们可以发现，从朝日关系的史料中同样可以发现一些证据。
国中书籍，自我国而往者以百数，自南京海贾而来者以千数。古今异书百家文集，刊行于阛阓者，视我国不啻十倍。……余意南京海贾，每以书籍来贩于长崎岛。故顺治以后，江南才子之诗集，多在日本。[12]
4．中国沿海海贼问题
1711年出使日本的朝鲜人任守干在其《东槎日记》中，提到日本人新井白石向其介绍当时中国沿海一带的海贼的情况。其中提到的郑尽心、陈明隆，在中国历史上都确有其人，是康熙年间骚扰渤海乃至闽浙一带的大海盗。而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均把他们认为是“郑锦（郑经）余孽”，即将其与台湾郑氏集团联系起来，颇有意思。
商船去岁以来，颇愆来期。后闻闽部海上贼船出没，商舶多被劫。今春，福建军门追捕贼魁，海路已开。唐山诸港，商舶来如常年耳。臣等又问曰：海贼是何等贼？何能剿灭耶云。玙（新井白石）出其怀中小册见之，乃曰贼魁即郑尽心、陈明隆、李老柳等，为南京总兵所获云。臣等问曰：郑尽心无乃郑锦余孽否？玙曰：诚然诚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