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篈及其《朝天记》简介
这里要提到的文献叫做《朝天记》，出自一个名叫许篈（1551—1588）的朝鲜士人之手。1574年，许篈作为朝鲜王朝派往明朝的使臣来到中国，回国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书写整理成四卷本的《朝天记》，后收入其文集《荷谷集》中，故又称《荷谷先生朝天记》[1]。熟悉朝鲜时期燕行文献的人大概都会了解，这部《荷谷先生朝天记》可算是产生于明代的使行文献中内容最翔实、体例最完备的文献之一，而针对这一文献展开的研究也为数不少[2]。
这部文献的作者许篈，也是一个颇值一提的人物。许篈，字美叔，号荷谷。出身名门，年仅18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生员试，22岁在科举考试中文科及第，后由朝廷“赐暇读书”，为出仕做准备。期间，他的表现在同期进士中堪称佼佼者，不仅经常与李珥、柳希春等当世大儒同在经筵论道，还曾在国王主持的一次试射中三中夺魁，可谓文武全才[3]。1574年，朝鲜循例要向明朝派出圣节使（恭贺皇帝生日的使节），是年24岁的许篈主动上疏请求担任书状官（职责是记录使行经过并在归国后汇报）同行，获批前往中国。回国之后，许篈一度仕途亨通，先后担任吏曹佐郎、弘文馆校理、昌原府使等职。然而，1584年，朝鲜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弹劾李珥的党派之争，许篈因跟随其父立场（东人派）而成为弹劾派的先锋，站到攻击西人派李珥的第一线，这场政治斗争以东人派的失败告终，许篈也遭流放，尽管第二年他就被赦免，但已无心从政，自此开始了流浪生活。1588年，38岁的许篈因病卒于出游金刚山的途中[4]。
许篈的英年早逝令当时的朝鲜士人多为其扼腕叹息，当时有评论称“篈聪颖强记，诗词艳丽，一代推为才子。故时人宗之曰：吾侪虽失李珥，有美叔在，何损焉？篈亦傲然自当，立帜攻珥，以至于败，谈者惜之。”[5]许篈的学识得到世人高度评价，还可从这样两个情节得到证明：其一是李珥弹劾案结束后，李珥本人甚至还因可惜许篈的才华，而在国王面前为这个抨击自己最厉害的青年后学求情[6]。其二是许篈曾作为朝鲜政府的代表接待过一位明朝来的使节黄洪宪（1582），在交流过程中，这位黄太史对他的评价是“使此子生于中华，玉署金马当让一头”[7]，意思是说他即使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具体来看许篈的学问。许篈是朝鲜大儒柳希春的门人，柳希春精通经史，著述颇丰[8]，尤擅理学，曾著有《朱子语类笺解》。师从柳希春的许篈自然是受到了极好的儒学训练，特别是对朱子学有极深的造诣。23岁时他就多次奉旨“入侍进讲”，与李珥、柳希春等一起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宣祖大王讲读诗书经籍[9]。他学宗李滉，重视道统思想，十分关心李珥编撰的《圣学辑要》。据其年谱记载，许篈著有《朝天记》、《北边记事》、《荷谷粹语》、《仪礼删注》、《夷山杂述》、《读易管见》等书[10]，还编有《海东野言》、《伊山杂述》等，就其短暂一生来说实属多产。
许篈年少成名、意气风发，自然也就有了成就一番事业的远大的理想。他主动请缨出使明朝，大概就是他对自己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对当时的绝大多数的朝鲜士人来说，出使中国是一个增长见闻，了解先进文化的绝好机会，而往往完成出使任务归来，仕途就可上一台阶。对于许篈的主动请缨，夫马进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还有这样一种推测，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许篈关心当时明朝学界阳明学兴起的情况，希望亲自前往确认中国士大夫接受和信奉阳明学的真实状态以及王阳明将要从祀孔庙的消息是否属实[11]。而张崑将教授则进一步从许篈家学渊源和学派归属的角度分析指出，他的“自请”出使明朝，事实上有李退溪（李滉）的东人派排斥阳明学的任务[12]。尽管我们找不到许篈自己表达过这样一些目的的文献记载，但两位教授做出推论当都成立，就文献证据的角度来说，在许篈记录这次中国之行的文献《朝天记》中，留下了大量与阳明学有关的内容，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期间，一旦有机会和中国士人笔谈，许篈提到最多的都是关于阳明学的问题，甚至经常是刨根问底和针锋相对的，像极了今天的记者在做深度调查采访，由此亦可见深入了解当时中国阳明学情况确实是许篈的急切愿望。
《朝天记》中大量有关阳明学的内容[13]，几乎全部以许篈与中国士人笔谈的形式被记述，其中既有相对平淡的问答式对话，也有相当精深的学术性讨论。这些丰富而细节化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用以讨论中国和朝鲜半岛间的儒学交流特别是阳明学的相关问题[14]。
总的来说，这些材料具有三方面的价值。首先，它们集中体现了许篈本人的学术思想，特别是经由对阳明学的批判而体现出的理学和道统思想。许篈著述不少，但存世的不多，后人编撰的《荷谷先生集》收录最多的是他的诗歌，其次是少量杂著短文、书信，再有就是这部《朝天记》。据传为许篈所著的其他一些学术著作，多已散佚不见，因此《朝天记》可算是现存能够直接体现许篈儒学思想的最主要文献了；其次，它们客观反映出阳明学在当时中国发展的真实情况。就许篈接触到的中国士人来看，有信奉阳明学的，有反对阳明学的，而且各有各的道理。这实际上是通过异国观察者的眼光，为我们记录下明代中后期特定时段的一个学术生态场景；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材料生动地呈现了一段中国和朝鲜半岛间儒学思想碰撞的历史，除了有关阳明学的内容，许篈和中国士人的交流中还反映出其他一些与儒学传统有关的问题。尽管这只是很小的个案，但背后反映的却是儒学在东亚两个不同国家各自发展流变、相遇冲突，以及寻求受容的大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当下我们仍然十分关注的现代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