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日记》姊妹篇：卢以渐及其《随槎录》简介

1．卢以渐其人

卢以渐（1720—1788），字士鸿，号楸山，本贯万顷^[9]。万顷卢氏一族历史上，曾出现卢应晥、卢应晫、卢应晧三兄弟于“壬辰倭乱”（即1594年丰臣秀吉派兵侵入朝鲜的事件，日本称为“文禄之役”）中组织义兵追随名将赵宪英勇抗倭，并最终和赵宪在金山之役中共同赴义的事迹，时称“三义士”^[10]。但其家族辉煌史也仅此而已，整个朝鲜时代，万顷卢氏一族中科举及第者仅有七人，怎么看也算不上是两班望族。卢以渐的父亲卢彦骏是以武科出身仕官，所以他并没有深厚的家学基底，学习道路走得也比较艰难，直到37岁才通过司马试取得进士身份^[11]，这在当时朝鲜来说绝对算是“高龄”进士。在仕途上，卢以渐也没有太大的成就，仅担任过长陵参奉和汉城府西部奉事等比较低微的官职。然而，家族史上的“三义士”事迹，对其思想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在“壬辰倭乱”中给予朝鲜援手的明朝被清朝取代后，其因追崇先祖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尊明排清”的思想，这一点在《随槎录》中多有体现。而根据《万顷卢氏世谱》记载，卢以渐有遗稿二十一卷，算是不少。另据记载，他与当时以诗文闻名的申光河（1729—1793）素有往来，由此推测他在文章、诗文方面当有一定造诣，而这一点从《随槎录》中留存的诗文材料也可得到印证。1780年，卢以渐已经61岁，如此高龄尚被指派前往中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可以在使行途中起到类似顾问的作用，这一点从《随槎录》中他对一些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考据性文字中亦可见一斑。^[12]

2．《随槎录》概述

首先，关于文献的版本，目前已出版的《随槎录》有两种，其一是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册收录，其二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二十一册收录，而其原本藏在韩国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为笔写本，不分卷，一册，总共有169页，图书编号为：古811．569。^[13]

其次，关于文献的内容。卢以渐的《随槎录》是将该次使行前后约五个月的出使过程按照时间顺序，以日记形式加以记载，这也是最常见的燕行文献记录形式。从中我们看到，使团的行程大致是：五月二十五日从汉城（今首尔）出发，八月初一抵达北京，因乾隆在热河的行宫“避暑山庄”接见宴请各国使节，使团部分人员于八月初五日前往热河（卢以渐未随行），又于八月二十日返抵北京，九月十七日离京返回，十月二十七日返抵汉城。具体来看，该文献前三分之一记载的是从汉城出发到北京城的路途经历，其中包含对路线里程、沿途山川风貌、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等的记载。之后便是抵达北京之后的记录，最后是返程记录。因为这次使行一个特殊任务是进贺乾隆七十寿辰，所以也就有了一些以往燕行文献中不多见的内容，如有关使团的热河经历和乾隆庆寿场面的转述。这些内容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当都有一定研究价值，后文将选取几条材料举例说明。

3．《随槎录》与《热河日记》之比较

总的来说，这两部文献可以从体例和内容两个层面加以比较。从体例上来看，《随槎录》采用燕行文献最常见的日记体，而众所周知《热河日记》的体例在燕行文献中是属于比较另类的，它并非严格按日记事，而是采用一种主题式的记载，仅在部分主题下以日记事。在历史上，《热河日记》曾一度因为所谓的“文体不纯正”而受到过指责，不过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文献内容而不是体例，所以以文献所包含的信息量和资料价值来说，无疑《热河日记》更胜一筹。

从具体内容上看，《随槎录》虽然篇幅有限，但其所记内容还是有其特定的史料价值，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随槎录》的记载可以和《热河日记》形成一定的史料互补性。《随槎录》按日期记录了出使的全部过程，即从五月二十五日出发到十月二十七日返抵，而《热河日记》的记载中并没有从汉城到义州、从北京回汉城的行程记录，从这一点上说，《随槎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勾勒这次使行的全貌。其二，通过对比两种文献所体现的作者的不同观念，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随槎录》处处充斥着卢以渐“尊明排清”的思想，或者说“尊周思明”思想^[14]。而朴趾源《热河日记》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对新事物的兴趣和对新知识的渴求，代表了他所抱持的向清朝学习先进文化的态度，也即所谓的“北学”思想。“尊周思明”和“北学”，看起来是互不相容的两种思想，而它们又恰恰在18世纪末参与同一次使行活动的两个人留下的两部文献中同时展现出来，这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味？这也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