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书史：“书同文”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
东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保留下大量用汉字书写的文献资料，这是东亚“书同文”的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从微观的角度看，这些文献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自身历史的记录，而就宏观的视角而言，所有的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又有着大家共用汉字记录整个东亚世界历史的意味。不仅如此，这种微观和宏观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叠加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的状态，从任何一方的记录中都可以发现与另外几方相关的内容。因此，所谓“同文书史”的义涵，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大家都用汉字记录历史，二是大家一起用汉字记录东亚共同的历史。①
“同文书史”的情况，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首先，每个国家都有了从外部寻找有关自身的历史记载的途径。其次，大家都可以在一个更加宏大的东亚视野下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文化定位。当然，因为所有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所以对目前仍以汉字为母语的中国学者而言，阅读的优势显然更为明显，上述的意义也更为直接。具体来说，中国学者利用域外汉文文献开展研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研究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历史具有文献利用的先天优势。这一点不难理解，比如对于中国从事朝鲜半岛历史、越南历史、日本历史这样一些外国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在文献资料的阅读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障碍，甚至可能比这些国家的本国学者更具有优势。不过，话又说回来，治外国史仅依靠文献往往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受过这个国家文化的深层浸染，对其历史的理解难免会存在偏差。
其二，作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文化的资料补充和认知镜鉴。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域外的历史文献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已经形成了肯定的共识，但其形成过程却漫长而曲折。
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大体经历了两个主要的阶段，即以自我为中心和以西方为参照。所谓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追溯到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中国人向来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中，中国的历史问题在中国内部就全部可以找到答案，而事实上中国自身所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也确实已经难以穷尽。然而，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在近代以来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当西方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传统的天下观被打碎之后，讨论中国的历史，就开始受到一个西方的阴影的笼罩，凡事必须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形成最后的结论，这就是以西方为参照的历史观带来的结果。
以西方为参照的历史观的影响可以说至今仍然存在，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开始反思，而作为其反思的结果，大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观点主张回归中国本身，强调中国的传统，反对凡事与西方做比较，这种趋势某种程度更像是所谓“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种民族意识的反弹，而较少体现历史研究本身的客观态度。第二种观点则主张摆脱中国中心和西方参照两种观念的束缚，寻求更多的维度来观察中国和研究中国。
第二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是葛兆光教授，他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论点，比如“仅仅用中国的资料来解释中国远远不够”，又比如“揽镜自鉴”。研究中国就好比一个人照镜子，你用一面镜子，永远只能看到自己的正面，用两面镜子，看到的也不过就是正面和背面，而我们需要的是用更多面镜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照自己，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全方位的自己。就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中国中心和西方参照只是两面镜子，除了这两面镜子外，我们还需要去找到更多的镜子，这是一个相当形象的比喻。
那么，什么可以成为照映中国的其他镜子？葛兆光教授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就是“从周边看中国”。这里的周边，指的是地理意义上处在中国周围的地区和国家，其中就包含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蒙古，以及西边的中亚各国和地区。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都和中国有着密切往来的关系，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留存下来的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记载，而这些记载多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观看中国的记录，和中国自己的记录有时候会很不一样，这些他者的记录，能够帮助我们跳出自我认知的框限，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形象。[8]
第三，在更宏观的东亚视野下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一旦提到东亚一体化、东亚认同这样的观点，争议总是难免，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着手，将中国历史和文化放置到东亚这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中去考察。这就好比全球史虽然饱受争议，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否定其作为一种研究视野和方法的价值。
在东亚视野下研究中国，核心是将中国视为东亚区域的一部分，通过考察其与区域内他者的关连和互动，寻求对中国历史面貌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这一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将注意力转移到整体的东亚而消解了中国，相反只是将东亚作为一个背景，关注的主体始终是中国。
将东亚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区域史学术脉络中早就形成传统，而近年来也似乎正越来越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学术界的兴趣热点。不过，虽然大家都在强调东亚的重要性，其背后的考虑却各不相同。比如日本学界过去有很强的“亚洲主义”和“大东亚”研究传统，因其浓重的政治意味而饱受批评；而近年来一批日本学者所致力的“东亚海域史”的研究[9]，开辟了一条以海域连接东亚的学术新路径，关注海域的问题是显然与日本海洋国家的属性有所关联，而以海域历史的角度看，某种程度上可能提升日本在东亚世界的重要性和显示度。韩国学者对东亚史同样抱有热情，他们认为借助强调东亚的整体性，可以消减历史上中国在东亚世界的笼罩性影响，并使朝鲜半岛文化的独特性得到彰显，例如有韩国学者就提出“以东亚史的视野再构成韩国历史”的观点和主张[10]。
客观地说，东亚内部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面对处理关于东亚的问题时，还是很难摆脱本国立场的影响，所以其出发点往往与西方学者将东亚纳入区域史脉络进行整体性考量不同，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选择。在处理中国历史研究和东亚历史研究的关系时，坚持以中国为主体，将东亚作为背景和视野，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事实上，当我们在东亚视野中借助外部资源深化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理解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为整体性的东亚历史叙述作出贡献呢？
之所以认为在东亚的视野下能够深化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基于历史上东亚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互动的这一事实。这些交流互动包括政治、外交、商贸活动、文化传播、人员往来等多方面的内容，且其交互的频率和深入的程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说利用中国自己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方式，而进一步利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汉文文献研究中国是借助他者眼光的认知方式，那么是不是可能还有第三种认知方式，那就是把中国置于东亚的空间范畴，将其作为东亚互动交流的参与者之一进行考察。如果说自我观看和揽镜照看所看到的还只是静态的中国形象，那么第三种方式则可以让我看到一个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动态的中国，而这或许也是一种更加彻底的“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11]的方法。
与第三种认识方式伴随而来的将会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资料边界的进一步拓展，除了周边国家文献资料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如外交关系史材料）和直接记录中国的部分（如燕行文献）以外，那些反映周边国家本国历史和文化的文献，甚至周边国家之间的交往记录（如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都可能成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资料。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研究中国的人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国，或者不一定直接记载中国的资料，其实也有“中国”在[12]。
东亚各国的历史中你中有我的状态，对按照国家分工的中外关系史或者东亚国别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一定不陌生，而他们中很多人的研究就是在揭示这种状态。事实上，如果将这样的研究集合在一起，大概也能够收到与前述第三种认知方式同样的效果。无奈现实的学术分野令研究者们各守一隅，要将不同板块拼接在一起实属不易。而要求任何一个研究者做到兼通东亚多国的历史和文献，也几乎不太可能。因此，研究视野就显得至关重要，宽广的视野带给研究者开放的心态，即使在自身有限的研究领域内，只要避免自我画地为牢，研究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书同文”带来的东亚汉文文献留存，为我们在东亚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东亚世界“同文书史”的传统虽然已经终结，但它却为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让这笔遗产在当下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是每一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当然，这也应当是东亚各国历史研究者共同的使命，毕竟“同文书史”是大家共享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