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周思明、北学思想与小中华意识
1．尊周思明与北学思想
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卢以渐无疑是一个深受“尊周思明”思想影响的人物。另一方面，就朴趾源而言，一般都公认他是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随槎录》和《热河日记》这两个文献，我们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到了一起。
朝鲜的“北学”思想，被认为是对传统华夷观的一种突破，当这一思想在18世纪后期兴起之时，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盛行的“尊周思明”思想影响依然深远。姑不论其他方面，至少在对于清朝的态度这一点上，这两种思想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于是，我们或许就会假设这样一个问题：当“尊周思明”的卢以渐遭遇主张“北学”的朴趾源，是否会产生某些思想冲突？可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这两个人关系的实际表现和我们的假设并不匹配。
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使行途中他们一路同行，除了各种官方场合他们共同出席外，私下交往也比较频繁，经常一同出行、会客，也有过单独会谈的情况[52]。他们之间不仅未见任何因为思想观念问题而产生的冲突，相反卢以渐对朴趾源其人其学表示出相当的赞许。[53]这种情况一方面提醒我们任何假设都存在风险，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尊周思明”和“北学”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里，也并不是没有“尊周思明”思想的流露。比如全篇开头的纪年用到了“后三庚子”这一表述，其背后就是暗中尊奉明朝年号的“崇祯后”纪年方式；[54]而行文中亦多有“皇明”、“清人”的区别表述；“行在杂录”篇中又有“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55]被公认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朴趾源，却也写出如此“尊周思明”的文字，这又当如何解释？
“尊周思明”的卢以渐和主张“北学”的朴趾源之间并没有观念冲突，同时朴趾源思想中也有“尊周思明”的一面，这两个事实摆在面前，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尊周思明”和“北学”两种思想是否就真的如有些观点所认为的存在矛盾？事实上，如果我们放弃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所谓“尊周思明”也好，“尊华攘夷”也罢，这样一种朝鲜时代儒道独行社会背景下的华夷观念，可以被看作是一条在基底流淌的思想潜流，它造成了朝鲜时代士人的一种普遍文化心态，经年累月积淀之下，已经内化为一种情感层面的东西。再来看“北学”，它实际上是朝鲜王朝后期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从现实需求角度出发，主张向物质文化先进的清朝学习以利于本国发展的思想，它更多的是一种从理性层面出发提出的要求。这两种感性和理性层面的思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并存的，它们之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多的是表现为此消彼长的状态。
“尊周思明”的思想，发展到极端曾经带来朝鲜一部分士人的“北伐”意识，而“北伐”意识才是“北学思想”直接针对性的对象。其背后的逻辑大体是，当过度保守的观念影响到朝鲜对清关系并阻滞“北学”的通道，“北学”者们会进行必要的批斥。可见，“北学思想”并不针对“尊周思明”本身，而只是针对其衍生出来的一些极端思潮。
事实上，“北学思想”也不可能全盘否定“尊周思明”思想及其背后的华夷观念，因为它们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朝鲜王朝独立国族意识的构建，这是身为朝鲜人谁都不会去触动的底线。笔者认为，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和“尊华攘夷”，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对明朝的感念和尊奉，而是通过外在表现来彰显自己中华文化正统继任者的身份，继而借以建立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和对外形象。此前学界所讨论的“小中华意识”[56]或者“朝鲜中华主义意识”[57]等等，实际上都和这一问题相关。
2．小中华意识与朝鲜的国族认同
谈到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可以说自古有之，而这一问题在明清鼎革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被最多研究者所讨论。我认为，对于明清之际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首先应该从时间维度对明、清两个时期做明确的划分，而两者存在根本区别的原因就在于前者那里还存在一个“大中华”的参照系，到后者那里则已经没有。
当讨论明代的情况时，我们需要关注的尚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朝鲜王朝的文化附属性，其次是其自我的文化优越感。而当讨论清代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时，事实上就只剩下唯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文化自我优越感。我们看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朝鲜儒者尹愭曾明确表达过在没有了大中华之后，朝鲜不应再称“小中华”，而应无愧于中华之称号的想法[58]。
事实上，当没有了“大中华”的笼罩，“小中华意识”也就没有了附属性，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我表达。基于这一点，笔者倾向于认为，清季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不应再被理解为其对清朝为代表的大中华文化的尊崇和依附，而是转变为其借以形塑自身独立国格的一种思想资源。尽管这种形塑没有使朝鲜王朝完全独立于清朝之外，政治上它还是清朝的藩国，思想上也在倡导“北学”，也就是向北边的清朝学习。但我们似乎不应否认其在思想上逐步开始向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民族国家转变这一点。因此笔者也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的民族国家化过程，不应该简单地被认为是到了近代以后特别是经过了“殖民地近代化”之后才突然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小中华意识”本身，就是其民族意识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