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一：申维瀚《海游录》浅探
申维瀚的《海游录》是朝鲜通信使文献中最知名的文本之一。该文献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留存，包括：文集本（《韩国文集丛刊》中申维瀚《青泉集》收录的《海槎东游录》和《海游见闻录》[14]）、《海行总载》本（如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海行总载》[15]所收三卷抄本《海游录》）和单行本（日本《大系朝鲜通信使》收录的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本复制第190号《海游录》[16]）。
1．申维瀚其人
申维瀚（1681—1752），字周伯，号青泉，晚年号伽倻樵叟，本贯宁海，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著名的诗文家。宁海申氏一族自高丽时代起就是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申维瀚自幼熟习诗文经史，擅长诗赋创作，其诗文作品受当世名流追捧，坊间亦流传甚广，后世朝鲜人将其与崔致远、李仁老、朴誾等人并举，赞为朝鲜历史上数百年一出的诗文家[17]。
申维瀚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三十三岁被擢为状元，但因自身出仕意愿不强及得罪权贵等原因，其仕途并不顺畅。1719年，三十九岁的申维瀚以当世公认的诗才被选为赴日通信使制述官，在日期间不仅以诗才震服日人，更以拒不跪拜对马岛主之举彰显朝鲜文士气节。归国后，他被授予承文院副正字之职，并历任成均馆典籍、奉常寺判官等职，但因不容于朝廷勋贵，不久就被派往京外，历任县监、郡守等职十余年。在地方任职期间，他颇有赈灾、兴学、平寇等政绩。申维瀚于五十三岁时丁忧回乡，之后一度无心出仕，其间朝廷多次任命京内外官职他均未赴任，甚至拒绝了燕行使书状官一职的授命，直至五十九岁才重新出仕。此后十几年，在历任官职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讲学和著书上。1752年，他留下平生未得北游中国的慨叹离世，时年七十二岁。
申维瀚一生著述颇丰，除大量诗文作品通过后世整理的《青泉集》存世外，他还曾创作了如《筮遯录》、《拱辰录》、《经学略说》、《易理粗解》、《文章衮钺》等专著，而《海游录》也是其生平重要作品之一。关于申维瀚的生平事迹，有其后人及门生所撰年谱、行状及墓志等材料可资考证，均收在《青泉集》中[18]。
2．《海游录》解读
1718年，日本新关白德川吉宗继位，朝鲜王朝援例派出通信使致贺，以洪致中为通信正使，黄璿为副使，李明彦为从事官，使臣一行自1719年农历四月十一日出发，九月二十七日抵江户，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回京复命。申维瀚在该次使行活动中担任制述官，而《海游录》即记载了其此次往来日本的情况。整部文献在内容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日系事，全程记述使行的经过；第二部是一篇两万余字的附录，题为《闻见杂录》，分类记述了作者所了解的有关日本的知识。
从申维瀚的记述来看，这一次通信使活动本身可谓波澜不惊，用他的话说是“无一人疾病之忧，无一日风波之厄，自古所未有”（第532页）[19]，不仅如此，这一次外交活动中，连以往频繁出现的外交礼仪冲突、国书行文纠纷等也几乎没有发生，双方皆大欢喜地完成了一次善邻友好的外交。后人对这一次使行的印象，原本很可能因为其经过的平淡而变得模糊，然而，恰恰是因为记述者个人的原因，令该次使行在作为历史事件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1）制述官由来
申维瀚在使行活动中担任制述官，他在《海游录》开篇介绍了通信使行中制述官一职的来历，并指出其职责为“管一行文事”、“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
是役也，三使臣各有军官书记医员，而别置制述官一员。盖自宣庙朝通信时，国家有致祭日光山之典，故有文臣讲祝官一员，奉香祝祭仪，与从事官同舟。车五山天辂，尝膺选而往，与彼中解文者挥洒诗笔，声华甚畅，为蛮俗之所钦仰。其后百余年间，信使之行，必择于朝士之能词翰者，名为讲祝官，兼制述，俾管一行文事。至壬戌使行，始罢日光山赐祭，故不曰讲祝而曰制述官。倭人文字之癖，挽近益盛，艳慕成风，呼以学士大人，乞诗求文，填街塞门，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是其事繁而责大。（第422页）
以诗才闻名国中的申维瀚，将当选制述官视为一次重要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出行前，他专程登门求教昆仑学士崔昌大，获得了后者的宝贵建议及鼓励，在日本期间，他恪守制述官职责，力求最佳表现，整部《海游录》记述了这个过程，同时为我们留下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
（2）与日本文士的往来
和日本文士进行交流是制述官的本职，因此，申维瀚在该次使行过程中接触了大量不同层次的日本士人，并留下了相关记载。其中有关申维瀚与雨森芳洲交流的材料最为丰富，内容涉及朝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学术学人乃至彼此观感等等，不少学者就这部分材料开展过深入的研究。申维瀚还与所谓“世掌日本文学”的林氏家族的林信笃及信忠、信智父子三人有过交往，不过他对林氏的评价较低，认为其文笔“拙朴不成样”，其地位只是得益于世袭而已[20]。
当然，除了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些日本士人的名过于实外，申维瀚也肯定了一些日本学者的真才实学，比如松浦仪、三宅缉明、三宅茂忠兄弟、鸟山硕辅等。更有意思的是，在申维瀚的笔下，一些日本少年学子给他留下的印象要胜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学者，他在提到十八岁的明石景凤、十七岁河口皞、十四岁的水足安方这些天才少年时，毫不吝惜赞词，只不过，在他称赞日本少年学士的背后，隐含的却不是对日本文学未来的寄望，而是借以表达这些天才终归难免在日本的政教之下“明珠化为燕石”的惜叹[21]。面对日本士人，朝鲜人对自身学术文化水平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表露无余。
（3）诗文创作
使行途中，申维瀚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有的是自身有感而作，有的是与一行同僚的应和之作，还有的则是为了履行制述官职责应日本人的要求而作。申维瀚将这些诗歌按照写作的时序记在《海游录》中，这使得《海游录》成为一个颇有特色的记叙与诗文夹杂，分量几乎各占一半的有趣文献，故除史料价值之外，其文学价值也一直备受推崇，而学界专门针对《海游录》中申维瀚诗歌的研究也不少。
使行经停大阪时，申维瀚有感于这个城市的繁华，创作了《浪华女儿曲》和《男娼词》等诗篇[22]，通过描写大阪青楼妓院的生活，来凸显这一城市的富奢淫靡之风。而申维瀚对富士山、琵琶湖等日本风景名胜也多有细致的观察，创作了《富士山赋》（第472—473页），还写下《富士山》、《琵琶湖》两篇诗文（第499页）：
《富士山》
金河道中蛮语聒，
雪片芙蓉天半出。
十洲仙峤莫争名，
看取孤高并云日。
《琵琶湖》
江州名胜最先谙，
十月湖光映笋蓝。
两岸楼台明活画，
朗吟疑过洞庭南。
谈到诗歌交流时，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申维瀚对日本人诗文创作水平的评价，在和日本文人的诗文酬唱中，申维瀚虽然也肯定个别人的诗才，比如雨森芳洲、木实闻和朝文渊等，但申维瀚对日本人诗文水平的总体评价仍是“拙朴可笑”、“多不成语”、“尤不足观”、“粗疏遁塞，语无伦序”。这是因为朝鲜人对于诗歌好坏的评价标准只在于它是否符合传统中国文学风格，正如申维瀚之所以称赞新井白石的诗，是因为其诗“婉朗有中华人风调”（第441页）。
（4）礼仪争端
礼仪之争是通信使活动中经常被提及的话题，该次使行中，在申维瀚身上就发生了一次与礼仪有关的争端。使行至对马岛中，对马岛主为求诗书而邀请制述官至府中。按照旧例，双方见面时，制述官应向岛主行拜礼，岛主则坐而答揖礼。但是，申维瀚对此旧例提出质疑，他认为，对马岛主是藩臣，而朝鲜“国法，京官之以事在外者，勿论尊卑，与藩臣合坐交敬”，因此他坚拒向岛主行拜礼，只愿接受行揖礼。双方激烈争执，结果岛主没有和申维瀚见面，后来岛主举行家宴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和申维瀚见面。[23]
事实上，制述官见岛主的礼仪，原先没有重要到需要被作为外交礼仪固定下来的程度，但自此之后便成了一个问题，从之后的通信使行记录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外乎两种，要么就是岛主避免和制述官见面，要么就是干脆取消行拜礼，总之制述官不用再向岛主跪拜。而申维瀚此举，也被誉为彰显朝鲜士人气节的典型[24]。
（5）大阪书籍盛况
申维瀚对使行途中的经历和见闻的记载十分详尽，他留下大量关于日本城市、乡村、山川、寺院建筑等的细致描写，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大阪为例，他重点记载大阪书籍贸易的兴盛。他称“大阪书籍之盛，实为天下壮观”，并以大阪的朝鲜书籍为例，指出大阪书商对朝鲜书籍十分熟悉，《退溪集》是日本人最推崇的朝鲜文集等。此外，他对一些“多载两国隐情”的朝鲜书籍，如金鹤峰《海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都在大阪有了出版发行表示十分震惊。
大阪书籍之盛，实为天下壮观。我国诸贤文集中，倭人之所尊尚者，无如《退溪集》，即家诵而户讲之。诸生辈笔谈问目，必以《退溪集》中语为第一义。有问陶山书院地属何郡，又曰先生后孙今为几人作何官，又问先生常时所嗜好，其言甚多不可尽记。大阪文士有一人列书我国从祀诸贤，自崔文昌、薛弘儒以至沙溪文元公，其序次一不参差。其外禹祭酒之忠贞、李牧隐之文章及占毕斋先生事历历称道。彼其所闻于我国之事何其详也，余甚怪之。……而自与我邦关市以来，厚结关译，博求诸书，又因信使往来，文学之途渐广，而得之于酬唱答问之间者渐广故也。最可痛者金鹤峰《海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第491页）
（6）《闻见杂录》的价值
作为《海游录》附录写作的《闻见杂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篇文献是申维瀚在阅读了前人有关日本著述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亲身实践所了解的有关情况而写成的，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朝鲜人所了解日本知识的一次系统梳理。《闻见杂录》从内容上有明显的分门别类，依次记述了日本的地理、历法、节气、物产、饮食、服饰、建筑、职官、兵制、田制、婚丧、技艺、音乐、书画、诗文、文字、学人、学术、佛法、医学、淫俗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写作手法为先介绍一般性认知，再以自身见闻补充。
朝鲜人对日本的认知，最早的系统性梳理始自申叔舟的《海东诸国记》，其后每次通信使往来，几乎都有参照申氏记载并予以补正的情况，不少通信使文献中都留下此类文字，而申维瀚的《闻见杂录》是目前所见篇幅最长的作品。其中有关日本诗文、文字、学术、学人等方面的内容，多属申维瀚的原创性论述，尤其值得关注。
在韩、日两国学界，申维翰的《海游录》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通信使文献之一，相关研究也最为丰富。1974年日本“东洋文库”出版了姜在彦教授的《海游录：朝鲜通信使の日本纪行》[25]，该书对海游录做了详细的日文译注和解读，可算是早期最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其后，韩、日两国学界都陆续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然而，中国学界对于该文献的介绍性和研究性成果几乎都为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