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除了一些直接有关中国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通信使文献对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帮助。葛兆光教授曾经在一些场合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观点，最近又通过专文发表^[113]。按照他的观点，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大量中华文化的因素甚至内化成两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朝鲜和日本产生接触时，随之发生的是两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比赛”的场面，双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是，评判谁的文化更优秀，需要有一个标尺，这个标准是什么？对当时的朝鲜和日本人来说，这个标尺就是中华，即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上做得更好。中华，或者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缺位的裁判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因此，从朝日交流中“文化的比赛”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到大量传统中华文化的因素，这也是我们研究通信使文献可以得到的更重要收获。

这样一些中华文化的因素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

（1）礼仪的问题。双方交往中使行人员接待的礼仪规格、朝鲜使节面见日本将军的外交礼仪等，朝日双方都认可应该严格按照儒家仪礼的相应规范进行，但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发生“礼仪之争”，原因是朝鲜人认为日本人经常不能严格按规范操作。

（2）服饰的问题，朝鲜人和日本人经常就服饰的问题展开讨论，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的服饰是中华服饰，所不同的是朝鲜人的是“大明衣冠”，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的服饰传统可以追溯到“周冕遗制”，至少也是“一遵唐制”，似乎比朝鲜更加中华。

（3）诗文的问题。朝日知识分子间的诗文唱和，几乎贯穿整个使行过程的始终，诗文唱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汉文文学水平的比赛。而朝鲜人抱怨最多的是一路上无数的日本人向其求取诗文和书法作品，使其疲于应付、苦不堪言，而抱怨的同时也难掩一种文化的优越感。

（4）学术的问题。有关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讨论，也是朝鲜通信使和日本士人交流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通信使文献中出现过朝鲜人与日本最著名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学术讨论，如林罗山及其后人、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而朝鲜人对日本朱子学的评价却往往比较低，有诸如“日本性理之学，无一可闻，其政教与民风，非兵则佛”^[114]之类的评价。

以上提到的几个问题，无疑都是与中华文化有关的，从中我们可以分析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等问题，而这无疑都是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内容。类似上述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对中国这样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特殊身份的理解，应当能够促使我们历史认知视角的某种转换，即对以往想当然地认为与中国无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重新评价。朝鲜王朝时期的通信使文献，是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行人员的记录，直观地看，它似乎只是反映朝日关系的历史资料，与中国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但如果我们以“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纵观中国学界，有关通信使的研究仍是屈指可数^[115]，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然，“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当在和一些韩国学者交流时提到中国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一表述，立刻遭到激烈的质问，他们认为这里面有一种过度夸大中国影响的危险性。韩国学者的反应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到底是我们有国家自大主义的立场，还是他们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姑且不去争论。退一步讲，“不在场的场者”的提法，主要的听众还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我们原本想当然地认为与己无关，但事实上却对认识自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