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游览团：朝鲜赴日使节对日本现代化场景的观察
由于“绅士游览团”肩负着“详探彼中物情”的任务，所以其成员对当时日本社会各个层面情况无不考察入微，他们回国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以及见闻记录，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设置、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乃至日常生活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载，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整呈现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面貌，在此试择取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1．政府设置
关于日本政体和政府设置的情况，主要可以通过游览团成员的各类《视察记》材料得到反映。前文已经提到，此类《视察记》涉及的内容涵盖了日本内务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司法省、工部省、陆军省以及税关（海关）等几乎所有政府设置情况，而每一种《视察记》的记载都极为详尽，其篇幅少则七八十页，多则数百页。以闵种默的《日本外务省视察记》为例，其篇幅就达到八卷四册之多，现将其目录摘抄如下：
外务省
（一）沿革和职制
（二）职掌事务
（三）各局事务章程
公信局、取调局、记录局、庶务局、会计局
（四）交聘通商
各规则、公文书式、商税论例、各国条约、居留条约、贸易则类（海关税则、贸易章程、通商章程）、六港开场、税关规例、各国税则[92]
事实上，几乎每一种《视察记》都是按照类似的体例编排撰写的[93]，而这些《视察记》的写成，一定不是某一位游览团成员仅通过眼见之情就能够完成的，而应当是直接参考了当时日本有关本国机构设置的文献，因此其反映的都是相对客观的情况，而较少有主观评价性的内容。不仅如此，这部分《视察记》材料所达到的详尽程度，使其具有某种操作上的可模仿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之后朝鲜半岛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资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亦在情理之中。当然，关于日本的政府设置的实际情况，从游览团成员的另外一类《闻见事件》材料中也有所反映，此处不再具体展开。
2．社会见闻
相对于《视察记》材料而言，游览团成员留下的《闻见事件》类材料以及一些游记类材料，可以说是对当时日本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一种更加直接和鲜活的记录，不仅读来更有趣味，其中反映的日本社会的情况也更加具体和细致。这些记录对关注19世纪末日本的研究者当都有一定的价值。以下将选取一些体现现代化变革对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材料加以介绍。总的来说，游览团的成员在日本看到了很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新鲜的事物，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现代化的产物。试举几例：
第一，铁路。
闵种默的记载：
铁道始于明治二年，自东京至横滨七十里余，自神户至大阪九十里余，自大坂至京都百二十里余，自京都至大津，大津至越前敦贺接续落成，将延全国云。已筑之程仅三百里余，筑道费千百万圆余。[94]
赵准永的记载：
火车铁路为其行旅货物之载输者也，凿山谷架川壑自东京至横滨自神户至大阪西京大津及越前敦贺共为三百余里。以铁条列路，轮行其上，带车数三十辆，前车启行，后车衔尾随之，一时顷行百余里。每数十里置一局以为行人相递之所。[95]
关于日本铁路情况的更为详尽的记录，见于姜文馨的随员姜晋馨所撰写的游记文献《日东录》中：
先于东京横滨之间自庚午三月始役至壬申九月竣工，计程里七十三里余。而大抵先治其道，遇山则凿，逢水则桥。其直如矢，小无屈曲。其平如砥，亦无高低。乃以铁杠间四五步横埋路上，次以铁线之体可载车轮者四条联络亘布于铁杠上，盖铁线中则坎而上下阔，轮铁内有郭而外边平，轮郭□于铁线转动，小无差跌。设置四条者，二条曰本线，二条曰副线，各有来车往车之殊，使不相撞破。又有支线使车轮转环之所。而车制则一架假如二间屋子，而两傍布板稍高可以踞坐，四面穿窗开合可以纳凉。一架可容数十人，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别。分等收税，高下悬殊。火轮则但设前车，次以螺线连车，一车纵一车至于数十辆之多。一火轮一时刻达于百余里之地，疾如电掣，人不甚摇。每二十里设一馆，置官人检查行旅收税。而乘车者给标，下车者捧标，标皆有上白中青下红三等之别，考此捧价，毫无紊乱。……行止必有报号，停止用赤色旗，疾行用白色旗，徐行用绿色旗，夜行以灯色为证。所载虽包裹之小禽兽之物，具有计程定税，三十斤以下五里四钱，十里八钱，六十斤以下五里八钱，十里十五钱，携禽兽则五里五厘十里一钱，至于百里以此为准。[96]
而在另外一个游记材料——李元会的随员宋宪斌的《东京日记》中，记录作者自己亲身乘坐火车从京都到琵琶湖的经历，其中还专门提到了铁路隧道的情况：
西京琶湖之间有大谷地，凿山穴通铁路者为五里。而穴作虹霓形，具以紫壁隔灰筑之，殆非人力所及，其富强可知也。[97]
第二，邮局。
关于日本邮局的设置，闵种默有如下记载：
邮便局始于明治四年设行至十二年，内国都府市邑及联盟各国文书物品往复递送之件，随其量之轻重地之远近定其赁税，规式甚多，而大概局所三千九百所。[98]
而姜文馨亦有如下记载，其中更是提到了邮筒、邮卒、邮票以及邮资等颇为细节的内容：
设驿递局，置官吏邮卒以便公私通报，其法于每町通衢竖邮便筒，或以铜铸或以石造，而欲付书信者无论远近，特书所去地名付钱标置之邮筒，则邮卒辈时时搜出，随其地方分置其次邮筒，其次所在邮卒亦搜出传次，以此为准。一日之内达于百里。至于外国绝域无所不通。……自官先造钱标，自几圆至几钱，捧钱卖标，则付书者称其书封轻重而买标付之书封。重为一钱则付十钱标，重为二钱则付二十钱标，重为三钱以上价为倍之。一年卖标金与地税比等云。[99]
第三，电报。
关于电信局即电报局的设立，赵准永有如下记载：
东京置中央局，以通四方。而其制以铜为线，架设于旱路，沉联于水中，引而伸之。两头有机，旋斡音信以洋书二十四字相报，虽千万里顷刻即达，而逐字多寡亦给其资。择要地设分局，局有八十余所，人欲私设而接官线则政府许之。[100]
姜晋馨《日东录》中对电报的记载亦相当详细：
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水上或沉水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虽万里即达也。电气之万里传信彼此只凭一盘，盘中有针，四围有字，针旋指字，随指随录，为一幅书。如指元指亨指利贞以知元亨利贞之类也。此边此针旋时彼边此针亦旋也。[101]
除此之外，从闵种默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发送电报的价格：
自东京最东者小樽局而和文四十八钱横文二圆五十钱，最西者的鹿儿局而和文四十九钱横文二圆五十钱。[102]
第四，医院。
闵种默记载了他在京都时看到的医院的情景：
病院亦在东区内，馆廨宏阔，院有长看事员二十六，生徒三百名。统一年院外院内之来惠治病者亦七千余名。治病之具专以银铜为割剥针刺之具。各属为二万余钉，每钉又不知几百千个。罗列床桌，又置治病引伸便用之各种械器，而专试洋制水药，尚延泰西教师隶工焉。[103]
此外，宋宪斌在考察了位于大阪的病院后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当然，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因为对西方医学的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
病院则左右长廊，治病之人无虑数百，而医者亦如是。治病之具多剥割穿通，如有滞症则以长络自口穿下，如大便不通则以小桶纳于肛中。不用汤剂全用丸散。人形之剥皮者□脏腑者见之极骇。病人之死者剖视脏腑以验其受病之处。其业可知其极巧而其用心则诚残忍。此岂仁人之所为哉，可怪可骇也。[104]
第五，飞脚船。
同样在《东京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日本用于国内水路客运的一种大型轮船——飞脚船的记载：
乘东京三菱社飞脚船广岛丸号者，船长六十间，广八间，高七八丈，人居之处有三层，上层及中层并居上等之人，而两行作大间架，中作小间架，每一间架仅容一人之卧，而必设毯褥必垂锦帐，当中往往设长桌连亘数十间，桌上铺锦袱金银玻璃之属，作茶器酒壶列置袱上，上设玻璃□使之通敞。夜则间一间悬玻璃灯照耀明朗。下层则船后作大间架，中小间架之屋者合为四十六人之居，其制作也可谓下等也，向前隔板作一通大房二十五间，可容百余人。其上中下三等云者，虽下等之人若出上中等船费则居上中等，上中等人若出下等船费则居下等。船之中间设火轮器械，船外两边设大铁轮，号为明轮船，内汽机一动则船外明轮随转，船行如飞。[105]
第六，潜水衣。
在宋宪斌《东京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一则关于日本人使用潜水衣的有趣记载：
筑埠人之入水底也，头面则以玻璃缸冒之，身则以不濡水之物作衣着之，足则用皮作靴而靴底则以铅为之，使之入水不浮。衣上缀于玻璃缸之下口，衣下缀于革靴之上口。又用一条通气物出于水外。水外人乘船持条随其运动笼络使之通气，则终日水中作役无碍，亦可谓巧矣。[106]
3．国债问题
几乎在每一种“闻见事件”类材料中，都提到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国债的问题，以下摘录几条材料加以说明：
国债，政府之所负公债，而所以补岁入不足者也，其财主若内国人则称内国债，外国人则称外国债，理财之间出于不得已之权道，而自日本封建世已行。然若作之证书以纵买卖则取法于欧米也。现时所负国债合计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圆。以上诸国债将期今后二十六年全偿云。[107]
此处提到的“作之证书以纵买卖”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实行了类似于发行国债券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经济运作模式，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精确到个位数的当时日本的国债数额，这个数字在其他几位游览团成员的记录中没有太大出入[108]，应该是当时日本自己的一个官方统计数据。
日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支出费用颇巨，如赵准永所言：“改制以后外交各国差遣、公使公廨之设、器械之备自多靡费”[109]，而据闵种默了解到的日本明治己卯年七月至庚辰六月的国家预算情况，一年的国家收入总计为五千五百六十五万圆余，刨去国债本息偿还和各项开支，仅余下一百五十万圆[110]。
对于当时日本的国家经济状况，作为观察者的朝鲜游览团成员各有自己的评价：
（姜文馨）国计以是不足，印刷局造纸币自己巳始用，而奸民辈偷隙赝造，真伪混淆，众皆苦之。至于金银钱则皆流入泰西诸国。虽日铸万钱可谓纸上空文，物价昂贵，民难聊生。[111]
（闵种默）所谓造纸当货者货如非货，而得之者不思储藏，用之者亦似轻易，是故钱路多歧，物价腾踊。且因商物之来市，如干金银之零货尽输于西国人之换归，而莫知如何听于民，则生涯渐益困乏，气象若不安顿，莫不有不如前时之叹也。[112]
（李宪永）国债积至于三亿万有余，于是乎预算三十年之用，则推此一事可知其枵然无实，识者之忧叹多见于言辞者矣。[113]
（赵准永）金银之货皆归外人之手只铜货与纸币流通于国内。[114]
（严世永）自明治三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发行金货五千二百万圆余、银货二千八百八十三万圆余、铜货四百八十六万圆余，计八千六万百二十一万九千圆新货之发出，如是其多，而太半输出海外以补贸易之不均。其余潜伏于国内官民间，卖卖上殆绝迹焉。今为之用者独有政府所开纸币一亿余万圆与各国银行所出纸币数千万圆。年来纸币大损价格，物价腾贵，万民困苦，虽难遽知其原因，言纸币过发遂至此弊，其说似得当。[115]
从上述材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因为偿还外部国债以及贸易逆差等皆以金银结算，使得日本国内金银大量外流，二是日本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而大量增发纸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游览团成员几乎都倾向于认为，日本的所谓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国内民众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里之所以要将国债问题拿来讨论，主要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游览团成员对于日本的国债问题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化进程在带来发展和进步的同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的因素。不管是对于日本还是中国，或许只有同时看到其现代化进程正反两方面的面貌，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所谓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