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第四章 远邻安南：17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
引 言
朝鲜半岛和安南，一个地处亚洲大陆的东北，一个地处大陆西南，相隔遥远。历史上朝鲜半岛和越南（安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国家间的外交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在历史上就没有交集。历史上朝鲜半岛与安南之间的交集，亦有两条路径，一是陆路，二是海路。
陆路方面，朝鲜使臣与安南使臣都往中国朝贡，双方人员经常能够在中国会面，而在会面过程中，达到彼此交流的目的。比如，1458年的朝鲜使臣徐居正与安南使臣梁鹄、15世纪下半叶的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年的朝鲜使臣洪贵达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96年的朝鲜使臣申从濩与安南使臣武佐、1598年的朝鲜使臣李睟光和安南使臣冯克宽、1760年的朝鲜使臣洪启禧与安南使臣黎贵惇、1789年的朝鲜使臣徐浩修与安南使臣潘辉益等，都曾在中国会面并有过交流，他们之间不仅进行诗文的唱和，还彼此交换各自国家的信息，这一点从朝鲜和安南使臣的使行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
海路方面，朝鲜和安南之间因漂流民问题也常有交集产生，比如安南的商人曾经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而济州岛的岛民也同样有过漂流到安南的经历，因漂流民的往来及其叙述而达到的对彼此情形的掌握，也是历史上朝鲜半岛与安南之间彼此了解的途径之一。基于海路的另一种交流途径是与航海贸易活动有关的，当然，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朝鲜半岛与安南间直接航海贸易的资料，即使这种活动事实上存在于民间，但是很难留下资料。然而，本章节将要讲述的这个历史事件，就是一个以航海贸易为纽带实现朝鲜与安南沟通的例子，只是这一事件的经过相对比较曲折。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1597年，一个叫赵完璧的朝鲜士人在丁酉倭乱中被俘往日本，其后跟随日本商船三次航海前往安南，目睹了当时安南的各种情况。1607年，赵完璧跟随朝鲜通信使返回国内，并向其身边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些经历见闻被李睟光等朝鲜学者记录下来，并随其文集流传后世，其中涉及安南的大量信息和情报，成为当时及以后朝鲜人对安南认知的重要资源。
第一节 赵完璧事件的历史文献、流传背景及相关研究
今天所能看到有关赵完璧安南之行的文献，主要来自17世纪朝鲜文人文集的记载。有韩国学者推测赵完璧本人也曾写过自传体的《赵完璧传》来记录自己的安南经历，但该文献现已失传。因此，同时代朝鲜文人转述性的记载，实际上就成为后人研究这一事件最原始的资料。
这些资料包括：李睟光（1563—1628）的《赵完璧传》[1]、郑士信（1558—1619）的《赵完璧传》[2]和李埈（1560—1635）的《记赵完璧见闻》[3]。据这三位作者的记载，他们均是对自己听闻的赵完璧事件进行转述。其中，李埈和郑士信都明确提到自己是从一个名叫金允安[4]的人那里听闻此事，而金允安的消息来源则是赵完璧本人[5]。至于李睟光，虽然在其《赵完璧传》中没有提到自己如何得知此事，但从他和李埈、郑士信二人过从甚密[6]这一点推测，应当是从二人处听闻。这三种文献篇幅不一，以李睟光所写最长，为1613字，郑士信次之，为1125字，李埈所写最短，仅537字。就其内容而言，虽有部分重复，但亦各有侧重，且颇有能互参互补之处。因此，如要全面了解赵完璧事件的经过，最好将此三种文献比照阅读。
事实上，赵完璧事件之所以经由这三人之手被转述和留传下来，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李睟光这个人物，这并非因其所写《赵完璧传》的篇幅最长，而是因为赵完璧安南见闻中有一件事与其相关。赵完璧在安南时发现，当地的读书人中竟然十分流行李睟光的诗词，而这些诗词是李睟光1597年出使明朝期间与安南使臣冯克宽[7]的酬唱之作，经由冯克宽之手传到了安南。这一消息由赵完璧带回朝鲜，立刻成为儒林一大轶闻。不难想象，比之赵完璧所述对当时朝鲜人来说略显遥远的安南情况，这一与当世朝鲜人物相关的新闻事件，在社会上一定流传更快、影响更广。金允安之所以向李埈、郑士信二人转述赵完璧之事，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先来了解一下李睟光的生平情况。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谥号文简。朝鲜全州人士。其为朝鲜太宗李芳远之子敬宁君李祧五世孙，系出国姓。1585年文科及第，授承文院副正字，历任成均馆典籍、礼曹佐郎、吏曹正郎、弘文馆校理、兵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等职。1608年光海君执政后，多次拒不出仕，且以直言上书光海君弊政闻名。仁祖反正（1623年）后，又历任弘文馆提学、吏曹参判、司宪府大司宪、工曹判书等，时称“中兴章疏，无出其右者”，官终吏曹判书，追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府领议政。其为官四十四年，历朝鲜宣祖、光海君、仁祖三朝，身经壬辰倭乱、光海乱政、仁祖反正、丁卯虏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一生三次出使明朝：1590年任圣节使书状官、1597年任进慰使、1610年任冠服奏请使副使，使行期间与安南、琉球、暹罗使臣多有交游。李睟光以诗文著称，有文集《芝峰集》三十一卷存世，而所著诗文远播安南，亦为一时美谈。其所著《芝峰类说》，是朝鲜历史上最重要的类书作品之一。[8]
自从赵完璧述及李睟光诗文流行安南一事后，“芝峰诗播远国”一直被朝鲜人所津津乐道[9]，而李睟光自己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也颇为感慨[10]，且但凡是记录李睟光生平的文献，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记录该事迹[11]。不难想象，赵完璧事件在当时的流传，很大程度上是仰赖于李睟光的这一事迹的，假使赵完璧安南见闻中没有关于李睟光的情节，其安南经历为后世所知的可能性大概会大打折扣，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下层士人，其言论著述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如传说为其亲撰的《赵完璧传》最终会失传一样。
然而，当赵完璧事件到了李睟光及其友人笔下，情况就变得不同了。他们都是当时朝鲜顶尖的知识分子，且三人都有过出使中国的经历，对国际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李睟光还和安南使臣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他们能够敏感地意识到赵完璧事件所传递出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即当时绝大多数朝鲜人所不知晓的安南信息。如果说郑士信和李埈二人撰写赵完璧传记，还略带有一些吹捧友人的味道，那么李睟光《赵完璧传》的重心，可以说已经完全转移到了有关安南情况的记述上，这也是为什么李睟光的《赵完璧传》最为研究者重视的原因。
可见，一方面赵完璧事件因李睟光的事迹而不断被传播，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了李睟光的《赵完璧传》，使得该事件进入了经籍文献的记载，不断为后人引述转载[12]，进而流传至今。
赵完璧事件的流传经过，体现出历史事件被记录和留存的一种常态，即事件的亲历者往往并不是记录的书写者和保存者。在很多情况下，历史事件是通过转述方式被保留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往往又依赖于某种机缘巧合，而所谓机缘巧合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最后能够被保留下来历史的往往只是九牛一毛，但也正因如此而尤显珍贵。[13]
针对赵完璧事件展开的研究，在韩国和日本都有不少，多数韩日学者是从赵完璧事件所折射的朝、日、越三国关系史的角度展开讨论，比如韩国学者金泰俊在其《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一书中，就将赵完璧事件置于朝日关系史的范畴讨论①；日本学者片仓穣的《朝鲜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报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一书中提及赵完璧事件，重点也放在讨论古代朝鲜、日本与安南的三方关系[14]；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文章《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15]则通过介绍赵完璧事件，将讨论重点集中于其中所展现的日本与安南关系。此外，有韩国学者从古代朝鲜人的越南认识的角度进行论述，如孙灿植的《从〈赵完璧传〉看芝峰李睟光的越南认识》[16]一文。还有韩国学者专门就《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展开分析，如权赫来的《〈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17]及赵家元的《李睟光〈赵完璧传〉的书写性特征》[18]。相较之下，目前几乎没有看到中国方面有研究者提到这一事件。
第二节 从日本到越南：赵完璧的安南渡航经历
1．赵完璧其人
先来看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有关赵完璧此人的生平情况，根据前述各种版本赵完璧传的记载，加之后来学者的考证，我们对赵完璧生平情况的了解，大致可以达到如下程度。
赵完璧，朝鲜时代中期晋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市）人士。据记载，其“弱冠值丁酉倭变（1597年）”[19]，因古人20余岁皆可称弱冠，故推测其生年约在1567年至1577年间，卒年则不详。赵完璧在1597—1598年的“丁酉倭乱”[20]中被日军俘虏，并被带往日本京都。到日本之后，他最初是做日本人的奴仆，后来因为通晓汉字，被日本商人角仓了以雇佣[21]，先后三次（1604年、1605年、1607年）随日本朱印船前往安南行商[22]，期间还有一次前往吕宋。赵完璧在安南期间，曾和安南高官文理侯郑剿及一些儒生有所往来，并从其处得知朝鲜人李芝峰（李睟光）的诗文流行安南一事。因前后三次往来安南，故其对安南的风俗人情亦有深入观察。在安南时，官员文理侯郑剿曾提议赵完璧不要返回日本，留在安南寻找机会经由中国返回朝鲜，但赵完璧因认为安南人不可信而没有接受这一建议[23]。到了1607年，因当时朝鲜与日本战后修好，朝鲜派出使节递送国书，要求日本放回战争期间被虏人，赵完璧终与雇主解除契约，并与当年前往日本的“回答兼刷还使”吕佑吉、庆暹等一行共同回国[24]。赵完璧归国以后，将其安南见闻告知身边友人并被广泛传播，但关于其本人后来情况，除郑士信记载称其“安居奠业复如初”[25]外，再未见史载。
学者对于赵完璧生平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插曲，据朝鲜时代留下的科举名录《国朝文科榜目》的记载，在1549年的进士及第者中，有“赵完璧”这个名字，其出生地为晋州白川，且有“字重国”的记载，但这条材料和《赵完璧传》中“弱冠值丁酉倭变”的记载在时间上并不符合，故存疑。另据郑士信记载，赵完璧“为故掌令河晋宝之侄孙女婿”[26]，而《国朝文科榜目》记载河晋宝是1555年的进士，可见渡航安南的赵完璧不可能是1549年及第的赵完璧，两者只是十分巧合的同乡且同名同姓而已。[27]
而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巧合的出现不必太感意外，问题只是出在取自“完璧归赵”典故的“赵完璧”这个名字上面，即所谓“姓名连意”的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曾提道：“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之类，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在朝鲜同样如此，李德懋在其文章中就曾引用顾炎武上述这段话，批评朝鲜存在“赵完璧、河一清之流，到处相逢，指不胜屈”的现象[28]。事实上，见于中国文献记载叫赵完璧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元代《通鉴源委》的作者叫赵完璧[29]，明代有一个叫赵完璧的人所著《海壑吟稿》收在《四库全书》中[30]，而壬辰倭乱期间也出现过一个叫赵完璧的明朝官员见于史载[31]。而笔者仅初步检索各类朝鲜时代文献就发现，前后出现的叫赵完璧的朝鲜人，除前面处已经提到的两人外，至少还有四个不同的人。总的来说，鉴于赵完璧这一名字“姓名连意”的特征，加上晋州白川赵氏是朝鲜的赵氏大族，其中相隔几十年出现两个叫赵完璧的人，实为稀松平常之事。
2．受雇登船
赵完璧作为战争俘虏被带到日本，成为日本人的奴仆，李睟光记载他“为倭服役甚苦，思恋乡土，常有逃还之志”，郑士信亦称其“为倭所抢，以归于日本，服役使唤，如我国之奴属焉”，可见其最初的生活相当艰难。经过几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如李睟光所言，当时日本人“轻生重利，以商贩为农，以舟楫为鞍马，海外南番诸国无远不到”，而郑士信亦提到，当时日本人中有“欲行商于安南国获大利者”。同时郑士信还提到，日本人通商安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必求得浙江人老于海善候风者及解文通意者与偕，然后乃行”。据记载，成为赵完璧雇主的日本商人，先已雇用了长于航海技术的浙江人，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但却苦于找不到解文通意之人（这里所谓的解文通意，是指懂得汉字），赵完璧出身朝鲜士族，自幼学文，故因“晓解文字”被相邀出海。据郑士信记载，日本商人还与赵完璧“为盟文以约曰：往来安南之后，则永放汝任其所之”，而“完璧志切返国，不避死，乃从之”，故此“与浙江人同浮海向安南国”。[32]
仅从赵完璧受雇登船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有意思的话题。
比如关于当时日本商人热衷远洋贸易，“海外南番诸国无所不到”，以及通商安南可获大利等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而日本人出海必须先求得中国浙江人驾船，说明至少在那个时期，日本人虽有强烈的海外贸易意识，但其航海技术还有所欠缺。事实上，在李睟光的《赵完璧传》中，除记载有当时日本人必以“唐人之惯习海程者为船主”外，还提到“倭船小，不能驾大海，以白金八十两购唐船，船中人共一百八十余名”这一情况[33]，可见当时日人航海技术的欠缺，不仅在人的因素，连硬件即船的因素亦是如此。反过来看，中国当时的远洋航海技术水平之高则可见一斑。
至于日本人行商安南需要懂得汉字的人同行这一点，则是当时整个东亚乃至亚洲地区“书同文”现象的反映，而在这个事件中，日本商人雇佣的汉文翻译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个通晓汉字的朝鲜人，则更富戏剧性。事实上，日本人利用壬辰战争中被俘的识汉字朝鲜人在其海外贸易中担当汉文翻译的情况，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中国文献中亦有沿海发现日本漂流商船上有朝鲜人的记录[34]。
抱着从安南回来后就可以回归故国的期待，赵完璧登上了远洋冒险之旅，不过后来日本雇主出尔反尔，并没有兑现承诺，“完璧即回日本，其主倭者背盟不放，又要再往安南，更成盟文为约。完璧不得已再往，及还又不肯放去”[35]。于是，他又有了第二、第三次的出海经历。
3．海上经历
有关赵完璧的海上经历，在目前所见的几种赵完璧传记中都有一定篇幅的记载，其中又以李睟光和郑士信所记尤详。这些记载的内容包括了航海路程、航海技术以及海上异闻等，为我们了解古代亚洲海域及海域空间内的活动提供了有趣的资料。
（1）航海路程
在各种文献中，以李睟光对航海路程的记述最为详细：
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36]
生又言海水西高东下。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盖水势悍急如此。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37]
关于日本到安南的海路里程和航海路线，李睟光记载：“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而其对航行时间也有详细记载：“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就此所见，当时日本与安南间的海路，去程与返程所需时间相差超过一半以上。我们知道，古代航海主要以帆船借助风力航行，风向对船速有决定性的影响，除此以外洋流也是关键性因素，因此往返耗时不同这一点并不足奇，而李睟光在当时的记述中就已经指出了“大海中舟行以风便”这一点。
同时，李睟光提到，赵完璧称之所以往返耗时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海水西高东下”，这一点现在看来有欠科学，但大概反映出当时人对洋流问题的某种认识。此外，李睟光还提到这条航路“每年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亚洲海域的季风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记载：“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这很显然也是在说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洋流问题。
（2）航海技术
相比之下，在郑士信的记载中，与航海技术相关的内容更多一些：
浙江人常于船上持候风五扇及日影台，夜则看星象以分方位及由某方向某国之路，如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又以海底沙土之色，辨其为某地某方，常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粘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三四百余把者，看其锤底所粘出沙土或垆或白，以辨其地方焉。[38]
其中所提及的候风五扇、日影台以及夜观星象等，是航海中帮助辨别风向和方位的工具和技术。当然除了工具和技术，更重要的还是经验，船上浙江人对“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才是确保航海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不过，比起上述这些，浙江人的一种“以海底沙土之色”分辨方位的技术，似乎才是让记述者最感兴趣的地方。不仅郑士信详细记载了这一点，另外两位记述者李睟光和李埈，虽然对航海技术相关内容记载不多，但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39]，这应该是因为这一技术在他们看来比较新奇。
对于这一技术，郑士信提到了最多的细节，包括提到其具体做法是“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粘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三四百余把者”，以此粘出海底沙土，并且还提到了浙江人是通过看海底沙土的颜色是黑还是白来辨别方位。至于这种方法依据为何、如何分辨，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所言，这种做法在日本的航海史料中亦多有记载[40]，由此可见应该是一种当时比较普遍应用的经验性航海技术。
（3）海上见闻
对于赵完璧事件的记述者来说，“勾沙观色辨位”之法虽然新鲜，但与其他一些赵完璧所述海上见闻相比，简直黯然失色。这里就要涉及李睟光、郑士信、李埈三位记述人无一例外都记录下的内容，即赵完璧“海上遇龙”的离奇见闻。
据郑士信记载，赵完璧在海上时常听航海者向他讲述一些怪异之事：比如，在海上有时会遇到“妇人形作怪之状”，这种妇人形的海怪“自古相传是汉时漂溺之鬼”，如果遇到，则“必祭以油、蜜果、面饼等物，掷波上以去，然后得免覆没”；又如，在海上经常会遇到鲸鱼，其情状被形容为“见横海长鲸喷波涨天”，而这时候的应对之法则是“即下碇住船，以竢其止然后乃过”。[41]
然而，海怪和鲸鱼之类，比之于龙，则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据航海者说：“南海常多雾雨，海中多大龙，龙之在海中者，必靠某物上挂其身，然后得云变化升天。其例也，龙挂着船上，船必覆没。故舟人见龙之来，则错愕失色。”不过，就算是龙，也并不是没有对付的办法，而驱龙之法就是“以生鸡五六十首，炮燖出臭，磔投船头海波，然后龙乃潜遁无患”。故此，当时远洋航海的船上必“常畜鸡数百首以行”。[42]
当然，记述至此，这些关于海怪、鲸鱼乃至龙的事情还只是停留在传闻的层面上，不排除其只是航海者海行无聊时的谈资。可最离奇是，据赵完璧所说，他还真的亲身遇到了龙。郑士信的记载称：“完璧之再往来也，适一遇青龙，其鳞甲光芒，蜿蜒来去也，其禳之如许云。”[43]而李睟光和李埈也都绘声绘色地记载了赵完璧“海上遇龙”的经历：
（李睟光记载）一日，数十步外，有苍龙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雾涨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下，波涛腾涌如沸。舟上下震荡几覆，如是者三四，盖龙奋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龙，则辄爇硫黄及鸡毛，龙恶其臭避去。是日仓卒，取数十活鸡投火烧之。龙又将逼舟，舟人计没奈何。以铳炮数十，一时齐发，龙忽没水去，遂得脱云。[44]
（李埈记载）一日，望见数十步之外，白沫洒空，鳞甲闪闪，渐见蜿蜒而前，若欲跨行舟而偃息者，盖龙自海中欲奋迅腾空而未易致力故也。一行愕眙，煨活鸡累十投之，乃避去。[45]
其中，李睟光的记载甚至还描述了船员以寻常之法驱龙未果，而转用铳炮数十齐射方才驱之这样的细节。李睟光记载的铳炮驱龙这一条，有一定的疑问，目前的研究一般都认为是李埈和郑士信先听说赵完璧事件，然后告知李睟光。可是李埈和郑士信的记载都止于烧鸡驱龙之法，没有铳炮驱龙的情节。那么，李睟光所记铳炮驱龙又从何而来呢？是李睟光为了写作《赵完璧传》，又再次向赵完璧本人了解过情况呢，抑或仅是他自己的文学性创作？这一点已经无从考证。
显然，“海上遇龙”这一情节有些过于荒诞无稽，而一般研究赵完璧事件的学者都倾向于把这里的龙认为是鲸鱼一类的大型海洋生物，而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一种海上的自然现象——海龙卷，即海上的龙卷风。这种自然现象因其形制的原因，被古代航海者想象为龙的可能性极高，而亦有不少科学研究指出，中国南海一带因其特殊自然条件，是海龙卷的多发地带。
事实上，赵完璧遇到的是龙、鲸鱼，还是海上龙卷风，这个问题没有太多探讨的必要。需要思考的是，当时赵完璧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龙，而转述者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认知水平去揣测古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历史研究当中。另外，笔者所想到的还有，“海上遇龙”这个情节的存在，大概也和之前提及的李睟光事迹一样，对赵完璧事件的流传后世有一定的助益吧。
第三节 朝鲜的越南认知：赵完璧安南见闻的意义
赵完璧乘坐日本商船，经过五十余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安南[46]。赵完璧在安南的所见所闻，是目前所见各种赵完璧传记中最核心的记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李芝峰诗流行安南
之前谈到赵完璧事件的流传时，已经提到赵完璧发现李睟光（李芝峰）诗文流行安南之事，而事情的具体经过如下：
（安南）有文理侯郑剿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处甚侈。地多茅盖，而唯文理侯家用瓦，瓦缝用油灰，以孔雀羽织绡为帐。一日，文理侯招生（赵完璧），生至，则有高官数十人列坐饮宴。闻生为朝鲜人，皆厚待之，且馈酒食。问其被掳之由，曰：倭奴之侵暴贵国，俺等亦闻之，颇有悯恻之色。仍出一卷书示之，曰：此乃贵国李芝峰诗也。［芝峰即睟光号，诗即睟光丁酉奉使中朝时赠其国使臣者也。］你是高丽人，能识李芝峰乎？生以乡生，年少被掳，又不斥名，而称芝峰，故不省芝峰为谁某。众叹讶久之。生阅过其书，则多记古今名作，无虑累百篇，而首题曰“朝鲜国使臣李芝峰诗”，皆以朱墨批点。且指其中“山出异形饶象骨”一联，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与称赏不已。既数日，儒生等又请致于其家，盛酒馔以饷之。因言贵国乃礼义之邦，与鄙国同体，慰谕备至。谈间出示一书曰：此贵国宰相李芝峰之作，我诸生人人抄录而诵之，你可观之。生自以朝夕人，无意省录，且请纸笔，只传写数篇而还舟。厥后见学校中诸生，果多挟是书者。[47]
因为赵完璧是朝鲜人，所以安南人对其到来似乎颇感兴趣[48]，以至于当地高官文理侯郑剿也专门邀请其参加饮宴。席间他们谈论到赵完璧的经历以及与之相关的壬辰倭乱的战争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安南人对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事情是有所了解的。
同时，因为赵完璧是朝鲜人，所以安南人向他出示了一本流传于当地的朝鲜人诗集《朝鲜国使臣李芝峰诗》。遗憾的是，赵完璧因为年少见识有限，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李芝峰为何人，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大概是朝鲜的前代古人。不过，他对安南儒生争相抄录李芝峰诗文以及学校诸生“多挟是书”留有深刻印象。而直到其回国后跟别人提到此事，方才知道这个李芝峰即当世名臣李睟光，当时李睟光已经因为对光海君直言上谏而声名鹊起，且其官位已约在一二品之列。
在李睟光的《赵完璧传》中，对于安南人传诵的自己的诗作，仅仅提到了一句“山出异形饶象骨”，而在郑士信和李埈的记载中，对诗文内容的记载则详略不一[49]。这首诗作的全文应是：
万里来从瘴疠乡，
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
贡献周家旧越裳。
山出异形饶象骨，
地蒸灵气产龙香。
即今中国逢神圣，
千载风恬海不扬。
李睟光告诉我们，这首诗是他“丁酉奉使中朝时赠其国使臣者”，而李埈也指出：“诗即公聘上国时遇安南使臣冯克宽于逆旅，相与酬唱者也。”[50]1597年，李睟光已经官拜正三品，任成均馆大司成、承政院右承旨等职，他以进慰使的身份出使明朝，期间与安南使臣冯克宽多有往来，其酬唱诗作在两人文集中都有收录。
当时李睟光赠予冯克宽的诗共有两首，另一首是：“闻君家在九真居，水驿山程万里余。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来因献雉通蛮徼，贡为包茅觐象舆。回首炎州归路远，有谁重作指南车。”而冯克宽回赠亦有两首，分别是：“异域同归礼义乡，喜逢今日共来王。趋朝接武殷冠冔，观国瞻光舜冕裳。宴飨在庭沾帝泽，归来满袖惹天香。唯君子识真君子，幸得诗中一表扬。”、“义安何地不安居，礼接诚交乐有余。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交邻便是信为本，进德深惟敬作舆。记取使轺回国日，东南五色望云车。”[51]
2．安南的国情、风俗与物产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芝峰诗流行安南这一点，只能算是赵完璧带回的大量安南信息中极小的一部分。而真正能够增进古代朝鲜人对安南认识的信息，主要还是集中在各种赵完璧传记中记述的有关安南国情、风俗和物产等方面的内容。
有关安南的国情，李睟光的记述中提到两点，一是赵完璧所到的港口城市兴元县距离当时安南国都“东京”有八十里这一地理概念，二是当时安南“国内中分为二，一安南国、一交趾国，互相争战，未决胜负”这一国内政治情况[52]。郑士信则提到了安南实行科举的情况：“乡举则如我国之乡邑都会试取，以送于王都云”[53]；李埈则提到安南“习诗书之教，官制法度，略仿中朝”[54]的情况。此外，李睟光《赵完璧传》中有对当地气候条件的记述，比如“其地甚暖”、“日候昼热夜凉”等，并且记载安南的农耕情况是：“水田耕种无时，三月间，有始耕者、有将熟者、有方获者。”[55]
各种版本赵完璧传记中涉及安南社会风俗人情的记载亦颇多。比如，李睟光提到“其国男女皆被发赤脚无鞋履，虽官贵者亦然”[56]，而郑士信的记载指出安南人习惯赤脚的原因是“盖其国土无泥滓无石块，只有软白沙，冬暖如春，故跣行不伤足”[57]。又如，李睟光提到安南人有漆齿的习俗以及其人多长寿的现象：“其人多寿，有一老人发白而复黄，齿则如小儿，所谓黄发儿齿者也。问其年则百有二十，其过百岁者比比有之”[58]，“黄发儿齿”的说法出自《诗经》“既多受祉，黄发儿齿”，用以形容人老长寿，而赵完璧在越南真的看到了人老到一定程度头发会从白色再变成黄色的现象。
同时，李睟光的记载中还提到诸如安南“俗尚读书，乡闾往往有学堂，诵声相闻。儿童皆诵蒙求及阳节潘氏论，或习诗文”、“其读字用合口声，与我国字音相近”、“但纸最贵，书籍则皆唐本”、“喜习鸟铳，小儿亦能解放”等一些社会情况[59]。
此外，郑士信记载了安南妇女热衷贸易的现象，并指出这是因为安南男子每年的年初会给妻妾一笔钱，而妻妾们则用其从事买卖活动以改善生活，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越南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种体现。
且其国男子多畜妻妾，豪富者多至数十。每年春初，其夫分与金银若干两于其妻妾，使为买卖资。其妻妾以其金银为终年售纳之业以为常。故其妻妾闻异国贾舶来至，则虽卿相之妻妾，必皆乘屋轿，尽率一家子女眷属以来列坐，与倭人论价，或示其处女求面币。其出入多从卫前导，甚盛矣。[60]
关于越南妇女参与贸易活动的情况，从《昼永编》记载的朝鲜济州岛岛民漂流安南的资料中也能够得到旁证，当时济州岛漂流民在即将被安南人处死的危急时刻，出面为其具保解围的，正是一名“衣锦扬珮”、“举止端雅”的妇人。
见一官员着黑色杉，顶棱帽子，据椅以坐。以书问答如在船时。又书示曰：我国太子曾为朝鲜人所杀，我国亦当尽杀尔等以报仇。渠等见书，放声号哭。忽一妇人衣锦扬珮自内而出，举止端雅，异香袭人，亦以书示云：尔等勿哭，我国本无杀害人命之事，欲留则留，欲去则去。使军卒送置一岛。[61]
再来看安南的物产，在各种赵完璧传记中，有关安南物产的记载，仅见于李睟光的《赵完璧传》，原文如下：
地虽滨海，海产不敷。果则橘荔子外无他杂果。馈以干柹则不识之。唯常吃槟榔，以青叶同食，未知为何物也。［小说曰：南人食槟榔，以扶留藤同咀，则不涩云。盖此物也。］槟榔树高数丈，耸直如竹有节，叶似芭蕉。木花树甚高大，田头在处有之，花大如芍药，绩而作布甚坚韧。桑则每年治田种之如禾麦，摘桑以饲蚕。丝绢最饶，无贵贱皆服之。渴则啖蔗草。饭则仅取充肠。常饮烧酒。用沉香屑作膏涂身面。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苍黑，人家畜养，作耕或屠食。以日气热，故昼则牛尽入水，日没后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角，倭奴贸取以来。［五代史云占城有水兕，所谓水牛疑即兕也。］象则唯老挝地方出焉，谓之象山，有德象，其牙最长几五六尺。国王畜象至七十头，出则骑象。象有拜跪如人者。孔雀、鹦鹉、白雉、鹧鸪、胡椒亦多产焉。[62]
其中提到的情况有：（1）安南虽然地处海滨，但海产并不多；安南出产的水果种类比较单一，只有橘子和荔枝[63]；（2）关于安南人喜嚼食槟榔的习俗以及槟榔的食用方法和槟榔树形态的记述；（3）安南到处都可见一种木花树（即木棉树），这种树的花形很大，类似芍药，其花蕊可以用来织成很坚韧的布料；（4）安南人种桑乃是治田而种，即种地桑，地桑比之桑树产量更大，因而安南的养蚕业发达，丝产量大，安南人无论贵贱皆穿着丝制衣服。此外，其中还提到了一些动物，比如身形硕大的水牛、南亚特产的大象，以及孔雀、鹦鹉、白雉、鹧鸪等。同时还并提到安南亦多产胡椒。
李睟光记载的各种安南物产的情况，除了是一种对安南情况的客观描述外，还成为一种知识资源，被朝鲜人所接受和认知，比如后世一位朝鲜学者李圭景在编写其《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时，就曾经引用李睟光《赵完璧传》相关记载来辅助其对木棉、地桑、孔雀等事物属性的介绍：
交趾安定县有木棉，高丈余，中原岭南木棉树高数丈，春开红花，即攀枝之类。我东岭南晋州府人赵完璧，俘于倭，入安南国，见棉树甚高大，田头在处有之，花大如芍药，绩而作布甚坚韧云。
愚尝阅《赵完璧传》，完璧即晋州人也，漂入安南国，竟得生还，多传彼国之俗云。其国种桑，每年治田种之如禾麦，摘叶以饲蚕，故一岁八蚕，而桑自不贵，丝绢最饶，无贵贱皆服之。其田桑之利，百倍于高大之桑，足可知矣。
我东《赵完璧传》：完璧丁酉倭乱俘入日本，随商转地安南国，竟生还。言安南多产孔雀，国人文理侯郑剿家，以孔雀羽织绡为帐，其土产可知也。[64]
第四节 关于吕宋、琉球和日本的记载
在李睟光的《赵完璧传》中，除提到赵完璧的安南见闻外，还涉及吕宋、琉球和日本的一些情况。这些内容在其他两位记述者笔下均未出现：
生亦尝随往吕宋国，国在西南海中，土多宝货，人皆髡发为僧。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习剑铳诸技。距萨摩约三百里有硫黄山，远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焰。[65]
李睟光提到，赵完璧除跟随日本商船三次前往安南外，还曾经航海去过一次吕宋，并称其“国在西南海中，土多宝货，人皆髡发为僧”，这一点在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看来十分重要，因为在日本文献中，关于那个时代商船进行南洋贸易的资料极少，如果《赵完璧传》所述确实，那么就提供了一条有关17世纪日本商人开展南洋贸易活动的新证据[66]。
至于琉球，应该是赵完璧在随船前往安南、吕宋时经过之地，故留有一些简单的印象，如：“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习剑铳诸技”，这里关于琉球人“偏髻着巾”和“不习剑铳诸技”的描述，基本上都和其他材料所见的古代琉球情况相符。
此外，同样应该是在前往安南、吕宋的途中，赵完璧曾看到“距萨摩约三百里有硫黄山，远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焰”，其所指当是日本萨摩半岛以南的一座火山岛，今称硫黄岛，属日本鹿儿岛县管辖。
李睟光《赵完璧传》中对于日本情况的记述，仅仅只有两句话：
在日本时，见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学浮屠法，有食邑，不预国政。且倭人最重我国书籍，多宝藏之，安南人亦以重货求之。[67]
其中提到两件事。其一是赵完璧在日本京都看到有徐福祠，并且说这个徐福祠由“徐福之裔主之”，而“学浮屠法”大概是说这个徐福祠有受佛教因素影响的痕迹，同时还提到，徐福的后裔在日本“有食邑”，但不干预国政。其二是说日本人珍视朝鲜书籍，而安南人也争相从日本人手中购买。日本人历来重视书籍的收藏，这一点人所共知。而17世纪前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往来比之其与中国的往来更为密切和频繁，因此朝鲜成为其取得汉文书籍的重要渠道，这条记载大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至于安南人高价向日本人买书这一记载，则向我们提示出当时汉文书籍从日本流向安南这一渠道的存在。
赵完璧1597年到日本，至1607年回国，期间长达十年，应该说他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要比往来安南的时间长得多，按理他的日本见闻应该要比安南见闻更丰富。可是在《赵完璧传》中，关于日本的情况我们却只看到这样短短两句话的内容。记述者的厚此薄彼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总是对自己未知的事物有更大的兴趣。对17世纪的朝鲜人来说，不管是因为长期商贸关系的存在，还是两国间使节往来的消息传递，抑或是战争期间以知己知彼为目的的情报刺探，都使得其对近邻日本的了解比较充分。而恰恰对于遥远的安南这个国家，朝鲜人有太多的未知和神秘感，因此他们对赵完璧事件的关注，自然也就会集中在安南信息的部分，而不去太多关注日本的方面。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应去苛求文献提供给我们更多材料，而应该庆幸于它已经提供的哪怕仅仅一点点线索。对《赵完璧传》中所留下的这些关于吕宋、琉球和日本的少量材料，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
小 结
赵完璧远赴安南的经历，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是难以置信之事，正如李睟光所言：“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自古不通，况海道之窎远乎。生由东极抵交南，历风涛之险，行蛮貊之乡，冒万死得一生，以至全还，乃前古所未有者也。”李睟光对赵完璧的评价亦相当之高：“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若生者，庶几近之矣。”而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公赵完璧的名字取自完璧归赵之典故，而其经历又与完璧归赵之意暗合，也怪不得李睟光要说：“生名为完璧，抑可谓不负其名者欤。”[68]有时候，历史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巧合而变得有趣。而这样一个有趣小事件，又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一些大问题。
1．赵完璧事件与壬辰战争被虏人的研究
发生在16世纪末的壬辰战争，被评价为是影响中日朝三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相关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从战争本身逐渐转向战争背景下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上。据统计，壬辰战争期间被虏往日本的朝鲜人约有十万，而战后通过各种渠道回到日本的仅六七千人。留在日本的被虏人不少是掌握某种技术（如陶瓷、医疗、金属工艺等）的匠人和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人，这些人成为朝日之间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69]。
而有关被虏人的大量文献，也不断被发掘和研究，据韩国学者统计，有关壬辰战争被虏人的材料有：纪实性文献如姜沆《看羊录》、鲁认《锦溪日记》、郑希得《海上录》、郑庆得《万死录》、郑好仁《丁酉避乱记》，传记性文献如《白义士传》、《姜沆传》、《赵完璧传》、《申起金传》、《东莱梁敷河传》、《朴节士传》，以及小说如《崔陟传》、《周生传》、《卫庆天传》、《南允传》、《李翰林传》、《壬辰录》等[70]，本文提及的《赵完璧传》只是其中之一。
有趣的是，其中《崔陟传》这部小说中，也出现了崔陟夫妇被俘后失散，其后因为跟随日本商船行商的缘故又在安南重逢的情节。尽管《崔陟传》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其中出现日本商船和安南的因素，大概也和赵完璧事件的流传不无关系。说到底，关于壬辰战争被虏人的研究，赵完璧事件所揭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线索的浮出水面，正向我们展现出这一课题极大的研究空间。
2．从赵完璧事件看亚洲海域交通与人员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赵完璧的安南之行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能不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海上交通这一途径的存在。赵完璧从朝鲜到日本，又从日本三次往返安南，甚至还前往琉球和吕宋，最后返回朝鲜，这所有的过程都是通过海上交通实现的。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对于17世纪亚洲海域的海上交通所能够达到的地域范围，以及亚洲各国人员经由海洋为媒介频繁交互往来的情况，无疑都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
有关历史上朝鲜半岛与安南之间人员直接往来的记录极少，不过亦有文献为我们揭示出相关情况，比如17世纪曾有安南商人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71]，而济州岛的吏民也曾漂流到安南[72]。这两个事件同样也是依托海洋为媒介发生的。在通常的认识中，朝鲜半岛和安南之间相隔甚远，两者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很低，而事实上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我们也很少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官方外交或者商贸等人员往来情况。但恰恰由于海洋这一媒介以及海上交通途径的存在，还是提供了两者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事实上，近年来关于东亚海域漂流人问题的不少研究，已经为我们展示出经由海洋媒介实现人员往来的这一重要而丰富的面向，而类似济州岛的漂流人事件和赵完璧事件，无疑是拓展我们对亚洲海域人员往来历史了解的极佳个案。
3．隐身的中国——赵完璧事件中的中国因素
鉴于赵完璧事件所反映的内容，现在学者一般都用它来研究朝鲜半岛与安南的关系史。同时因为其中涉及日本，也有学者用它来研究壬辰战争背景下的朝日关系，或者日本和安南的商贸往来。而中国学者之所以鲜少关注到这一事件，大概是认为这个事件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然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往的研究虽然已经不少，但似乎都忽略了该事件背后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其中存在的中国因素。
从表面上看，赵完璧的整个经历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细究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个事件中还是存在不少中国的影子。
首先就是关于日本朱印船产自中国、驾船者为中国浙江人这样一些记载，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亚洲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
其次，关于赵完璧提到的“李芝峰诗流行安南”的事件，背后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因素。李睟光与冯克宽的诗文交流，一直被看作是朝鲜半岛与安南关系史或两者间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个案。而事实上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交流本身就是通过中国这一中间环节而实现的。类似的朝鲜与安南使臣通过朝天或燕行使行活动，在中国会面并进行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73]。而朝鲜与安南两国以中国为媒介而展开的远不止文学交流，其他各方面的信息也通过这个渠道频繁交换。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赵完璧之所以被雇佣登船，是因为他识得汉字，李睟光的诗流行安南，是因为安南也用汉字、习汉文、喜汉诗。李睟光诗云“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冯克宽亦对以“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两人的诗句都是对“书同文”现象极佳的阐发。
因此，不管是从航海技术的角度、政治文化交流媒介的角度，还是汉字汉文使用的角度，在赵完璧事件中没有直接出现的中国，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隐身的存在。
对于赵完璧事件背后有一个“隐身的中国”存在的这一理解，和之前提到的“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认识，其实有着同样的所指，目的都是希望促使我们历史认知视角的一种转换，即对以往想当然地认为与中国无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重新评价。前文提及的朝鲜王朝时期的通信使文献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是反映朝日关系的历史资料，与中国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类似的文献可能还会更多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总的来说，发生在17世纪初的赵完璧事件，虽然是一个极个别的案例，但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十分宏大的画面，其中有朝鲜半岛、有安南、有日本、有琉球、有吕宋，还有“隐身的中国”。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或者联想到处于亚洲的这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海洋这一媒介而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而且经由这个事件，还可以把诸如壬辰倭乱、朝天使行、通信使活动、朱印船贸易等这样一些历史情境勾连起来。笔者认为，此类历史现象，无论是从国别史或者国与国关系史的视角去研究，都难免挂一漏万，必须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去考察，而诸如海域史或者亚洲史的视野或许更加合适，这或许就是赵完璧事件研究带给我们更重要的启示。
附一 李睟光《赵完璧传》
赵生完璧者，晋州士人也。弱冠，值丁酉倭变，被掳入日本京都，即倭皇所居。为倭服役甚苦，思恋乡土，常有逃还之志。倭奴轻生重利，以商贩为农，以舟楫为鞍马，海外南番诸国无远不到。以生晓解文字，挈而登舟，自甲辰连岁三往安南国。
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县距其国东京八十里，乃其国都也。国内中分为二，一安南国、一交趾国，互相争战，未决胜负。
有文理侯郑剿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处甚侈。地多茅盖，而唯文理侯家用瓦，瓦缝用油灰，以孔雀羽织绡为帐。一日文理侯招生，生至，则有高官数十人列坐饮宴。闻生为朝鲜人，皆厚待之，且馈酒食。问其被掳之由曰：倭奴之侵暴贵国，俺等亦闻之。颇有悯恻之色。仍出一卷书示之曰：此乃贵国李芝峰诗也。（芝峰即睟光号。诗即睟光丁酉奉使中朝时，赠其国使臣者也。）你是高丽人，能识李芝峰乎？生以乡生，年少被掳，又不斥名，而称芝峰，故不省芝峰为谁某。众叹讶久之。生阅过其书，则多记古今名作，无虑累百篇。而首题曰朝鲜国使臣李芝峰诗，皆以朱墨批点。且指其中山“出异形饶象骨”一联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与称赏不已。
既数日，儒生等又请致于其家，盛酒馔以饷之。因言贵国乃礼义之邦，与鄙国同体，慰谕备至。谈间出示一书曰：此贵国宰相李芝峰之作，我诸生人人抄录而诵之，你可观之。生自以朝夕人，无意省录，且请纸笔，只传写数篇而还舟。厥后见学校中诸生，果多挟是书者。
文理侯谓生曰：你欲求还本国，自此刷还于中朝，可以转解，你须留此。生欲从其言，而见其国人多诈难信，又闻距本国甚远，不果云。
其国男女皆被发赤脚无鞋履，虽官贵者亦然。长者则漆齿。其人多寿，有一老人发白而复黄，齿则如小儿，所谓黄发儿齿者也。问其年则百有二十。其过百岁者比比有之。且俗尚读书，乡闾往往有学堂，诵声相闻。儿童皆诵《蒙求》及《阳节潘氏论》，或习诗文。其读字用合口声，与我国字音相近。但纸最贵。书籍则皆唐本也。且喜习鸟铳，小儿亦能解放。
其地甚暖。二三月有西瓜甜瓜等物。水田耕种无时，三月间，有始耕者、有将熟者、有方获者。日候昼热夜凉。地虽滨海，海产不敷。果则橘荔子外无他杂果。馈以干柹则不识之。唯常吃槟榔，以青叶同食，未知为何物也。小说曰：南人食槟榔，以扶留藤同咀，则不涩云。盖此物也。槟榔树高数丈，耸直如竹有节，叶似芭蕉。木花树甚高大，田头在处有之，花大如芍药，绩而作布甚坚韧。桑则每年治田种之如禾麦，摘桑以饲蚕。丝绢最饶，无贵贱皆服之。渴则啖蔗草，饭则仅取充肠，常饮烧酒。用沉香屑作膏涂身面。
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苍黑，人家畜养，作耕或屠食。以日气热，故昼则牛尽入水，日没后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角，倭奴贸取以来。《五代史》云占城有水兕，所谓水牛疑即兕也。象则唯老挝地方出焉，谓之象山，有德象，其牙最长几五六尺。国王畜象至七十头，出则骑象。象有拜跪如人者。孔雀、鹦鹉、白雉、鹧鸪、胡椒亦多产焉。
生亦尝随往吕宋国，国在西南海中，土多宝货，人皆髡发为僧。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习剑铳诸技。距萨摩约三百里有硫黄山，远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焰。
在日本时，见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学浮屠法，有食邑，不预国政。且倭人最重我国书籍，多宝藏之，安南人亦以重货求之。
生又言海水西高东下。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盖水势悍急如此。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
又倭船小，不能驾大海，以白金八十两购唐船，船中人共一百八十余名，而唐人之惯习海程者为船主，用指南针以定东西，又用绳索垂下，钩出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远近。
其所见奇怪之事甚多，而海中见游龙，寻常出没。一日，数十步外，有苍龙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雾涨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下，波涛腾涌如沸。舟上下震荡几覆，如是者三四，盖龙奋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龙，则辄爇硫黄及鸡毛，龙恶其臭避去。是日仓卒，取数十活鸡投火烧之，龙又将逼舟，舟人计没奈何，以铳炮数十，一时齐发，龙忽没水去，遂得脱云。
生至丁未年回答使吕佑吉等入往时，哀告主倭，得还本土，其老母及妻俱无恙，亦异事也。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自古不通，况海道之窎远乎。生由东极抵交南，历风涛之险，行蛮貊之乡，冒万死得一生，以至全还，乃前古所未有者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若生者庶几近之矣。且生名为完璧，抑可谓不负其名者欤。
附二 郑士信《赵完璧传》
赵完璧者，晋州士族人也，故掌令河晋宝之侄孙女婿也。丁酉之变，为倭所抢，以归于日本，服役使唤，如我国之奴属焉。倭之欲行商于安南国获大利者，必求得浙江人老于海善候风者及解文通意者与偕，然后乃行。完璧之主倭，既得候风人，而未得解文人，方以言语莫通为患，完璧素于晋州学文者也，粗解文理，主倭要与完璧行，为盟文以约曰：往来安南之后，则永放汝任其所之云。完璧志切返国，不避死乃从之。与浙江人同浮海向安南国。
海路不知其几千里，大洋茫茫，了无岛屿止泊之处。浙江人常于船上，持候风五扇及日影台，夜则看星象以分方位及由某方向某国之路，如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又以海底沙土之色，辨其为某地某方，常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粘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三四百余把者，看其锤底所粘出沙土或垆或白，以辨其地方焉。
海中水色或青或白，或赤如血色，或黑如墨汁，其黑处甚恶云。如遇海怪，必祭以油、蜜果、面饼等物，掷波上以去，然后得免覆没。行至一处，候风人曰此处无乃是乎，疑讶之间，舟已行过，忽见波上似有妇人形作怪之状，候风者大惊，即致祭祈祷，则怪物即因忽不见，得免患焉，自古相传此是汉时漂溺之鬼云。
见横海长鲸喷波涨天，则即下碇住船，以竢其止然后乃过，而候风者以为此则易为耳。如见龙来，则喷水约一丈许，而舟人每惊惶禠魄。盖南海常多雾雨，海中多大龙，龙之在海中者，必靠某物上挂其身，然后得云变化升天。其例也，龙挂着船上，船必覆没。故舟人见龙之来，则错愕失色。其禳法必以生鸡五六十首，炮出臭，磔投船头海波，然后龙乃潜遁无患。故舟中常畜鸡数百首以行。完璧之再往来也，适一遇青龙，其鳞甲光芒，蜿蜒来去也，其禳之如许云。
舟行五十余日，乃达安南国界。见其俗皆被发跣行，盖其国土无泥滓无石块，只有软白沙，冬暖如春，故跣行不伤足。
且其国男子多畜妻妾，豪富者多至数十。每年春初，其夫分与金银若干两于其妻妾，使为买卖资。其妻妾以其金银为终年售纳之业以为常。故其妻妾闻异国贾舶来至，则虽卿相之妻妾，必皆乘屋轿，尽率一家子女眷属以来列坐，与倭人论价，或示其处女求面币。其出入多从卫前导，甚盛矣。
见处处有爱诵芝峰诗。士人问完璧曰何国人乎？完璧对以朝鲜人，为倭所抢，驱使而来。士人曰：你是朝鲜人，则你知东国李芝峰乎？完璧前此未尝闻知，故以实对。其士人曰：李芝峰你国文章人也，尔之不知何也？仍诵芝峰所作“远凭重译谒君王，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山出异形饶虎骨，地蒸灵气产龙香”等。末句首尾三句则不传之。岂完璧粗解文，闻之不能详耶？且饶象骨之象字，以虎字传诵云，岂亦诵之者之讹耶？且国俗盛文风，见其家家讲诵不绝。
乡举则如我国之乡邑都会试取以送于王都云。且其国之人，外似温顺而心实狡诈多贪欲，其见完璧也，有劝以逃着此国，使之通中国以回朝鲜云，而见其多诈难信，终不肯从云。完璧既回日本，其主倭者背盟不放，又要再往安南，更成盟文为约。完璧不得已再往，及还又不肯放去。傍邻之倭，以其再失信不祥，物议腾沸，主倭不得已放之，以故完璧得自由，鸠聚银两，图回本国乡土。其母与妻俱无恙，今方安居奠业复如初。此事金直长允安而静云。
附三 李埈《记赵完璧见闻》
秀才赵完璧，晋阳人也，丁酉之乱没倭中。尝随商倭，再往安南国，即古越裳氏界也。
所经海水有五色之异，奇诡之物朝暮见伏无常，不可殚记。一日，望见数十步之外，白沫洒空，鳞甲闪闪，渐见蜿蜒而前，若欲跨行舟而偃息者，盖龙自海中欲奋迅腾空而未易致力故也。一行愕眙，煨活鸡累十投之，乃避去。大洋茫茫，莫可端倪。
有华人之鲜事者同在行中，钩出水底土，视色而辨方焉。越重溟冒层涛，如附桔槔而下上。水行五十日，方到彼岸。国俗被发泹齿，其性柔顺，习诗书之教，官制法度，略仿中朝。
闻生为东国人，争来见，以一律诵而告曰：此乃你国李芝峰作也。其诗曰：万里来从瘴疠乡，远凭重译谒君王，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山出异形饶象骨，地蒸灵气产龙香，即今中国逢神圣，千载风恬海不扬。生意谓芝峰是异代人，谩不致省，后数年回本国，具以事语人，始知所谓芝峰乃今春官亚卿李公睟光所自号，而诗即公聘上国时遇安南使臣冯克宽于逆旅，相与酬唱者也。岂谓适然而遇，咳唾余屑，散落铜柱之表，人之宝之，不啻若九苞一毛自绛霄而坠也。噫！世之人呕心肝咏月露，欲托此而名不朽者何限，而风声过耳，湮没无闻，况望传播于重译之乡，使人隽永之不已耶。彼之有意而所不可得者，公无为而得之有余，是何以而致也。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言有其实则其应甚异也，以此而推，安知公前后朝天之作，不并被天墀管弦，以鸣吾东大雅之盛也。
金君而静，闻此事于赵生，语余甚详，异而识之，下一转语，以备史氏之采取。万历辛亥暮春，兴阳姓某识。
附四 《昼永编》载济州岛民漂着安南事件
英宗丁未，译学李齐聃在济州见州民高商英，是曾漂海生还者，详问漂海颠末，作一记。其略曰：
肃宗丁卯，本州吏民二十四人乘船到楸子岛近洋，为大风所漂。凡行十二日，风始少息，而船中无甘水，惟啖生米以疗饥。如是在洋中六日，又遇东北风行十七日至一岛。见众船来截，四面剑戟森列，盖其岛巡逻船也。乃以手示酌水渴饮之状。其人解意，送一船给以一瓶水。我船中三人在船边者受而尽饮之，即皆晕倒不省人事。其人又汲水送之，故余人则煎作热水徐徐饮之，精神始清爽。于是出纸笔书，问何地方。其人书答：此地号安南国，尔等在何邦，缘何到此。遂答以朝鲜人漂到因乞救济之意。又值大风，终得下岸，所乘船已片片破矣。
随其人入其邑，即所谓会安郡明德府，见一官员着黑色衫，顶棱帽子，据椅以坐。以书问答如在船时。又书示曰：我国太子曾为朝鲜人所杀，我国亦当尽杀尔等以报仇。渠等见书，放声号哭。忽一妇人衣锦扬珮自内而出，举止端雅，异香袭人，亦以书示云：尔等勿哭，我国本无杀害人命之事，欲留则留，欲去则去。使军卒送置一岛。于是日往闾家乞米，其应给无厌色，到处如此，盖其国俗然也。船头先饮冷水之三人相继致毙，余存二十一人。
遍行无禁，故其俗尚言语略解方向。其地沃壤多水田；其民三男五女；节候常暖，四时长春；恒着单衫，广袖长身，不着袴子，但以尺锦仅掩前后；其发披，其足跣；男贱女贵；一岁五蚕三稻，衣食有饶，自无饥冻之患；其景胜处必有丹楼彩阁，制度华丽；珍禽奇兽，家家养之，奇货异宝，处处有之；其木则丹木、乌木、白檀，其果龙荔、杜、椒、姜、芋、蔗、茸、槟榔、棕榈、芭蕉之类，不可殚记；其牛在水中，主人如有耕作驮载之事，则往于水边，以其声呼之，则举首而见之，如其主则即起随往，如非其主则卧而不起，其角每岁一易，埋于沙洲之边，人或尽数采去，则后移埋于他处，所谓黑角盖出于此地也；其猢狲大如猫，毛色如灰，能解人意而便于使令，但不能作人语，以铁锁系项，人家畜之。
象则牙长丈余，身巨如屋，人欲刷之则必梯而上，毛色苍白而甚短，头无鬣，尾无骏，其鼻长十余丈，用之如手，善食芭蕉，又能作天鹅声，操练时列为队伍，有人持兵而上号令，时教以作声，低其鼻则声低，举其鼻则声高，其声振天，惟官无给料，但畜者于收获时驱之田头，奖之五六束稻，则挂之象耳而去之他所，不给则以其鼻乱掷稻束遍于田野而后已，人莫敢呵禁，官不禁之，其国法可谓疏阔矣。
其孔雀则比鹤甚大，一身翎毛五色灿烂，其雄者顶上有数枝翎，如鹭尾，长数尺许，末端有纹如钱，朱翠之色远胜锦绣，羽缎多出此地，盖其以羽毛织成者也。
以木屑作无心烛，以槟榔叶为衣，其长一尺，燃之能达冬天一夜，光明无比；芭蕉绝大，叶长十余丈，体大如柱，处处最多，象善吃如马之吃蒿草；棕榈丝在叶见，织成雨衣，其实大如碗，有肉在外，中有仁壳甚坚，有酱一升，其甘无比，又有核仁在其中，多生水边，实熟后为风所折，漂流而去，我国得以为瓢子杯而谓芦实者，此物也；槟榔实如大腹子而小，土人有神气困倦食其实，往往佩之而行焉。
一日，自其国招五人，凡六日始到其都，见一镇山之下，闾阎栉比，宫阙崔嵬。国王坐于殿上，左右侍立者剑佩，极其严肃。招致殿庭，以书问答后，各赐以酒食及米一石、钱三百而退。渠辈乘国王亲自操练之时，泣呈一书乞其生还，王见而哀之。
时中国商人朱汉源、船户陈乾等来言于渠辈等曰：俺这一船里若俱载你们好好回去，你们当以何物赠我乎？渠辈等闻说皆喜，答以每一人以三十石大米报汝载去之恩，遂成文券。其国备具此由，以报其王，则自其国以钱六百两偿之，以其国书报我国送漂到人付商船回去之意，回来时必受朝鲜文书以来，则更当厚赏尔等。于是朱、陈两人以戊辰八月初七日举帆向北，五阅月到宁波府，又至普陀山，十二月十三日遇西南风向我济州而发，船行三日而到大静县。
其移文曰：安南国明德侯吴为奉令调载回籍事处，丁卯年十月间有漂风小船一只到安南本国，计二十四人，询称朝鲜，缘出海贸易不意风波大作破船失货物等语，查系贵国商民，俯怜同体。荷蒙本国王体好生之德，施格外之恩，安插会安地方，以给钱米，不意业已病殁三人，现存二十一人，候南风调载送归。但各船归帆俱属广东、福建等处，即有往日本洋船派送回国，奈海洋辽阔，前后不齐，难期必至，恐漂人等终不遂回籍之愿也。尽计不全，筹度再三，兹有大清宁波府商船于本年三月间载货来至安南，生理原在招添客货贸易之船，今为漂人等二十一人恳求回贯甚切，幸船主陈有履、财副朱汉源等怜悯众孤流落他乡，慨发义举，特将本船客商等辞送别船，抛其生理，允将本船载至朝鲜，送回本籍，以使漂人等遂愿等语，前来合行咨启。为此，钦奉安南国王，令准宁波府商船任听船主等料理送归本籍，令船主陈友履等捐资整理船只，并请识路伙长舵工及招驾船人等一应料理外，本国协助粮蔬食物以资难人等日食备用。船主等率领于本月二十二日扬帆开驾，但恐关津条例森严，准此备文移送朝鲜贵国，希查实验明。敢望回文即交船主收集俟带本国，以慰悬念也。祈将本船整理，俾其速早以回大清，不胜幸幸须至文者。正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和似是安南王自建年号也。
第五章 现代转型：19世纪末朝鲜对中日两国的观察[74]
引 言
所谓现代化，最初是来自西方学界的一种学术归纳，它大致指全世界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现象。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东亚世界也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吹响了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号角。不过，两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模式不尽相同，“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孰优孰劣，最后似乎是由19世纪末中日间的一次海上军事交锋给出了答案，并好像证明了日本模式的正确性。然而，这样一种论断总显得过于简单化，它容易在某种程度上遮蔽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客观认识。跳出胜负论的窠臼，放下对政治体制决定论的执念，重新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客观地呈现现代化的实际成果，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的现代化。
当中国和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之时，同为东亚世界一员的朝鲜半岛，并没有马上加入到这一队列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朝鲜王朝暂未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以及其内部存在极度保守思想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75]。一般认为，1876年朝鲜王朝在“云扬号事件”冲突中失利后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并被迫向日本开港[76]，促使其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开始积极考虑武备自强和开化的问题。而在谈到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时，有韩国学者认为1881年（朝鲜高宗十八年）是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年份，而分别发生在这一年5月和11月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活动，则被认为是该转折时期的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77]。
所谓“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是朝鲜高宗政府为了观察和学习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改革经验而先后派出的两支使节团队，关于这两支队伍的派遣经过及其对于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韩国学者都有过非常详尽的研究[78]。笔者原本对“领选使”的研究颇感兴趣，而当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绅士游览团”的内容并阅读了大量相关原始资料之后，深深感到如果可以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考察，或许能够把研究带入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去，即讨论有关19世纪末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改革的问题。
如果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作为起点，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步伐都差不多已经迈过了二十个年头，尽管两者在性质和过程上存在不少差异，但或多或少在都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层面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以往关于明治维新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论断，使我们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孰优孰劣的问题意识去关注和分析两者差异的面向，比如思想基础、制度设计等，研究的导向也随之变成了一种经验总结和检讨。总的来说，这样的研究存在一种“后见之明”的危险，更是容易使我们忽略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具有某些共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思考取向或许能够促使我们尽可能去注意更多具象性、细节性的因素，比如社会现实、技术产品等，并且在细节的对比中去尝试发现答案。事实上，要开展这样的研究，材料并不缺乏，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的本国史料中就都有相当多的留存。而本文在这里将要展开的工作，是想以另外一种视角切入考察，即通过19世纪80年代朝鲜高宗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绅士游览团”和向中国派遣的“领选使”的观察记录，来呈现当时代的外国人所看到的中日两国现代化变革在开始若干年后，在几乎同一时间点上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
通过这样一种视角进入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朝鲜使节站在第三者立场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比中日两国自身的记录更加客观，也更加细致，通过这样的记录来比较两国现代化的情况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其二，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将中日韩三个国家同时纳入到了东亚现代化这个问题的范畴中来讨论，从而弥补早期东亚现代化研究中“朝鲜半岛缺位”的问题。事实上，“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选派的事件，对其后朝鲜半岛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笔者也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在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限于观察者或者跟从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基于这一点，笔者也希望借此研究，对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整体性的东亚史研究的框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绅士游览团”及“领选使”概说
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并被迫开港的事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朝鲜王朝政府的神经，但是由于国内保守势力反对开化的呼声依然高涨，所以相关措施的推行依然相当缓慢，直到1881年才算成功地实施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是朝鲜王朝在这一年的年初，仿照清朝总理事务衙门的建制，在政府中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从而有了一个推行开化的具体实施部门。另外两件事就是“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应该说，能够顶住国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而在一年之中完成这三件事实属不易，这大概也就是韩国学者之所以认为1881年对本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
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要实行开化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它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而从中国和日本方面反馈的情况都是欢迎其派员前往学习。这种情况下朝鲜方面做出的决定是向两边分别派出使节，但其背后的考虑则又略有不同。对于考察日本的态度，朝鲜政府主要是抱持一种刺探对方底细的目的，因为它对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戒备的心理，而且它也不相信对方会将核心的技术倾囊相授。而对中国方面，朝鲜政府从交涉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直接指向了最急切的需求，即学习军械制造技术以及直接购买机器和军械装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政府于1881年5月向日本派出了“绅士游览团”，又于1881年11月向中国派出了“领选使”。
1．绅士游览团
“绅士游览团”，亦称“朝士观察团”。早在1876年日本和朝鲜《丙子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议约之时，日本方面就首先提出过邀请朝鲜的朝臣和士绅前往日本游览考察的提议，而当时参与议约的修信使金绮秀就曾经在向高宗复命时提到“详探彼中之物情，是紧切事也，须善为探知可也”[79]。但是，当时朝鲜政府没有立即采纳日方的意见。之后，当朝鲜政府自己有了派员赴日观察的意愿后，主动多次向日本公使暗示之前日方提到的朝士游览的可行性，最后双方就此事达成了一致。
“绅士游览团”由十二名朝士构成，姓名皆可考，分别是：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80]、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李元会、金镛元。这些人员的官职从正五品到正三品不等，皆为两班出身。因每位朝士携带四名左右的随从人员，整个团队共计62人[81]。
需要指出的是，“绅士游览团”只是目前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习惯性的称法，事实上这一提法在文献中并无记载，当时朝鲜政府给派出的这批人员的官方名义是“东莱府暗行御史”[82]，《朝鲜王朝实录》对于这段历史仅有这么一段记载：“本年正月中，秘命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等，前往日本视察，而名称以东莱府暗行御史，故国史只书其复命。其复命也，各有闻见记献上，而烦不可录”[83]。由此可知，这次派遣活动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是希望能够秘密进行的，之所以要保密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激起国内保守士人的不满和反对。
游览团的行程情况大致如下：1881年农历五月七日从釜山乘坐日本商船安宁丸号出发，次日抵达长崎，十四日抵大阪，十七日抵京都，二十一日抵神户，二十五日抵达东京。从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七日在东京逗留七十四天。其间往横滨、大阪等地考察。八月七日后，除鱼允中、金镛元二人外，其余游览团成员陆续分批回国，于八月二十五日全部返回釜山[84]。值得一提的是，从游览团成员的相关记录中可以看到，日方给予游览团一行的接待规格相当之高：“日人朝议以臣等之来谓之修好益笃，预饬沿路勤于接待，且遣外务省属官迎接于中路，所过之地，地方官或来见于店社，或请邀而馈之”[85]。
朝鲜政府给十二名朝士布置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考察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加记录，且要求其在回国后提交相关的报告文书。而每一位朝士的考察对象，都是各有侧重的。从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来看，大致可以确定如下成员任务分工情况：朴定阳的考察对象为日本内务省和农商务省、闵种默为外务省、鱼允中为大藏省、赵准永为文部省、严世永为司法省、姜文馨为工部省、洪英植为陆军情况、李宪永为税关情况。
以上情况主要由游览团成员归国后提交的报告推定，如朴定阳《日本内务省及农商务省视察书启》（奎章阁藏，藏书号：奎2577）、朴定阳《日本内务省视察记》（奎2576，2449）、朴定阳《日本农商务省视察记》（奎1150，2450）、闵种默《日本外务省视察记》（奎3712，3015，3711）、闵种默《日本各国条件》（奎1835）、鱼允中《日本大藏省视察记》（奎6266）、赵准永《日本文部省视察记》（奎2871，7765）、严世永《日本司法省视察记》（奎3703）、姜文馨《日本工部省视察记》（奎1834）、洪英植《日本陆军总制》（奎3271）、洪英植《日本陆军操典》（奎3710，3702）、李宪永《日本税关视察记》（奎2451）。另外四名游览团成员金镛元、沈相学、赵秉稷、李元会的相关报告书材料未见。[86]
除了提交各自负责部分的专门考察报告之外，有几位成员还撰写了以《闻见事件》为题的报告，此外，有一些随行人员也留下了若干单独成册的游记文献，包括如：赵准永《闻见事件》（奎1311-1）、闵种默《闻见事件》（奎1311-2）、李宪永《闻见事件》（奎1311-3）、严世永《闻见事件》（奎1311-4）、姜文馨《闻见事件》（奎15250）、李宪永《东游录》（古6370-2）、随员姜晋馨《日东录》（奎7774）、随员宋宪斌《东京日记》（古4710-4）。这些文献的内容更侧重于日常见闻的记载，而其中呈现了大量有关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情况。
以上提及的文献，目前并无出版，均收藏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本文所引资料，均来自奎章阁提供的文献原本，故此只能标注其藏书号。
就“绅士游览团”的影响而言，它的派遣最初虽然只是以刺探情报为目的，但游览团成员归国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从数量上来说远远超出了预想。这些有关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情报，对朝鲜政府原本就持开化观点的士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而对于保守士人群体也或多或少会产生了不小的刺激。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的影响并没有很快显现出来，但从长远来看，游览团带回来的日本经验，应该还是通过一种渐进的形式，影响到了朝鲜半岛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在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层面。
2．天津领选
比之向日本派遣“绅士游览团”一事，朝鲜政府向中国派遣“领选使”的目的性更加直接和明确，那就是派人到中国学习军械制造技术，同时购置必要的机器设备，争取尽快在自己国内设立军械制造工厂。在经过一段时间和清政府的沟通之后，清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
于是，1881年11月17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朝鲜政府以官员金允植为“领选使”[87]，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使团[88]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1882年1月25日（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六日）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及至188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批成员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与天津领选有关的核心人物就是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此人生平情况在此稍作介绍。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出身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祖上世代为官，曾有先祖最高累官至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一职。他八岁时父母双亡，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他自幼接受家学教养，十六岁前往首尔求学，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朝鲜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1865年以恩荫出任健寝郎，1868年辞官回家，1873年再次移居至首尔，1874年文科及第，1876年任黄海道暗行御史，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等职。1881年他以吏曹参议衔任“领选使”出使天津，在带领学徒工匠学习的同时，考察清朝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其间还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军变”中，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并提出“大院君乱首说”，导至清军囚大院君于保定，事后又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朝鲜先后参与创立机器局、现代海关，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朝鲜的李鸿章，是朝鲜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
朝鲜学徒工匠进入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金允植对他们分别学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而通过东、南两局总办定期反馈给金允植的《朝鲜学徒勤慢草》，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以及两局的汇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而在天津期间，金允植几乎一有空就往机器局跑，一方面是了解并监督匠徒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机器局中各厂进行实地考察。从金允植留下的记录看，他对机器局各厂的生产物件、核心技术、制造程序、产能产量，资金消耗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而从金允植的大量记述中，我们也能够真切地看到当时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发展的场景。
关于“领选使”事件，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一次使行的使命中，所谓的军械学造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如金允植自己所说的：“（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89]而这里所说的“议约事”，指的是当时美国要求和朝鲜缔结通商条约一事，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1882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对于这次事件而言，与朝美议约有关的部分更为重要，而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军械学造和联美议约是这一次“领选使”派遣活动两个同等重要的面向，就此后文将展开分析。
关于“领选”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史料，主要是身为“领选使”的金允植的相关记述材料。包括金允植所著的三种文献：《领选日记》、《阴晴史》和《天津谈草》[90]。在以往研究中，学者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的《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领选日记》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出入不大，但相对于《阴晴史》是一个经过作者本人整理和后人二次整理的文本而言，《领选日记》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91]。本文的论述，主要以《领选日记》作为主体材料展开。
关于这一次“领选使”派遣活动的评价，有韩国学者认为它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期间朝鲜国内爆发的“壬午军变”使得这次活动以半途中断的方式收场，但笔者认为，完全以失败论之太过于绝对化。1883年6月，朝鲜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在首尔三清洞北仓正式开设，金允植顺理成章地成为该机器局总办之一。而为了机器局的顺利运作，朝鲜政府特地从清朝聘请来四名工匠，于局内教习制造之法。尽管在金允植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选派到天津的学徒工匠最后去向的明确记载，但从朝鲜北仓机器局在短时间内就得以组建完成这一点大致可以推断，一部分前往中国的工匠学徒很有可能成为该局初创时的组成力量。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北仓机器局这样一个事件，和此前的“领选使”活动，不能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领选使”对于朝鲜半岛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大致可以从这一点上得到体现。
第二节 绅士游览团：朝鲜赴日使节对日本现代化场景的观察
由于“绅士游览团”肩负着“详探彼中物情”的任务，所以其成员对当时日本社会各个层面情况无不考察入微，他们回国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以及见闻记录，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设置、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乃至日常生活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载，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整呈现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面貌，在此试择取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1．政府设置
关于日本政体和政府设置的情况，主要可以通过游览团成员的各类《视察记》材料得到反映。前文已经提到，此类《视察记》涉及的内容涵盖了日本内务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司法省、工部省、陆军省以及税关（海关）等几乎所有政府设置情况，而每一种《视察记》的记载都极为详尽，其篇幅少则七八十页，多则数百页。以闵种默的《日本外务省视察记》为例，其篇幅就达到八卷四册之多，现将其目录摘抄如下：
外务省
（一）沿革和职制
（二）职掌事务
（三）各局事务章程
公信局、取调局、记录局、庶务局、会计局
（四）交聘通商
各规则、公文书式、商税论例、各国条约、居留条约、贸易则类（海关税则、贸易章程、通商章程）、六港开场、税关规例、各国税则[92]
事实上，几乎每一种《视察记》都是按照类似的体例编排撰写的[93]，而这些《视察记》的写成，一定不是某一位游览团成员仅通过眼见之情就能够完成的，而应当是直接参考了当时日本有关本国机构设置的文献，因此其反映的都是相对客观的情况，而较少有主观评价性的内容。不仅如此，这部分《视察记》材料所达到的详尽程度，使其具有某种操作上的可模仿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之后朝鲜半岛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资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亦在情理之中。当然，关于日本的政府设置的实际情况，从游览团成员的另外一类《闻见事件》材料中也有所反映，此处不再具体展开。
2．社会见闻
相对于《视察记》材料而言，游览团成员留下的《闻见事件》类材料以及一些游记类材料，可以说是对当时日本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一种更加直接和鲜活的记录，不仅读来更有趣味，其中反映的日本社会的情况也更加具体和细致。这些记录对关注19世纪末日本的研究者当都有一定的价值。以下将选取一些体现现代化变革对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材料加以介绍。总的来说，游览团的成员在日本看到了很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新鲜的事物，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现代化的产物。试举几例：
第一，铁路。
闵种默的记载：
铁道始于明治二年，自东京至横滨七十里余，自神户至大阪九十里余，自大坂至京都百二十里余，自京都至大津，大津至越前敦贺接续落成，将延全国云。已筑之程仅三百里余，筑道费千百万圆余。[94]
赵准永的记载：
火车铁路为其行旅货物之载输者也，凿山谷架川壑自东京至横滨自神户至大阪西京大津及越前敦贺共为三百余里。以铁条列路，轮行其上，带车数三十辆，前车启行，后车衔尾随之，一时顷行百余里。每数十里置一局以为行人相递之所。[95]
关于日本铁路情况的更为详尽的记录，见于姜文馨的随员姜晋馨所撰写的游记文献《日东录》中：
先于东京横滨之间自庚午三月始役至壬申九月竣工，计程里七十三里余。而大抵先治其道，遇山则凿，逢水则桥。其直如矢，小无屈曲。其平如砥，亦无高低。乃以铁杠间四五步横埋路上，次以铁线之体可载车轮者四条联络亘布于铁杠上，盖铁线中则坎而上下阔，轮铁内有郭而外边平，轮郭□于铁线转动，小无差跌。设置四条者，二条曰本线，二条曰副线，各有来车往车之殊，使不相撞破。又有支线使车轮转环之所。而车制则一架假如二间屋子，而两傍布板稍高可以踞坐，四面穿窗开合可以纳凉。一架可容数十人，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别。分等收税，高下悬殊。火轮则但设前车，次以螺线连车，一车纵一车至于数十辆之多。一火轮一时刻达于百余里之地，疾如电掣，人不甚摇。每二十里设一馆，置官人检查行旅收税。而乘车者给标，下车者捧标，标皆有上白中青下红三等之别，考此捧价，毫无紊乱。……行止必有报号，停止用赤色旗，疾行用白色旗，徐行用绿色旗，夜行以灯色为证。所载虽包裹之小禽兽之物，具有计程定税，三十斤以下五里四钱，十里八钱，六十斤以下五里八钱，十里十五钱，携禽兽则五里五厘十里一钱，至于百里以此为准。[96]
而在另外一个游记材料——李元会的随员宋宪斌的《东京日记》中，记录作者自己亲身乘坐火车从京都到琵琶湖的经历，其中还专门提到了铁路隧道的情况：
西京琶湖之间有大谷地，凿山穴通铁路者为五里。而穴作虹霓形，具以紫壁隔灰筑之，殆非人力所及，其富强可知也。[97]
第二，邮局。
关于日本邮局的设置，闵种默有如下记载：
邮便局始于明治四年设行至十二年，内国都府市邑及联盟各国文书物品往复递送之件，随其量之轻重地之远近定其赁税，规式甚多，而大概局所三千九百所。[98]
而姜文馨亦有如下记载，其中更是提到了邮筒、邮卒、邮票以及邮资等颇为细节的内容：
设驿递局，置官吏邮卒以便公私通报，其法于每町通衢竖邮便筒，或以铜铸或以石造，而欲付书信者无论远近，特书所去地名付钱标置之邮筒，则邮卒辈时时搜出，随其地方分置其次邮筒，其次所在邮卒亦搜出传次，以此为准。一日之内达于百里。至于外国绝域无所不通。……自官先造钱标，自几圆至几钱，捧钱卖标，则付书者称其书封轻重而买标付之书封。重为一钱则付十钱标，重为二钱则付二十钱标，重为三钱以上价为倍之。一年卖标金与地税比等云。[99]
第三，电报。
关于电信局即电报局的设立，赵准永有如下记载：
东京置中央局，以通四方。而其制以铜为线，架设于旱路，沉联于水中，引而伸之。两头有机，旋斡音信以洋书二十四字相报，虽千万里顷刻即达，而逐字多寡亦给其资。择要地设分局，局有八十余所，人欲私设而接官线则政府许之。[100]
姜晋馨《日东录》中对电报的记载亦相当详细：
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水上或沉水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虽万里即达也。电气之万里传信彼此只凭一盘，盘中有针，四围有字，针旋指字，随指随录，为一幅书。如指元指亨指利贞以知元亨利贞之类也。此边此针旋时彼边此针亦旋也。[101]
除此之外，从闵种默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发送电报的价格：
自东京最东者小樽局而和文四十八钱横文二圆五十钱，最西者的鹿儿局而和文四十九钱横文二圆五十钱。[102]
第四，医院。
闵种默记载了他在京都时看到的医院的情景：
病院亦在东区内，馆廨宏阔，院有长看事员二十六，生徒三百名。统一年院外院内之来惠治病者亦七千余名。治病之具专以银铜为割剥针刺之具。各属为二万余钉，每钉又不知几百千个。罗列床桌，又置治病引伸便用之各种械器，而专试洋制水药，尚延泰西教师隶工焉。[103]
此外，宋宪斌在考察了位于大阪的病院后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当然，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因为对西方医学的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
病院则左右长廊，治病之人无虑数百，而医者亦如是。治病之具多剥割穿通，如有滞症则以长络自口穿下，如大便不通则以小桶纳于肛中。不用汤剂全用丸散。人形之剥皮者□脏腑者见之极骇。病人之死者剖视脏腑以验其受病之处。其业可知其极巧而其用心则诚残忍。此岂仁人之所为哉，可怪可骇也。[104]
第五，飞脚船。
同样在《东京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日本用于国内水路客运的一种大型轮船——飞脚船的记载：
乘东京三菱社飞脚船广岛丸号者，船长六十间，广八间，高七八丈，人居之处有三层，上层及中层并居上等之人，而两行作大间架，中作小间架，每一间架仅容一人之卧，而必设毯褥必垂锦帐，当中往往设长桌连亘数十间，桌上铺锦袱金银玻璃之属，作茶器酒壶列置袱上，上设玻璃□使之通敞。夜则间一间悬玻璃灯照耀明朗。下层则船后作大间架，中小间架之屋者合为四十六人之居，其制作也可谓下等也，向前隔板作一通大房二十五间，可容百余人。其上中下三等云者，虽下等之人若出上中等船费则居上中等，上中等人若出下等船费则居下等。船之中间设火轮器械，船外两边设大铁轮，号为明轮船，内汽机一动则船外明轮随转，船行如飞。[105]
第六，潜水衣。
在宋宪斌《东京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一则关于日本人使用潜水衣的有趣记载：
筑埠人之入水底也，头面则以玻璃缸冒之，身则以不濡水之物作衣着之，足则用皮作靴而靴底则以铅为之，使之入水不浮。衣上缀于玻璃缸之下口，衣下缀于革靴之上口。又用一条通气物出于水外。水外人乘船持条随其运动笼络使之通气，则终日水中作役无碍，亦可谓巧矣。[106]
3．国债问题
几乎在每一种“闻见事件”类材料中，都提到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国债的问题，以下摘录几条材料加以说明：
国债，政府之所负公债，而所以补岁入不足者也，其财主若内国人则称内国债，外国人则称外国债，理财之间出于不得已之权道，而自日本封建世已行。然若作之证书以纵买卖则取法于欧米也。现时所负国债合计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圆。以上诸国债将期今后二十六年全偿云。[107]
此处提到的“作之证书以纵买卖”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实行了类似于发行国债券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经济运作模式，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精确到个位数的当时日本的国债数额，这个数字在其他几位游览团成员的记录中没有太大出入[108]，应该是当时日本自己的一个官方统计数据。
日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支出费用颇巨，如赵准永所言：“改制以后外交各国差遣、公使公廨之设、器械之备自多靡费”[109]，而据闵种默了解到的日本明治己卯年七月至庚辰六月的国家预算情况，一年的国家收入总计为五千五百六十五万圆余，刨去国债本息偿还和各项开支，仅余下一百五十万圆[110]。
对于当时日本的国家经济状况，作为观察者的朝鲜游览团成员各有自己的评价：
（姜文馨）国计以是不足，印刷局造纸币自己巳始用，而奸民辈偷隙赝造，真伪混淆，众皆苦之。至于金银钱则皆流入泰西诸国。虽日铸万钱可谓纸上空文，物价昂贵，民难聊生。[111]
（闵种默）所谓造纸当货者货如非货，而得之者不思储藏，用之者亦似轻易，是故钱路多歧，物价腾踊。且因商物之来市，如干金银之零货尽输于西国人之换归，而莫知如何听于民，则生涯渐益困乏，气象若不安顿，莫不有不如前时之叹也。[112]
（李宪永）国债积至于三亿万有余，于是乎预算三十年之用，则推此一事可知其枵然无实，识者之忧叹多见于言辞者矣。[113]
（赵准永）金银之货皆归外人之手只铜货与纸币流通于国内。[114]
（严世永）自明治三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发行金货五千二百万圆余、银货二千八百八十三万圆余、铜货四百八十六万圆余，计八千六万百二十一万九千圆新货之发出，如是其多，而太半输出海外以补贸易之不均。其余潜伏于国内官民间，卖卖上殆绝迹焉。今为之用者独有政府所开纸币一亿余万圆与各国银行所出纸币数千万圆。年来纸币大损价格，物价腾贵，万民困苦，虽难遽知其原因，言纸币过发遂至此弊，其说似得当。[115]
从上述材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因为偿还外部国债以及贸易逆差等皆以金银结算，使得日本国内金银大量外流，二是日本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而大量增发纸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游览团成员几乎都倾向于认为，日本的所谓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国内民众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里之所以要将国债问题拿来讨论，主要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游览团成员对于日本的国债问题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化进程在带来发展和进步的同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的因素。不管是对于日本还是中国，或许只有同时看到其现代化进程正反两方面的面貌，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所谓的现代化问题。
第三节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金允植天津领选研究
天津领选作为一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是朝鲜王朝在高宗李熙（1852—1919）执政时期，积极奉行稳健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武备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选派留学活动。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116]，特别是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同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117]。据此，不少研究都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与李鸿章的频繁会谈，对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在以往关于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外交层面内容的关注，都远远超过了对留学活动本身的关注。
就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及意义，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则更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才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后见之明，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重新回到历史，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1．天津领选的再认知
一般认为，李朝朝鲜政府之所以组织这次领选活动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为武备自强事寻策，二是以联美自保事咨清[118]。而这又都和朝鲜当时正面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闭关的终结和门户开放的标志，那么同样奉行锁国政策李朝朝鲜受到西方叩关和要求开港的压力要稍晚一些。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最后都以击退进犯取胜。高宗亲政之后，原先大院君时期的锁国政策稍有松动。1875年，日本向朝鲜构衅，爆发“江华岛事件”，第二年两国签订《朝日修好条约》，也称《江华条约》，经由此约，朝鲜事实上已向日本开放通商，但从观念上来说，朝鲜并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港[119]。
不过，《江华条约》的签订，也促使朝鲜政府认识到，不变革图强不足以抵御外侮，并开始考虑“武备自强”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高宗政府开始奉行开化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1881年1月改革官制，仿中国的总理事务衙门，成立统理机务衙门；1881年5月派遣绅士游览团访日，考察日本政府各机关、产业、教育以及军事等，同时派遣个别人员入读日本学校[120]。而这里讨论的天津领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延续之下的另一项举措[121]。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促使朝鲜开港的努力，美国更是基于对中、朝特殊邦属关系的认识，转而寻求清朝的协助，以期加快其与朝鲜缔约的进程。清政府方面出于自身考虑也认为朝美缔约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李鸿章对朝鲜陈述的联美的好处是：“联美者，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又富于财，无贪人土地之欲，先与美国商立善约则嗣后他国立约亦将悉照前稿，无见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难解纷，比不容各国偏加凌侮，此联美之利也”[122]。此外，“拒俄”也是清政府希望促成朝美缔约的原因之一。金允植在其《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提道：“俄罗斯廓其境土至于海参崴，屯兵开港，与我国边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傍也。”[123]林学忠在《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一文中也提道：“促使清政府对朝鲜开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乃是缘于防俄。1880年底俄国在远东的军事举动触动了东亚世界的神经”。[124]
美国和清朝在促使朝鲜开港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清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向朝鲜灌输开港思想。1880年10月，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于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一行访日之际，与其讨论朝鲜国内外情势和外交策略，并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亲手交与金弘集带回国，其中心思想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朝鲜策略》虽号称黄遵宪私著，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应对朝鲜问题的官方指导思想。从天津领选期间李鸿章与金允植的对谈内容，也明显能够看到其与《朝鲜策略》中论述的一致性。而其后马建忠为朝鲜代拟的朝美条约草案，也处处体现着《朝鲜策略》中的思想。李鸿章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在美使薛斐尔和朝鲜领议政李裕元、修信使金弘集之间沟通斡旋，极力敦促朝鲜尽快与美定约。
反观朝鲜的情况，高宗政府奉行开化政策的同时，还存在着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守旧士人派，他们坚决反对开港，并提出所谓“卫正斥邪论”。“卫正斥邪论”是大院君李昰应的政治主张，其内涵是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排斥“邪教”、“邪说”，尤指西洋传来的天主教以及各种西学知识，实际上就是全面反西方、反开化的论调。而高宗政府因保守派的压力，而在推行开化政策时处处受到掣肘，尤其是在开港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阻力。从金允植的《领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黄遵宪《朝鲜策略》传入朝鲜之后，是如何遭到保守派士人强烈的反对，并进而引发了伏阁上疏的情况[125]。因为国内守旧势力的反对，高宗政府始终没有下定与美国定约开港的决心，即便李鸿章再三催促其派使节至天津与美国议约，朝鲜到最后也没有派出全权使节前往，只是以派出“领选使”一事，作为一种变相的回应。事实上，“领选使”是没有议约的全权的，而当李鸿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朝鲜政府的犹豫不决的不满也是溢于言表：
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七日中堂衙门谈略
中堂曰：向日专人送函，有回信否？允曰：姑没有。中堂变色曰：是何说也！（以上口谈，通词传言。去年腊月十八日往保定府笔谈时，中堂屡嘱传达此意。其于今年二月旬前有回音。今过旬已久，而未承回音。此次说话，如终出于大不平。又时时回顾周馥等，剌剌叹咄，不知为何语。臣于回寓前，问诸通词，则以为皆闷叹我国之言云。）
……
中堂曰：贵国王书函既不来示，则但凭一介行人之三寸舌，可乎？允（金允植）曰：但念自下难便之义，见识原不到此。惟望教其不逮，以示益国便民之道。中堂曰：贵国事，常如欲吐不吐。如是而事可做乎？派员之来不来，非吾所知。而吾历年忠告，贵国尚不知厉害乎？[126]
综上，就天津领选的缘起看，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与朝鲜“武备自强”和“联美自保”的两方面想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深究之下就会发现，其最原初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向清朝学习技术，以图自强。至于联美议约一事，并不是它一开始就被赋予的一项使命[127]。那么，何以现今诸多研究，都着重于关注金允植天津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呢？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关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最为简明扼要的概述，同时也是最常为研究者提及的，当数其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的自述：
（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到津后承少荃指导，屡以约事专使函达，而我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余以是每于谈次屡被困迫而自同痴人，惟婉辞谢之而已。[128]
其中，特别是“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一句，成为一般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乃是以联美议约事为主要任务的重要依据，笔者则以为不然[129]。如果我们看完整段文字，便会从后半段自述中发现，即使金允植确实和李鸿章谈到大量“约事”，但他在其中实际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由于金允植没有被赋予议约的权力，他只是扮演了一个中、朝之间消息传递者的角色。而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换来的却是朝鲜因“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以致最后都没有定论。事实证明，朝美条约的订立，最后完全是在清朝方面（李鸿章）一手包办之下完成的，朝鲜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为他准备好的现成条约而已。而金允植充其量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性，被动地卷入了这一历史进程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还把注意力放在所谓金允植在朝美议约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是不是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呢？
一旦我们跳出了议约问题的窠臼，将视野放宽，就会容易注意到一些天津领选中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工匠、学徒的学习活动，自在笔者所指之列，对此后文将有论述。在此先要谈的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问题——金允植与“壬午军变”。1882年7月23—25日，朝鲜发生“壬午军变”[130]，消息传到中国，身在天津的金允植成了清政府第一个咨询的对象，而金允植也当即向清政府提出派兵平乱的请求[131]。1882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十）至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九）金允植随清朝军队返回朝鲜，参与平乱活动。其间，金允植又向清政府提出了所谓“大院君乱首说”[132]，直接导致了清朝军队将大院君带回中国囚拘于保定的结果。
从狭义上说，金允植中途回国的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不属于天津领选的范畴，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将其一笔带过。“壬午军变”的处理，无论是对朝鲜的历史发展还是金允植的个人发展，都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由于大院君势力的消亡，朝鲜的开化思想终于真正凌驾于守旧思想之上，使得这之后朝鲜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得以推进。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金允植来说，在这之后也逐步走向自己人生发展的制高点[133]。而这一切，和他经由天津领选的契机与清朝官员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这是天津领选的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天津领选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
原本单纯的一次天津领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打乱了节奏，金允植在天津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领选使”本身的职责范畴，先是被迫扮演没有全权的议约使，继而又主动请缨担任清朝军队往朝鲜平乱的向导官，而这一系列角色转换的积累，最后都成为他重要的政治资本。经历了天津领选的金允植，回国后逐步发展成为近代朝鲜半岛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以对清、对日外交活动而闻名，这也使得后人研究金允植时特别关注其与外交相关的层面。
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不少研究者就自然而然地对金允植天津领选过程中与清朝官员谈论联美议约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外交属性的事件投注了更多的关注，并将其作为金允植在外交领域初露锋芒的事件来叙述，而经由诸多叙述的层累，金允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逐渐被放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偏离了历史的实际。这种从特定人物的后来成就出发，对其前期活动的价值进行过度叙述和评价的例子，应该说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少见。而这也就回答了笔者之前提出的问题，即为何现今诸多研究都过分关注金允植天津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无论如何，这种后见之明的研究取向都是值得检讨的。
2．朝鲜匠徒的学习及金允植的机器局考察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回到天津领选的本位上来，看看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以及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天津的工业考察情况。处理完“壬午军变”后，金允植再次返回天津，着手办理撤还留津学徒工匠以及为建立首尔机器局而购置小机器等事宜。至此，天津领选活动在经历诸多波折之后，又回归到其最初的出发点上——为发展朝鲜自身的军工制造业培养人才和奠定硬件基础。在之前的论述中，笔者已经表达了一个观点，即研究天津领选，还是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来。
朝鲜学徒工匠抵津之后，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金允植对他们各学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
东局水师学堂高永喆、金光錬、赵汉根、李熙民四人，初隶语学；水雷学堂，崔圭汉、朴永祚二人隶焉；铜冒厂高永镒、金光錬（自水师学堂移付）、工匠何治淡三人隶焉；镪水厂金台善、工匠黄贵成隶焉；机械厂，义州工匠崔志亨、宋景和、安应龙三人隶焉；木样厂，张荣焕一人隶焉；火药厂，金兴龙、全德洪二人隶焉；化学，李熙民自水师学堂以口钝自退，请学化学；电气，赵汉根自水师学堂自退，改隶电机东局；南局画图厂，赵台源、安昱相隶焉；电机南局，即阳电也。尚沄、安浚隶焉；翻砂厂，金泰贤、崔同顺两人隶焉；机器厂，金元荣、韩得俊二人隶焉（朴奎成亦姑隶）；木样厂，金性元一人隶焉。木工稍胜于张荣焕（皮三成亦姑隶焉）；火器厂，李南秀一人隶焉。[134]
东、南两局总办会定期反馈给金允植《朝鲜学徒勤慢草》汇报匠徒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以及两局的汇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金允植所记学有所成之例：“至电气厂，尚、安两君方造信子筒，携至电箱。试放五六次。其师霍良顺也。问之，尚沄颇有才，安浚甚勤学，至一年可透五分云。”[135]金允植所记中途送回朝鲜的人员：“学徒李章焕（以无才，初不付厂）、郑在圭（亦初不付厂）、李苾善（李应浚之婿，亦初不付厂，又遭故不出）、高咏镒（隶铜冒厂，闻其亲病重之报）、金光錬（以无才自退）、李秀南（有故先出）、崔圭汉（以才不及还出）、张荣焕（以无才还出）、皮三成（以无才还出）。”[136]另有《南局总办王德均详报朝鲜学徒勤慢草》所报，学有所成之例：“尚沄、安浚二名，专学电气。该徒等尚肯用心，随问随记。电理亦能稍通。水雷店引自造自试，颇不差迟。安昱相人最聪明，官话已能渐通”；半途而废之例：“不服水土，或因事故，或鲁钝不堪造就之李南秀、李章焕、皮三成、金圣孙等四名，于本月初六日，遣回该国。”[137]而据《东局总办详报朝鲜学徒勤慢草》，去掉被开除的之外，最后实际留在东局学习的学徒工匠人数为十二人[138]。此外，还有一名工匠洪万吉在天津去世。据金允植的统计，领选活动进行到一半左右，留在天津的学徒工匠还有二十一人[139]。
在津期间，金允植几乎一有空就往机器局跑，一方面是了解并监督匠徒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机器局中各厂进行实地考察。从金允植留下的记录看，他对机器局各厂的生产物件、核心技术、制造程序、产能产量、资金消耗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这显然和他希望回国后创立本国机器局的设想是分不开的。
这里举一个金允植参观考察机器局并留下详细记录的例子：“铜冒厂。铜冒者，前镗枪耳药也。后镗枪子，亦于是厂为之。设机气大轮，连设无数小轮。不费人力，一日可造枪子几千个，铜冒三万个。然设置气轮，所费浩大。……于原厂之后，另建手器一厂。凡造铜冒、枪子，皆用小样手器，一日可造枪子几百个，铜冒几千个。虽较气轮迟速悬殊，其精致则无减。此中许、潘、文诸人及司事、工头等，皆言贵国不可不先买此手器，方有实益。”[140]类似的例子在《领选日记》中不胜枚举。
1883年6月，朝鲜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在首尔三清洞北仓正式开设，金允植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机器局总办之一。为了机器局的顺利运作，朝鲜政府特地从清朝聘请来四名工匠，于局内教习制造之法。尽管在金允植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选派到天津的学徒工匠最后去向的明确记载，但从朝鲜北仓机器局在短时间内就得以组建完成这一点可以推断，这批工匠学徒应该是成为该局初创时的中坚力量。而北仓机器局的设立，也可以说是为金允植的天津领使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3．从金允植天津领选看晚清中国二题
前文所及的内容，主要是以从金允植和朝鲜的视角展开，侧重于对以往研究该段历史时片面强调朝美议约这一点进行检讨，并进而提出一些同样值得关注的研究切入点。这些论述还是相对集中于对朝鲜历史的讨论。
事实上，天津领选是中朝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因此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在中国自身留存的史料中，除了一些零星散见的线索，几乎找不到像《领选日记》这样完整详细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允植的使行记录，就成为我们研究这一段与中国相关的历史的重要补充材料。
翻开金允植留下的日记体使行记录《领选日记》或《阴晴史》，会惊叹于其内容的丰富，其中不仅仅有他和官员对谈中反映出的清朝内政外交情况、参观考察所见的洋务发展实景，还有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社会百态、市井风俗等，在此不可能全面涉及，仅从以下两个方面举例述之。
（1）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
金允植与清朝洋务派官员的交往笔谈，约占整个使行记录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些笔谈中，出于共同关心的原因，不少清朝官员都和金允植交换了自己对当时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当时清政府对整个东亚局势的判断和应对。
比如，李鸿章与金允植谈及朝美约条之草拟时有云：
约内以顶，须添一条，大意云：朝鲜久为中国属邦，而外交内政事宜，均得自主，他国未便过问。方觉不触不背。[141]
李鸿章的意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条约中明确中朝两国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朝鲜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在万国公法的框架下，和美国以对等的地位订立条约，以使其主权利益得到保障。这是当时清政府在朝鲜开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是，这个想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在朝美立约时，“朝鲜久为中国属邦”一条没有被美国接受，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以先向美国发出“朝鲜素为中国属邦”的照会，然后缔结条约的形式来操作，但这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又如，天津海关道周馥[142]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1882年正月初十日谈草）提到俄、日问题：
周曰：俄国有书来，不宜屡据，以好辞答复而已。日本性狡，此时但其力不足耳。然贵国与中国一气，彼自不敢轻动。[143]
当时清政府对北面的俄国可以说是颇为忌惮，因此，当周馥听到金允植说朝鲜已经先后四次拒俄国书而不收，就告诫朝鲜不宜过于强硬，而应以好言婉拒为宜，以免授俄以构衅的把柄。对于日本，周馥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而他给朝鲜的建议就是只要始终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致对外，就能够自保。这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对东北亚中、朝、日、俄四国关系的理解和对策。
接下来的正月十八日，周馥在与金允植的对谈中提到了清政府为何希望促成朝鲜与美国缔约的原因，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清政府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得出的一点经验教训。
周曰：中国昔日用兵所订之约，大为吃亏。现观日人与各国，贵国与日人，贵国欲改议约稿，皆不妥当。前年本国与巴西换约，从前日人与本国换约，即非用兵时所议。大概可知也。……且贵国与他邦议约，本朝应得与闻。若援昔与日议约并未与闻为例，他国将欲继日人接踵而至，一概按日人已成之约，后患何可胜言？[144]
意思是说，在目前大的国际形势之下，开港已是势在必行，而开港必有立约一事，立约在用兵之后，战败者必受不平等的对待，因此在立约问题上，应该转变观念，以主动的姿态寻求自身权益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在逐渐融入和谙熟国际事务后，其外交观念已经产生了一种与时俱进的转变。
应该说，就当时的东亚局势而言，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微妙的，而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展开的较量也正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然而，面对日本这个正在不断壮大的潜在对手，清政府却似乎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前面提到周馥对日本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而金允植在天津接触的另一位洋务派官员机器局总办刘含芳对日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和金允植的笔谈中（1882年二月二十一日谈草）提道：
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太过。见事勇为，勤习教民之政，亦有可取。舍短取长，不改衣冠正朔，亦可。……日本之富，国债盈千万；日本之强，舍王京之兵，皆离心离德。所谓富强者，乃自夸，亦自解也。……西国之有识者，皆称日人曰猴。猴之性，见人为亦为之，而莫知之其所以耳。[145]
可见，对日本发展势头的低估和放松警惕，大概是当时清朝官员的通病，通过这一点，我们对若干年后清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意料之外的惨败或许更能够理解一些。
（2）晚清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之后，机器制造业在军工制造活动的带动下，可以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洋务运动从政治的层面来讲最终是以所谓的失败告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期间建立起来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朝鲜使者金允植的眼中，1882年天津的机器制造业发展已经达到了足以令其惊叹的地步，而作为中国人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似乎并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兴奋，这恐怕又是有个后见之明在作祟吧。不如就让我们试着通过他者的眼睛，重新看看那一段过去的辉煌。
1882年3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日），金允植第一次参观天津机器制造局，当即被规模宏大的大机器生产的场面所震撼，他在日记中为我们记下了他当时的所见所感：
饭后又与蒹山历观机器、翻砂、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各有汽气大轮，诸小轮随而旋转。下施机括，上架铁筒，连延相贯数三十间。千百机器，皆用一轮之力。有右旋者，有左旋者，有向下穿孔者，有从傍钻穴者，有截铁者，有磨刀者，有砻削木者。有碾铜者、融化铁者、出入冷热水者。如浑盖旋运，日月五星，各循其度。疾舒纵横之不同，殆匪夷所思。最是电气逼夺造化，不可形喻也。[146]
除了宏大的机器生产场面，金允植在天津期间还看到了很多对他来说十分新鲜的器物，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他在天津看到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的试造：
由东城而下，见有一只小火轮船，新制，外置河沟。军人方凿沟贮水，将运至天津。李中堂方欲广造轮船，先试此小样也。夜深不得上船，观制造之样。……十六日……仍往昨日所至处登观。轮船长可八间，广可二间有余。船头设汽气烟筒，船头设铁轮。中间机括相通。具体而微。内设坐，房铺鲜明，四面设琉璃窗，垂以彩幔。壁上多挂钟表。是中堂所坐处云。[147]
又如，他见到中国第一批电话机的仿造：
至电机局，见语话筒，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略可辨认。亦外国贸来者。此厂工头周长庆将仿造云。[148]
另外，他还看到了中国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自此见电线。起于天津，达于上海，四千余里。数十步立一杆，挂铜丝两条，相续于路。行人由其下往来，无敢伤损，可见立规之严也。[149]
除此之外，金允植还意外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1882年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技术骨干人员的名单：
东局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顾敦彝、杨春选，
洋文教习严宗光、许兆基、曹廉正，
洋枪队教习卞长胜。
水雷学堂汉教习邵瑞琮、梅暎桂，洋教习郑宇澄。
南局牛星斋昶炳、龚鲁卿照玙、董芸阁，
东局木工房教习工匠候永顺，
机器房教习工匠童修元、王起、孙起堂，
工头王起顺、鲍义杉、梁阿生、黄润秋，
木工头周长庆，
铜冒房工头赵顺、陈正、蒋得发、赵得成，
火药工头王永来、刘德、潘起、刘长泰，
镪水唐明义。
南局前厂姜瑞永、宋瑞阳、吴灯高，
机器后厂吴凤珊，翻砂厂欧阳满。
电气、画图、木样霍良顺，
又有曾左德、潘明谭、文华三人。[150]
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历史，或许这份名单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这一份名单，我们还可以大致估算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规模和人力配置的情况。
最后，笔者还想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金允植在津期间向清政府报告了一起学徒遭劫事件，当时他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昨早，学徒李礥先由天津机器局起身，随带行李、银物等物，行有五十里之遥，过金钟河，在宁河县所管大封桥里许，北至怀鱼闸十八里，南至山岭庄十五里地方，遇贼四人。年纪约三十多岁、二十多岁不等。并未骑马，各人手执小洋枪。所有银子、衣服，尽被抢去。幸得保命还归。[151]
我们看到，在这起抢劫事件中，出现的四名劫匪，竟然“各人手执小洋枪”，这样一起运用新式武器抢劫的事件，大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中国，洋枪已经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事实上从金允植另外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军械制造的产量已经相当之高，而这些劫匪所使用的“小洋枪”，或许就是价格并不昂贵且并非难以获得的国产火枪。通过这一件小事，我们又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当时清朝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以上笔者只是分别挑选了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材料，来扼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金允植的使行记录中可供利用的材料远不止于此，经由这些材料可以讨论的新问题更加不少。关键是我们要对此类材料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类似于“从周边看中国”这样的有助于发现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研究思路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总的来说，在清帝国斜阳西下之时，天津领选的发生，使得它和近在咫尺的邻邦朝鲜之间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通过对这一次亲密接触的考察，我们一方面看到，朝鲜不管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总算是获得一些促使自身加速走向开放、加快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借助朝鲜人的眼睛，我们看到老朽的清帝国就像注入了几剂强心针，有了一些回光返照的迹象，当然最后还是难以摆脱走向衰亡的命运。知识和技术的及时更新相对容易，观念和制度根本改变却最为艰难。而在后者的拖累下，前者也难以真正完成扭转一个垂老帝国命运的使命。
尽管如此，对于后人来说，却也不应该仅仅看重一个所谓的结果，更不能因为一个所谓失败的结果而否定曾经有过的努力实践和既有成果。历史绝不是铁板一块，它具有太多的复杂性。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材料回到历史，去重现一个个历史的细节，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些复杂性的各个层面，从而去为还原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丰满的、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提供填充物。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丰富我们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过去的，同样也是关于现在或将来的。
小 结
属于19世纪末期朝鲜半岛的两个历史事件，为我们呈现出了同一时空下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历史场景。尽管两者所呈现的面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改革，最终使其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层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但是全面急进的发展力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财力的空虚。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现代化变革，具体来说就是先行发展机器制造业和军工产业，同样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并且可以说并不落后于日本，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和观念的局限性太强，致使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没有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朝鲜王朝意识到需要开化和武备自强的时候，虽然起步稍晚，但他所面对的机遇其实是空前优越的，在邻近的中日两个国家已经探索了一段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并将一些经验教训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过来之后，它事实上拥有很好的条件可以综合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取长补短的学习和实践，而朝鲜事实上也正打算这么做，但是当时的问题是他没有能够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来发展自己，最终内忧外患的大环境阻碍了其顺利向前发展的脚步。我认为如果将以上这些情况联系到一起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幅完整的19世纪末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图景。
“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比较中日现代化改革场景的绝好机会，事实上，这样一种机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和唯一的。随着近年来学者对韩国所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利用，有两大类的资料逐渐浮现，一是朝天录和燕行录资料，即朝鲜使节往来中国的记录，另一类是通信使文献，即朝鲜使节往来日本的记录，而如果将这两部分资料联系到一起，有很大的可能我们可以找到某一时期有关中国和日本两边情况的同时记载。本章所涉及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燕行使和通信使的范畴，但基本上也是上述史料状况的一种同质性表现。而这样的一种史料状况，在合适的研究者那里，有很大几率可以催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成果。
当然，这还不单单只是史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史料状况形成的历史背景，才更是有意思的话题。与其说通过韩国留存的史料可以将中日两国的历史叙述联系到一起，倒不如说朝鲜半岛在历史上的东亚三国关系中本就扮演着有趣的中间人的角色。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史料留存状况还是历史角色特殊性的考虑，都不难看到朝鲜半岛因素在未来的东亚史研究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东亚史、东洋史等提法，在当下的历史学界，多数学者非但不会感到陌生，而且还往往乐成其拥趸，这实际上是对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理念和方法的认同。西方学界之所以强调亚洲史或者东亚史，或多或少是源自其学术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对于区域史研究的热衷。而对于东亚这一范畴所直接指向的中国、日本、韩国而言，其学界在接受这一点上更没有太多的观念障碍。在东亚三国学界对于东亚史研究的重视这一点上，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某些学术主张的强势影响，但归根到底应该看到，其各自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仍是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比如中国学界向来有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等提法，日本学界虽有“脱亚入欧”一面，但其“大东亚”的学术传统亦始终在基底流淌，韩国学界亦历来有重视东洋史研究的传统。姑且不论目前的实际情况如何，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本就身处东亚的三国学界，从长远来看，在研究自身的问题上定然有着西方学界所不具备的优势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东亚史研究强调的是将东亚这一区域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这里所说的整体，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联系。具体地说，在东亚这一区域范畴内，针对某一特定现象或事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域之间能否找到某种关联，继而将其作为整个东亚的问题加以理解和认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如果所谓的东亚史只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各国从各自立场和角度进行不同表述，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东亚史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或者说一种可能性，即以往按照东亚三国的国别史展开的叙述，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纳入到东亚地域的整体框架中重新加以考量，如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相对宏大的背景之下更好地理解某些问题。
余论 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
本书从东亚“书同文”的现象谈起，结合近来学界颇为热门的“汉字文化圈”的研究展开讨论，将东亚文献学研究带来大量域外汉文文献浮现这一硕果，从史料的充实和丰富的角度，与历史学的研究建立联系，提出东亚历史上一度存在“同文书史”现象及其相应的汉文文献留存状况，对于今天的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关注的重点有二：一是文献，二是视野。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新史料的出现推动历史研究跨越式的发展，已经被大量事实和经验所证明，而我们今天或许就身处又一个这样的学术史历程之中。域外汉文献作为一种大体量整体浮现的历史资料，很可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有一个全新的转向。而视野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即使文献摆在面前，如若有正确对待文献的学术眼光，文献的价值也难真正显现。
应对东亚地区域外汉文文献大量浮现的状况，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需要有一种更加宏观的学术视野，姑且称其为东亚视野，如何在东亚视野下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应对史料状况新变化所应做出的最基本的学术视野调整。笔者认为，在东亚视野下研究中国，核心就是将中国视为东亚区域的一部分，通过考察其与区域内他者的关联和互动，寻求对中国历史面貌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这一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将注意力转移到整体的东亚而消解了中国，相反是将东亚作为一个背景，关注的主体始终是中国。
客观地说，东亚内部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面对处理关于东亚的问题时，还是很难摆脱本国立场的影响，所以其出发点往往与西方学者将东亚纳入区域史脉络进行整体性考量不同，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选择。在处理中国历史研究和东亚历史研究的关系时，坚持以中国为主体，将东亚作为背景和视野，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事实上，当我们在东亚视野中借助外部资源深化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理解的同时，也是在为整体性的东亚历史新叙述作出贡献。此即“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之所指。
文献和视野的关系又是相互的，文献的丰富要求视野随之放大，而视野的扩宽也会带来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域外汉文文献中，哪些资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资源？随着学术视野的放宽，资料边界亦将随之拓展。从关注直接记载中国的燕行文献，到发现反映朝鲜和日本之间关系的通信使文献同样对理解中国历史有帮助，这一过程背后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研究中国的人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国，或者不一定直接记载中国的资料，其实也有“中国”在。在我们面对域外文献时，不妨将这句话作为耳边时时响起的提醒。
鉴于研究能力有限，本书在阐述对于域外汉文文献和东亚史研究视野的基本理解之后，只能就一个具体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即以保留在韩国的朝鲜半岛汉文历史文献为研究资料来讨论近世中国的一些问题。相对来说，这大概是一个最容易进入的角度，朝鲜半岛是中国周边保留汉文历史文献最系统数量也最多的地方，而“近世”这一时间段的截取，也是因为相关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
在绪论部分，笔者用较大篇幅呈现了韩国留存的朝鲜半岛汉文文献的基本状况，并具体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的文献，这些文献有的已经被中国学者频繁使用，有的则还尚处于初步受关注的状态。同时，笔者还提出了从关注朝鲜王朝实录转向关注朝鲜官署记录文献、从关注燕行文献转向关注韩国文人著述这一史料视野扩展的思路，这些转向其实也是研究深入之后的必然趋势。笔者在介绍文献基本情况的同时，还顺便介绍了各种文献数据化的情况并提供了相应的数据库网站链接，这些信息对中国研究者相当重要，在史料获取的便利性方面，韩国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笔者选择借助一系列历史个案研究，试图呈现出如何在东亚视野下利用韩国汉文文献来研究中国历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这些个案有的涉及学术的交流，比如朝鲜人对阳明学的认识；有的涉及思想的演变，主要是关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问题；在地域上，这些研究亦并不局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而是拓展到了其他两个重要的东亚文化体——日本和越南，讨论了朝日之间通信使的问题和朝鲜与安南的文化交集问题等，借以展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在时段上，个案研究的下限也放到了19世纪末的近代，讨论了朝鲜对于中日两国现代化改革后的社会场景的观察。
这些个案研究的呈现，主要的目的还是放在史料的呈现和视野的讨论上，所以其中更多的是注重一些原始文献的呈现和宏观的视野分析，对于材料的深度分析或者横向讨论比较欠缺。同时，个案研究中，在所引域外文献与中国自身文献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并没有作太多的展开，其中很多的问题，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既是笔者自己今后将继续的工作，也欢迎其他研究者加入讨论。
利用域外汉文文献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和选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有些研究者可能会认为，在阅读域外汉文文献的问题上，中国研究者比韩国、日本学者更具优势，因此只要文献在手，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搞研究。其实不然，域外汉文文献虽然是以汉字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就其产生的地域性和文化背景而言，还是有其相当大的独特性，若不理解其文化背景，对这些文献的解读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比起关起门来搞研究，与相应国家研究者的学术交流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所关注的主要是朝鲜半岛方面的汉文文献，因此对中韩学术交流的情况有些体会。就总体感觉而言，目前中国历史学界与韩国历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还相当不够。长期以来，中韩两国的历史研究者，似乎有一种互相看不上彼此研究的态度，因此交流的意愿也不太强烈。这种状态关键还是因为缺乏了解所致。中韩建交只有短短二十多年，两国建交以前，彼此学界没有沟通，韩国学者对中国学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误解，建交以后情况虽然在改变，但改变的速度显然还不够。而中国学者认为韩国学者历史研究水平不高，总的来看也是因为一种固执的误解和缺乏开放和了解的心态所致。
就当下的形势来看，中韩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应该也急需得到加强，而关键的第一步是双方都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了开放的心态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讨论话题，而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共同话题，因此中韩历史学界的交流应该是有极好的基础的，关键就是行动起来。笔者注意到，当前韩国学界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学者历史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引介工作，但中国方面相应的举措却较少，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的韩国研究中心，事实上韩国历史学界历来亦有大量有关中国和东亚历史问题的优秀著作，我们同样可以开展翻译和引介的工作，这是达到相互了解的关键性步骤。
“书同文”带来的东亚汉文文献留存，无疑为我们在全新的东亚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然而，“同文书史”是东亚共同的传统，中国不应该是这一传统唯一的受益者。虽然今天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都已经与自身历史上的汉字传统渐行渐远，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国家留存的汉文文献仍是属于其各自的无可争议的历史文化遗存。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些文献有域外镜鉴的价值，对这些国家本身来说，它们更是有重拾传统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东亚汉文文献的关注和研究，应该是东亚各国历史研究者的共同使命。如果东亚各国的研究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形成研究的合力，在共同追寻传统价值的过程中，对当代问题或许也能形成一定的互谅、共识和理解。“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东亚每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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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文馆志》（二册），首尔大学奎章阁，2006年。
《增正交邻志》，首尔大学奎章阁，2007年。
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全三册），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2008年。
金允植著《领选日记》，收入《燕行录选集补遗》，中册。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续编》（全五十册），韩国尚书院，2008年。
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便览》，韩国古典翻译院，2010年。
三、日本
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东方书店，1981年。
辛基秀、仲尾宏编《（善邻友好的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1—8册），明石书店，1994年。
池谷望子等编《朝鲜王朝实录琉球史料集成》，榕树书林，2005年。
日本史料集成编纂会编《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料集成：李朝实录之部》，图书刊行会，2007年。
II 论文集和工具书
赵北耀主编《薛瑄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
韩国系谱研究院编《韩国人族谱》，［韩］日新阁，1977年。
韩国人名大事典编纂室编《韩国人名大事典》，［韩］新丘文化社，1986年。
III 专 著
一、中国
李光涛著《多尔衮征女朝鲜史事》，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
张存武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黄国安等著《近代中越关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杨昭全、韩俊光著《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
张秀民著《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李元庆著《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陈尚胜等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
刘为著《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
李花子著《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犯越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刘顺利著《王朝间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张伯伟著《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
金程宇著《域外汉籍丛考》，中华书局，2007年。
蔡毅著《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
刘玉珺著《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左江著《李植杜诗批解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
［韩］崔英辰著，邢丽菊译《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8年。
伊原泽周著《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白化文、李鼎霞校点《参天台五台山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
［日］松浦章著，郑洁西等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李甦平著《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李善洪著《朝鲜对明清外交文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周振鹤著《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邱瑞中著《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徐东日著《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2010年。
刘顺利著《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学苑出版社，2010年。
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葛兆光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
张伯伟著《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
张伯伟著《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杨雨蕾著《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韩］琴章泰著，韩梅译《韩国儒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陈小法著《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
李庆著《海外典籍与日本汉学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陈益源著《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年。
静永健、陈翀著《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
王晓平著《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中华书局，2011年。
陈捷著《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中华书局，2011年。
张伯伟著《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日］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三联书店，2012年。
朱莉丽著《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葛兆光著《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
［日］上田信著，高莹莹译《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韩国
金泰俊著《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首尔：韩国研究院，1977年。
震檀学会编，李瑄根著《韩国史》，乙酉文化社，1980年。
郑玉子著《朝鲜后期中华思想研究》，一志社，1998年。
李惠成（
）著《朝鲜通信使的文学》，梨花女大出版部，1996年。
宋成哲（
）著《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沟通（友情与背叛的五百年）》，东亚西亚出版社，2006年。
曹奎立（
）等编《朝鲜通信使使行录研究丛书》（全十三册），学古房，2008年。
三、日本
姜在彦日文译注《海游录：朝鲜通信使の日本纪行》，平凡社，1974年。
李进熙著《李朝的通信使——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朝鲜》，讲谈社，1976年。
辛基秀著《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每日新闻社，1979年。
上田正昭编《朝鲜通信使——关注善邻和友好》，明石书店，1995年。
李元植著《朝鲜通信使研究》，思文阁，1997年。
高正晴子著《朝鲜通信使的响应》，明石书店，2001年。
郑章植著《使行录所见朝鲜通信使的日本观——江户时代日朝关系》，明石书店，2006年。
片仓穣著《朝鲜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报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福村出版，2008年。
Iv 论 文
一、中国
翁独健《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序言》，载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册，第一—三页。
蒙培元《薛瑄学术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73—78页。
郝星久《薛瑄的教育思想》，《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第98—102页。
杜江《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第61—67页。
魏宗禹《薛瑄思想特点三论》，《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第59—64页。
周庆义《从孟、荀论性说观照薛瑄复性论》，《运城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56—59页。
徐远和《薛瑄的“实学”思想探析》，《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第37—41页。
孔祥林《朝鲜的孔子庙——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象征》，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第108—114页转第48页。
姜国柱《薛瑄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62—69页。
王政尧《〈燕行录〉初探》，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8页。
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蒙古族作家博明生平事迹考略》，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64—67页。
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第74—80页。
杨雨蕾《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第55—63页。
冯天瑜《“汉字文化圈”刍议》，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第1—6页。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第29—58页。
刘静《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载《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34—38页。
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14页。
许齐雄《我朝真儒的定义：薛瑄从祀孔庙始末与明代思想史的几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7年第47期，第93—114页。
许齐雄《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晋阳学刊》，2007年第4期，第32—34页。
李海林《薛瑄从祀孔庙缘由》，载《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9、124页。
许齐雄《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载《明清史集刊》，2007年9月，第49—61页。
杨雨蕾《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85—93页。
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载《文学遗产》，2008年1月，第114—131页。
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9页。
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载《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0—18页。
徐东日《朝鲜朝燕行使节眼中的乾隆皇帝形象》，载《东疆学刊》，2009年第4期，第13—19页。
李永春《简论朝鲜通信使》，载《当代韩国》，2009年春季号，第73—79页。
杨剑兵《〈樵史通俗演义〉作者考辩》，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第284—291页。
许齐雄《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在官学和科举的结合——以薛瑄思想为例》，载［台］《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第87—112页。
张崑将《16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辨及其意义——以许篈与袁黄为中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第55—84页。
王元周《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47—55页。
张士尊《明代辽东书院述略》，载《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2—36页。
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收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362—382页。
葛兆光《“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84—92页。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载《文史哲》，2010年第1期，第18—25页。
柳森《国内近三十年来关于六世班禅朝觐研究综述》，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4月，第1—5页。
陈小法《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88—92页。
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载［台］《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2011年3月），第153—187页。
李海林《关于薛瑄从祀孔庙的两个问题》，载《兰台世界》，2011年第28期，第30—31页。
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9月，第63—70页。
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第13—29页。
彭敏《元结纪咏诗文研究——以湖南浯溪碑林与越南燕行文献为中心》，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6—20页。
陈正宏《越南燕行使者的清宫游历与戏曲观赏》，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第31—40、159—160页。
王鑫磊《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随槎录〉的史料价值——兼谈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9—29页。
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第55—67页。
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载《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62页。
李善洪《朝鲜对华朝贡关系文书集〈槐院誊录〉管窥——以韩国藏书阁所藏〈槐院誊录〉为中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第83—87页。
二、韩国
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载《历史学报》，第十七、十八辑合辑，1962年，第277—312页。
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年，第105—142页。
姜周镇《〈海行总载〉解题》，收在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一册，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77年，第3—28页。
吴钟逸（
）《阳明传习录传来考》，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第67—86页。
金相淏《朝鲜时代公文书管理》，载《书志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157—175页。
权五凤（
）《日本江户幕府通过朝鲜使行对韩国儒学的接受》，载《安东汉文学论集》第2卷（1991年），第789—813页。
金泰准（
），《冲击和调和：十八世纪韩日文化交流的面貌——以江关笔谈为中心》，载《东方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第2卷（1992年），第735—767页。
河宇凤《元重举的日本认识》，载《李基白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1994年），第1228—1264页。
李敬元（
）《朝鲜通信使随行乐队的音乐活动考》，载《韩国音乐学论集》第2卷（1994年），第325—369页。
南权锡《关于新发现之卢以渐〈随槎录〉书志的研究》，载《图书馆学论集》第23辑（1995年），第405—437页。
孙承喆《朝鲜时代对日本天皇观之类型方面的考察》，载《史学研究》第50期（1995年），第217—249页。
李元植《由通信使记录看对日本的认识》，载《国史馆论丛》第76辑（1997年），第292—312页。
苏在英《〈海行总载〉的作品论》，载《慕山学报》1998年第10期，第381—402页。
张荣哲（
）《对朝鲜通信使仪礼性的考察》，载《教育理论与实践》第9辑（1999年），第233—249页。
权延雄《卢以渐的〈随槎录〉：解题和原文标点》，载《庆北史学》第22辑（1999年），第141—239页。
金东锡《有关卢以渐〈随槎录〉的研究——与〈热河日记〉比较的角度》，载《韩国汉文学研究》第27辑（2001年），第259—302页。
甘宪华（
），《朝鲜通信使的绘画交流：以17、18世纪为中心》，载《东北亚文化研究》第一辑（2001年），第83—115页。
韩泰文《通过通信使往来展开的韩日文化交流》，载《韩民族语文学》第45卷（2004年），第421—448页。
金暻绿《朝鲜后期〈同文汇考〉的编纂过程及其特征》，载《朝鲜时代史学报》第32期（2005年），第185—226页。
金德真（
）《1763年通信使的使行费用的规模和意义》，载《历史学研究（原全南史学）》第25卷（2005年），第105—144页。
孙灿植《从〈赵完璧传〉看芝峰李睟光的越南认识》，载《古小说研究》第21辑（2006年），第215—247页。
鲁成焕《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端午节》，载《日本文化学报》第33卷（2007年），第259—279页。
权赫来《〈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载《语文学》第100辑（2008年），第205—234页。
河宇凤《朝鲜时代的通信使外交和仪礼问题》，载《朝鲜时代史学报》第58卷（2011年），第65—95页。
赵家元（音译）《李睟光〈赵完璧传〉的书写性特征》，载《文章语文论集》第48辑（2011年），第1—40页。
金东锡《朝鲜后期燕行录的美学特质：〈随槎录〉与〈热河日记〉的内容比较》，载《东方汉文学》第49辑（2011年），第191—221页。
具智贤《17世纪通信使笔谈中出现的韩日间书籍交流的情况》，载《韩国汉文学研究》第47期（2011年），第527—551页。
朴元镐《
提言》（为《作为东亚史的韩国史》一书所作的最后提言），载《历史学报》第216辑（2012年），第33—55页。
金尚朝（
）《青泉申维翰的日本认识和对雨森芳洲的理解》，载《瀛洲语文》第23卷（2012年），第311—337页。
三、日本
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载《朝鲜学报》，1954年第6卷，第1—12页。
李豪润《16世纪朝鲜知识人の「中国」认识——许篈の「朝天记」を中心に》，收在立命馆大学编《コリア研究》第2辑（2011年），第81—96页。
v 学位论文
一、博士论文
金圣培《金允植的政治思想研究》，韩国首尔大学，2001年。
马靖妮《〈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
杨盼盼《朝鲜使臣眼中的道光朝》，山东大学，2008年。
颜宁宁《金景善的〈燕辕直指〉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
杨昕《“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
高琼《生命践履与“通天性”——薛瑄哲学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韩龙浩《19世纪〈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李根硕《朝鲜的中国想像与体验（从17世纪到19世纪）》，北京大学，2012年。
二、硕士论文
李海林《薛瑄对程朱理学的体认与实践》，山西大学，2007年。
李承姬《〈通文馆志〉考述》，复旦大学，2010年。
宋先超《〈备边司誊录〉史料价值初探》，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刘波《〈同文汇考〉史料分类述要》，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周亮《清代越南燕行文献研究》，暨南大学，2012年。
张茜《清代越南燕行使者眼中的中国地理景观》，复旦大学，2012年。
宣丹丹《〈通文馆志〉研究——以朝鲜与清朝朝贡关系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
刘嘉元《17—19世纪朝鲜通信使的汉字书写》，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
vI 其 他
董少新《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学术、政治与历史世界的构建》，载《文汇报》2013年3月4日，第00Ｃ版。
刘倩《汉文化整体研究——陈庆浩访谈录》，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第153—158页。
陈庆浩《汉文化整体研究三十年感言》，载《书品》2011年第5期，第31—34页。
后 记
2008年秋，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专业毕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工作。博士在读期间，我师从章清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而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看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代际冲突问题。进入文史研究院工作，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专业方向的改变。
当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葛兆光教授的主持下刚刚创立，葛老师给新成立的研究院确定了特点鲜明的五大研究方向，其中最核心的方向就是“从周边看中国”。2007年12月，文史研究院成立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以“周边看中国”为主题，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全程旁听了会议，受益良多，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在那时候，一扇全新的学术之门在我面前打开了，而不久之后，我走了进去。
在确定进院工作以后，我和葛老师有了第一次正式的面谈。因为听说葛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厉，加上我对自己的学术能力超没自信，所以在那次见面之前，我除了有些许兴奋，更多的还是紧张。可是从进到光华楼二十八楼葛老师的办公室并和葛老师促膝对坐的那一刻起，我感受到的就只有长者的慈祥，而丝毫没有传说中的严厉，这一印象至今没有改变。我记得，在那一次会面中，葛老师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的学术方向需要调整，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说好，事实上我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时葛老师还鼓励我说：“不要急，可以慢慢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动作确实有点慢。
要确定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其实并不容易，刚开始，我除了意识到应该和研究院的学术方向尽量靠拢之外，并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在我寻找新课题的过程中，葛老师时不时给我一些资料看，比如张存武先生的《中韩关系史论文集》以及他请人帮忙从韩国拍回来的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的电子图片等。之后，我便开始阅读燕行文献，并关注起中韩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问题。
工作以后我做的第一个具体研究是金允植天津领选，最初是因为看到葛老师《揽镜自鉴》一文中提到这个事件，而这一事件所发生的时段是在晚清，和我原来关注的时段比较接近。为此，我看了葛老师给我的燕行录全集电子版中所收金允植的《天津谈草》，请朋友从韩国买了金允植的日记《阴晴史》，又因为参与整理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机会而接触到金允植的《领选日记》。在这些材料基础上，我完成了《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一文，经葛老师推荐发表在《复旦学报》上。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发表论文，当时已经是2010年的春天。从那之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韩国汉文文献方面，并致力于利用韩国汉文文献讨论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问题。
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我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前往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访学，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极大深化了我对韩国汉文文献的了解程度，也直接促成了我之后几项研究的完成。我对韩国汉文文献的关注从燕行文献扩展到更广泛的视野，与那一段经历直接相关。回国之后，我结合自己对韩国汉文文献状况的把握，开设了《周边国家汉文文献选读》的研究生课程，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教学相长，不断完善自己对于韩国汉文文献的理解。同时，通过教学和研究的同步展开，我也逐步形成了关于在东亚视野中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而这些就是今天我在这部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从2008年工作至今，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这六年里我经历了一个重头来过的过程，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辛苦的历程，反倒是乐在其中，因为我所经历的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有趣的事物。同时，这样一个过程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所谓学术其实并无界限可言，对一名历史研究者来说，基本的学术训练都是一样的，至于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从积累到释放的过程罢了。期间，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学术视野。
葛兆光教授为文史研究院选定的第一个方向是“从周边看中国”，倡导利用处在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历史上所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研究中国，这就是一个新的学术视野的提出。葛老师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在朝鲜燕行文献的研究上，并将其研究集成了一部颇有学术分量的《想象异域》，而最近他又发表了讨论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史料价值的文章，论述朝鲜和日本交往的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这些研究都堪称是拓展学术视野的典范。“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是葛兆光教授在“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丛书序言中的话。学术视野，大概是在博士阶段之后一直会伴随研究者整个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东西。这些年来，能够近距离地接受这种学术视野的熏陶，并且有机会亲身实践之，是我最大的收获。
六年了，再不交出一点作业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这部还不算成熟的书，就算是一点象征性的交代吧。至于说要向谁交代，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串列不完的名单。首先当然是我的授业恩师章清教授，这几年他的“不务正业”的学生做的这些事，希望不至于令他太失望。然后就是六年来指导帮助我最多的葛兆光教授，感谢他对我这个成长缓慢的下属的耐心和宽容。接着是我的父母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许颖、女儿王梓童，她们永远是我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当然，还有所有文史研究院的我可爱、可敬的同事们，特别是董少新、邓菲、朱莉丽以及金秀英、肖军、杨琴，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让我感到无比愉快和温馨。六年来，在学术道路上还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提点，比如周振鹤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张翔教授、孙卫国教授、羽田正教授等，也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学友的协助，如李妍承、曹苍录、邢丽菊、陈文彬等，在此同样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要感谢的师友着实还有很多，在此不及一一致谢，敬望谅解。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先后因不同课题得到一些项目资助，包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985二期”项目（2009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2010年）、上海市教委“晨光学者”计划项目（2011年）、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年）、复旦大学“卓学计划”项目（2012年）。由以上项目所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均有体现，在此一并鸣谢。
本书第一、二、五章的内容，是我在前期发表于《复旦学报》、《史林》、《韩国研究论丛》等刊物的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来，其余部分此前则未及发表。也因如此，在我交付出版社的书稿中，错漏之处颇多，而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胡春丽博士在后期书稿整理和校对工作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此致以万分的感谢。
最后，对于本书能和朱莉丽、张佳、段志强等几位同事的著作一起列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编的“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第一批出版，我深感荣幸。
书中多有不足之处，敬请各方指正。
王鑫磊
2014年10月9日于
复旦大学光华楼
【注释】
[1]李睟光著《赵完璧传》，收入氏著《芝峰集》，卷二十三，“杂著”。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四册，第252—254页。
[2]郑士信（1558—1619），字子孚，号梅窓、神谷。朝鲜清州人士。1582年文科及第，历任礼曹正郎、弘文馆修撰、掌吏院判决事等职，1610年任贺冬至使出使明朝。其生平参见氏著《梅窓集》，卷五“附录·行状”，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十册，第464—466页。郑士信《赵完璧传》，收入氏著《梅窓集》，卷四，“传”。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十册，第462—463页。
[3]李埈（1560—1635），字叔平，号苍石、酉溪，谥号文简。朝鲜兴阳人士。柳成龙门人。1591年文科及第，历任工曹参议，承政院右承旨、吏曹参判、弘文馆提学等职，1604年任奏请使书状官出使明朝。其生平参见蔡济恭著《樊岩集》，卷三十九，“行状·苍石先生李公行状”，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三十六册，第199—213页。李埈《记赵完璧见闻》，收入氏著《苍石集》，卷十二，“杂著”。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四册，第446页。
[4]金允安（1562—1620），字而静，号东篱，朝鲜顺天人士。柳成龙门人，1612年文科及第，历任司宰监直长、大丘府史等职，其生平参见氏著《东篱集》，卷五，“附录·行状”，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85—87页。
[5]李埈记载：“金君而静，闻此事于赵生，语余甚详，异而识之，下一转语，以备史氏之采取”，见李埈《记赵完璧见闻》，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四册，第446页；而郑士信亦记载：“此事金直长允安而静云”，见郑士信《赵完璧传》，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十册，第463页。
[6]李埈、郑士信都曾为李睟光的文集写过跋，如李睟光《芝峰集》卷八所收“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下，就有李埈和郑士信二人的题跋，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六册，第91页。又，前已提及李埈为李睟光撰写行状一事。由此可见李睟光、李埈、郑士信三人关系密切。
[7]冯克宽（1528—1613），字弘夫，号毅斋，别号敬斋，安南后黎朝山西石室县冯舍乡人。1580年进士及第，历任都给事中、鸿胪寺卿、工部右侍郎。1597年，出使明（转下页）（接上页）朝。其后历任户部、工部尚书，爵梅郡公。著有《使华手泽诗集》、《言志诗集》、《冯太傅诗》等。其生平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解题。
[8]关于李睟光生平情况，可参见：（1）［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三十四册，探求堂，1968年，第312页；（2）张维所作李睟光行状，收在李睟光《芝峰集》，附录卷一，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六册，第318—323页，亦收在张维著《鸡谷集》，卷十五，“行状五首”，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九十二册，第248—253页；（3）李埈所作李睟光行状，收在氏著《苍石集》，卷十八，“行状”，见《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四册，第574—580页；（4）李敏求（李睟光第二子）所作李睟光行状，收在氏著《东州集》，卷六，“行状”，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九十四册，第350—359页。
[9]比如朝鲜后期著名学者李德懋就曾在其所著《清脾录》中以“芝峰诗播远国”为题，专门记录这一事件，同时也提到了赵完璧其人。见李德懋著《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五，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五十八册，第60—62页。
[10]李睟光《芝峰集》，卷十六，“续朝天录”载：“丁酉赴京时，遇安南使臣冯毅斋克宽，留诗为别。顷年本国人赵完璧者陷倭中，随商倭往安南。其国人颇有诵鄙诗而问之者。后完璧回本国，传说如此。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历世莫通，况海路之险远乎，事亦奇矣。”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六册，第157页。
[11]可参见此前提及的李睟光行状和诗文集序跋。
[12]后人引述或转载赵完璧事件例子有：（1）安鼎福（1712—1791）的《木川县志》（1817）中抄录李睟光的《赵完璧传》，仅个别文字有出入。见安鼎福著《木川县志》，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号：古2738-4。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在1954年以该文献为基础撰写了《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一文，载《朝鮮学报》第六卷，日本：朝（转下页）（接上页）鲜学会，1954年8月，第1—12页。（2）李志恒（生卒年不详）的《漂舟录》（1756）中对赵完璧事件进行了概括性转述，并注明“出芝峰类说异闻”。见李志恒著《漂舟录》，收在［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第三册，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74—1981年，附录第69页。（3）李圭景（1788—1856）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在介绍木棉、地桑、孔雀等事物属性时，引用了李睟光《赵完璧传》所记安南见闻。见［韩］古典刊行会编，李圭景著《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上、下编），东国文化社，1959年，上编第496页、第432页，下编第550页。
[13]见金泰俊著《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韩国研究院，1977年。该书第六章中提到赵完璧事件。
[14]见片仓穣著《朝鲜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报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东京：福村出版，2008年。该书第二章为“《赵完璧传》研究”。
[15]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载《朝鲜学报》，第六卷，日本：朝鲜学会，1954年8月，第1—12页。
[16]［韩］孙灿植《从〈赵完璧传〉看芝峰李睟光的越南认识》，载《古小说研究》，第21辑，韩国：古小说学会，2006年，第215—247页。
[17]［韩］权赫来《〈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载《语文学》，第100辑，韩国：语文学会，2008年，第205—234页。
[18]［韩］赵家元（音译）《李睟光〈赵完璧传〉的书写性特征》，载《文章语文论集》，第48辑，韩国：文章语文学会，2011年，第1—40页。
[19]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
[20]“丁酉倭乱”指1597—1598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朝、日、中三国参与的战争，是“壬辰倭乱”的后续。1592年（壬辰年）初，日本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在朝鲜半岛引发战争，中国为援助朝鲜而出兵，这在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之役”，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战争持续一年半以后，因三方议和而暂告中止。但1597年（丁酉年），日本又再次出兵朝鲜，掀起第二阶段战事，这在朝鲜又称“丁酉再乱”或“丁酉倭乱”，日本称“庆长之役”。
[21]各种版本的赵完璧传记都没有提到他的日本雇主是谁，不过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在对当时日本海外贸易情况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后指出，雇佣赵完璧前往安南的，应该是当时掌控日本海外朱印船贸易的豪商角仓了以。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4—5页。
[22]赵完璧三次前往安南的时间的考证，参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4页。
[23]“文理侯谓生曰：你欲求还本国，自此刷还于中朝，可以转解，你须留此。生欲从其言，而见其国人多诈难信，又闻距本国甚远，不果云”，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又“（安南人）其见完璧也，有劝以逃着此国，使之通中国以回朝鲜云。而见其多诈难信，终不肯从云”，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
[24]“生至丁未年回答使吕佑吉等入往时，哀告主倭，得还本土。”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关于这一点，有与吕佑吉一同出使的回答使副使庆暹的记载可以佐证，庆暹《海槎录》闰六月初一日条载：“被虏晋州士人赵完璧，伶俐可信人也，给谕文一度，使之招谕刷还。”见前引《国译海行总载》，第二册，附录第49页。
[25]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
[26]同上，第462页。
[27]相关研究可参见前引片仓穣著《朝鲜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报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第二章及前引权赫来《〈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第208页。
[28]参见李德懋著《青庄馆全书》卷五十四，盎叶记，“姓名连意”，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二百五十八册，第494—495页。
[29]见赵军荣《赵完璧〈通鉴源委〉声类研究》，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第212页。
[30]见张静《明人赵完璧生卒年考》，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第60页。
[31]此人官职为吏部都给事中，在《明史纪事本末》第62卷“援朝鲜”条和《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和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条中均有记载。
[32]参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2页。
[33]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日本学者岩生成一通过对日本文献的分析，亦指出《赵完璧传》所记这一情况属实，当时日本用于海外贸易的朱印船，主要是在中国福建一带建造，且日本文献中提到这些船的大小规模，亦与《赵完璧传》所记可容180人相符。参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5页。
[34]《皇明神宗皇帝实录》，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二日条：“有倭船漂入闽洋小埕者，舟师追至漳港及仙崎。获夷众二十七人，译系日本商夷往贩异域，为风飘阁。其中有朝鲜国人，先年为倭所虏而转卖者。次为吕宋、为西番，或鬻身为使令，或附舟归国。”转引自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7页。
[35]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
[36]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
[37]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
[38]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2页。
[39]李睟光的记载：“又用绳索垂下，钩出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远近”，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李埈的记载：“有华人之鲜事者同在行中，钩出水底土，视色而辨方焉。”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
[40]参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6页。
[41]参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2页。
[42]同上。
[43]同上。
[44]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254页。
[45]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
[46]参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2页：“舟行五十余日，乃达安南国界。”
[47]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李睟光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最为详尽，比如文理侯郑剿这个人物，就仅见与其记载，另外二位记述者均未提及。据岩生成一的研究，文理侯郑剿是安南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且就是当时在安南会安省兴元县（即赵完璧等所到之处）专门掌管安南对外贸易事务的官员。见前引氏著《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4—6页。而这一人物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亦增加了赵完璧事件的可信度。
[48]参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闻生为东国人，争来见。”
[49]郑士信的记载是：“（安南人）仍诵芝峰所作：远凭重译谒君王，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山出异形饶虎骨，地蒸灵气产龙香等，末句首尾三句则不传之。岂完璧粗解文，闻之不能详耶？且饶象骨之象字，以虎字传诵云，岂亦诵之者之讹耶？”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他指出赵完璧转述的诗文存在缺失首尾三句的问题，并且其中有一个错字。而在李埈的记载中，该诗是完整的，这应该是他自己写作时补全的，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
[50]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
[51]这些诗均收在李睟光《芝峰集》卷八，“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六册，第85页。同时亦收在冯克宽的《使华手泽诗集》和《梅岭使华手泽诗集》中，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66页和第98—100页。
[52]参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页。
[53]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
[54]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
[55]参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
[56]同上，第252页。
[57]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
[58]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2—253页。
[59]同上，第253页。
[60]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第463页。
[61]参见郑东愈著《昼永编》（全四册），第二册，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号：古091-7，第2页。
[62]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
[63]不过同样是在《赵完璧传》中，李睟光曾说安南“二三月间有西瓜甜瓜等物”，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可能因为古人对瓜、果的概念有明确的区分，不似今人将其尽归于水果之属。
[64]此三条材料分别见于前引韩国古典刊行会编，李圭景著《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上编第496、432页，下编第550页。
[65]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
[66]参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赵完璧伝について》，第7页。
[67]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3页。
[68]参见前引李睟光《赵完璧传》，第254页。
[69]可参见前引金泰俊著《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
[70]参见郑出宪《壬辰倭乱和穿越海洋的战争俘虏——曲折的记忆和叙事的再构》，收入李海英等编《海洋与东亚文化交流》，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287页。
[71]1612年，一些安南和中国南京商人同船漂流到济州岛。当地官员发现船上大量宝物金钱后，将商人杀害，掠夺船上财宝，最后将船烧毁并将此事虚报为倭寇。此事可参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二十七册，第316页。
[72]1687年，济州岛吏民金泰璜等在楸子岛（今济州岛北济州郡楸子岛）近海处遭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17日后行到安南会安郡明德府。后来其中5人来到当时安南首都升龙，谒见了安南皇帝黎熙宗（黎维袷），并被赐予酒食米钱。朝鲜人归国前，黎熙宗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移文。中国商人朱汉源、船户陈乾等人将朝鲜人送归本国。返程商船于1688年8月7日出发，途经宁波府、普陀山，于12月抵达济州岛。此事在《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条有记载，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三十九册，第158页。另外，朝鲜人郑东愈（1744—1808）的《昼永编》中，有关于此次漂流事件的详细记录，该1 788字的文献，除记录漂流经过外，亦有部分安南风俗记录，其中一些内容可与《赵完璧传》相佐证。参见前引郑东愈著《昼永编》，第二册，第1—10页。关于这次漂流事件，日本学者片仓穣有专门研究，参见前引氏著《朝鲜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报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第三章“济州岛吏民のベトナム漂流记录”。
[73]比如1458年的朝鲜使臣徐居正与安南使臣梁鹄、15世纪下半叶的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年的朝鲜使臣洪贵达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96年的朝鲜使臣申从濩与安南使臣武佐、1760年的朝鲜使臣洪启禧与安南使臣黎贵惇、1789年的朝鲜使臣徐浩修与安南使臣潘辉益等，都有过诗文交流。参见姜东烨《朝鲜时代东南亚细亚文学交流研究》，载《渊民学志》，第八辑，首尔：渊民学会，2000年，第63—130页。
[74]本章节的写作得到了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笔者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访问学者计划”资助，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前往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访问期间，查找到大量与本章节写作直接相关的一手文献，在此亦向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及奎章阁表示感谢。
[75]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1866年，朝鲜焚毁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朝鲜击退侵入江华岛美国舰队的，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所谓“锁国攘夷”政策下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朝鲜排外的决心，当时执政的大院君更是以“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刻于石碑之上，忠告朝鲜“万年子孙”，是为“反洋夷石碑”。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并未出现对现代化改革的迫切需求。参见伊原泽周著《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60页。
[76]1875年8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近海进行侦察挑衅，与草芝镇炮台守军交火，遭遇抵抗的日军转而攻击防守薄弱的丁山岛和永宗镇，杀害大批平民。其后，日本反诬朝鲜炮击日本军舰而向朝鲜“问罪”。朝鲜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同意与日本谈判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从此向日本打开了国门。“云扬号事件”亦称“江华岛事件”。
[77]参见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十七、十八辑合辑，1962年，第277页。
[78]韩国学者关于“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代表性研究，可参看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年，第105—142页；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载《历史学报》（韩国），第十七、十八辑合辑，1962年，第277—312页。
[79]《日省录》，百七十七，丙子二月初六条。
[80]此人名中之“宪”字当为“”，因字库无此字，故以“宪”代之，后文同。
[81]关于“绅士游览团”人员构成的详细情况，可参看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14—117页。
[82]东莱府即今韩国南部釜山地区，暗行御史是朝鲜王朝时期直接受国王任命前往地方巡察的官员名称，类似中国历史上的钦差大臣。
[83]《高宗实录》，卷十八，高宗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条，见国史编撰委员会编《高宗纯宗实录》，第二册，探求堂，1970年，第32页。
[84]游览团行程情况具体可参见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22—126页。在滞留东京的二人中，鱼允中于当年末始归国复命，而金镛元此后行踪未见记载，去向不明，参见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25、119页。
[85]见赵准永《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311-1，第1—2页。
[86]但郑玉子教授据其他材料推测，赵秉稷考察对象为税关情况、李元会为军事情况，参见前引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第119页。
[87]朝鲜王朝派往中国的使臣，即所谓燕行使，其名义较多。在朝鲜的典志体史书《同文汇考》中，按出使性质分为二十六种。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按使臣出使时的称号来区分，有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谢恩使、奏请使、陈奏使（辨诬使）、进贺使、问安使、陈慰使、告讣使等。然而，“领选使”一称均不在其列，这并不难理解，它恰恰说明，（转下页）（接上页）“领选使”在朝鲜历史上鲜少有之，而天津领选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的使行活动。
[88]据文献记载，该使团有姓名可考的成员人数为69人。金允植《领选日记》中有使团成员名单如下：“领选使金（允植）；从事官尹泰骏；官弁白乐伦；译官崔性学；医员柳钟翕；伴倘朴泳钰、尹泰驲；学徒高永喆、金光錬、金台善、赵台源、安昱相、安浚、李章焕、李南秀、李礥、崔圭汉、金声、郑在圭；工匠金永元、韩德俊、朴台荣、尚沄、李熙民、李昌烈、赵汉根、李苾善、秦尚彦、高永镒、黄贵成、金兴龙、金泰贤、河致淡、金圣元、张荣焕、崔同顺、朴奎性、皮三成、洪万吉、宋景和、安应龙、崔志亨、金成孙、朴永祚、全德鸿；通事郑麟兴、李文熙、崔志华；随从顺得、仁锡、学甫、长孙、善基、万吉、根成、龙成、兴福、在吉、公禄、千万、寿凤、学祚、贞哲、同伊、仁石、石伊、汉杰；别遣堂上卞元圭；堂下李根培。”同时，金允植还提道：“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可见，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有学者估计，包括没有进入名单的随从人员在内，该使团可能有近百人规模。同时，金允植还提道：“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可见，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参见金允植《领选日记》，收入［韩］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全三册），中册，［韩］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社，2008年，第420—423页。
[89]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10—211页。
[90]（1）金允植著《领选日记》，收入［韩］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全三册），［韩］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社，2008年，中册。又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三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2）金允植著《天津谈草》，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三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0月。（3）金允植著《阴晴史》，收入［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六：《从政年表·阴晴史》，1971年探求堂翻刻发行。
[91]《领选日记》、《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三种材料之比较。《天津谈草》是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笔谈记录的汇编，其内容基本全部包含于《阴晴史》或《领选日记》中，惟开篇《天津奉使缘起》这一篇序文为1892年整理时新作，因不见于后两种文献中。而《阴晴史》和《领选日记》，都是日记体裁的文献，两者主体内容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是，目前所见的《阴晴史》版本，是经过了作者本人的整理和后来编者的校注的印刷版本。而《领选日记》则为手稿本，当是未经修订过的原始版本或其传抄本。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编撰出版的《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中，就收录了《领选日记》这一文献，此举令中国研究者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得并利用这一材料。
[92]闵种默《日本外务省视察记》，奎章阁藏：奎3712，3015，3711。
[93]具体可参考郑玉子教授在《绅士游览团考》一文中对所有视察记材料目录进行的摘录，见前引该文第136—139页。
[94]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奎1311-2，第8页。
[95]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奎1311-1，第6页。
[96]见姜晋馨《日东录》，奎章阁藏：奎7774，第39—40页。
[97]见宋宪斌《东京日记》，奎章阁藏：古4710-4，第14页。
[98]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8页。
[99]见姜文馨《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5250，第21—22页。
[100]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第5—6页。
[101]见前引姜晋馨《日东录》，第43—44页。姜晋馨不仅记录了自己看到的电报操作的情况，还详细了解并记录了电报的工作原理以及各国电报建设的简要介绍，写成一篇洋洋数千字的“电信之法”，见前引《日东录》，第44—52页。
[102]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8页。
[103]同上，第19页。
[104]见前引宋宪斌《东京日记》，第8—9页。
[105]同上，第15—16页。
[106]见前引宋宪斌《东京日记》，第15页。
[107]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5—6页。
[108]赵准永《闻见事件》记载“内外新旧现在公债至为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圆之多”（奎1311-1，第3页）、李宪永《闻见事件》记载“自内国至外国而公债之渐积今为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九百七十余圆”（奎1311-3，第4页）、严世永《闻见事件》记载“国债积至于三亿万有余”（奎1311-4，第7页）、姜文馨《闻见事件》记载“内外国债犹为三亿五千八百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圆”（奎15250，第4页），几无差异。
[109]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第3页。
[110]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6页。
[111]见前引姜文馨《闻见事件》，第4页。
[112]见李宪永《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311-3，第4页。
[113]见严世永《闻见事件》，奎章阁藏：奎1311-4，第7页。
[114]见前引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页。
[115]见前引闵种默《闻见事件》，第7—8页。
[116]金允植在中国期间接触过的清朝官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海关道周馥、永定河道游智开、候选道马建忠、天津机器局总办许其光、天津军械所观察刘含芳、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机器局南局总办王德均、东局总办潘骏德、水雷学堂总兵文瑞、水师学堂观察吴中翔、青年军官袁世凯等。
[117]该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近代朝鲜真正意义上的开港的标志。关于朝美条约的缔结与近代朝鲜开港的问题，可参看［日］伊原泽周著：《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
[118]此观点可参看［韩］震檀学会编，李瑄根著《韩国史》（最近世编），第三编第一章“与欧美诸国的修好及其影响”，乙酉文化社，1980年，第706—717页；另可参看前引《金允植全集》，第一册，解题。
[119]香港城市大学的林学忠教授认为，对朝鲜而言，1876年对日签订《江华条约》，在观念上是视其为江户时期260多年以来“交邻”体制之恢复而已的。参见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收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362页。
[120]官员鱼允中的随员俞吉浚及柳定秀入读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尹致昊入读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可参看前引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第365页。
[121]对当时的朝鲜来说，清朝和日本都是它在开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对象，而事实上它最初也是同时向两国展开学习的，这也直接导致其国内后来形成了两种开化派势力，一是以闵氏戚族为代表的亲日急进派，一是以金允植、鱼允中等为代表的亲清稳健派。
[122]见金允植撰《天津奉使缘起》一文，载金允植著《天津谈草》，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三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08页。
[123]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06—211页。
[124]见前引林学忠《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第370页。
[125]金允植记载：“初九日（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笔者注），闻岭儒李晚孙等伏阁斥邪，盖以清人黄遵宪方驻日本，而其所制《策略》专为我国计，而有亲中国、结日本、通美国之语，岭儒之意以倭洋一体、邪教易染，故斥之。”见前引《领选日记》，第416页。
[126]见金允植著《阴晴史》，收入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六：《从政年表·阴晴史（全）》，1971年3月初版，探求堂翻刻发行，第88页。又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47—549页。
[127]还有一个细节可作为此论点的旁证，金允植在《领选日记》中记载，临出发前，高宗一天之内召见金允植两次，而两次向其申谕的事情，都是“学造事”，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与联美相关的内容。“二十六日早饭后诣……上命近坐，天颜温粹，酬酢如响，以学造事处分纤悉……跪受咨文而出，至阶下，复召贱臣，申谕学造事宜，退还政院。”见前引《领选日记》，第419—420页。
[128]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10—211页。
[129]《天津奉使缘起》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这一点毋庸置疑，特别是其中对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论述，颇为精辟。但仅从该文全篇都在论述朝美议约相关的问题，就认定天津领选的主要目的就是立约，这样的推断却有失偏颇。据文中所记：“壬辰季夏谪居无事，属印君东植移誊行历中谈草汇为一册，命之曰天津谈草。略述缘起于上。”其实我们仅需注意到两点，就能发现问题之所在。首先，文中所说壬辰年是1892年，这已经是领选活动之后的第10年。这个时候，朝美缔约和开港对朝鲜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金允植此时回顾前事，难免对天津议约一事的重要性有所放大。其次，单编的这一册《天津谈草》，收录的仅仅只是他和清朝洋务官员的笔谈内容，这些笔谈内容中“议约事居十之八九”，倒也是一个可信之数，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整个天津领选而言，还有很大一块是金允植的考察见闻，如果算上这部分内容，议约事就明显占不到八九之数，这样我们还能说天津领选的主要目的是立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30]当时闵氏集团主导的朝鲜王朝，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国库积蓄无存，朝廷无饷米供养军队。1882年7月23日，由于发生大旱，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发生骚动。而政府匆忙间将掺有砂糠的米发放下去，激化了矛盾，不堪忍受的士兵包围大院君府邸向大院君求助，还有几路暴动者攻打了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新军教官并开仓放粮。次日，乱兵冲入昌德宫，到处搜寻闵妃。闵妃乔装出逃。驻在首尔的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7月25日，高宗召大院君入宫，委其主政。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政权。高宗还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暴动的士兵才撤出王宫，放下武器。是为“壬午军变”经过。参见前引刘顺利著《王朝间的对话》，第331—332页。
[131]金允植请求清政府出兵的原话见于《领选日记》：“若内忧滋蔓，不能即定，日本人乘便下岸，名曰替我定乱，嗣后要挟。将无所不至矣。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探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次第就捕，则幸矣。若不然，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参见前引《领选日记》，第700页。金允植之所以力主清朝出兵，原因是：“若中国出兵，不至打仗，自有善处之道。他国则不能也。”参见前引《领选日记》，第707页。鉴于当时中朝间的特殊关系，金允植的判断应该说是相当清晰和正确的。
[132]金允植认为，“壬午军变”时，乱民攻打日本使馆，致使朝鲜与日本构衅，因为大院君历来是反对和洋的，所以各国都将容易将他和军变联系起来，如果大院君继续主政，日本乃至各国都会有借口，进而对朝鲜不利。“盖此番军变时，与日本人构衅。大院君素力斥和洋，故各国人皆归咎于大院君。中国若无此举（指囚拘大院君，笔者注），则各国及日本皆有借口，势难调停。”见前引《阴晴史》，第193页。
[133]金允植完成天津领选回国后，先后出任机器局总办，经国事务衙门、通商事务衙门协办，工曹判书，兵曹判书，中枢院副议长、议长，经学院大提学、外部大臣等职。
[134]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40—545页。
[135]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55页。
[136]同上，第590页。
[137]同上，第601—604页。
[138]同上，第612—614页。
[139]同上，第623页。
[140]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40—541页。
[141]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02页。
[142]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金允植在天津期间，与之对话次数最多的人，不是李鸿章，而是周馥。金允植和李鸿章的会谈一共是九次，而与周馥的会谈达到了十二次。参见［韩］金圣培《金允植的政治思想研究》，第214—215页，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校外交学科博士论文，2001年。
[143]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4页。
[144]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21—511页。
[145]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60—561页。
[146]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6页。
[147]同上，第518页。
[148]同上，第564—565页。
[149]见前引《领选日记》，第472页。
[150]朝鲜学徒工匠入学机器局，金允植为上下打点，给机器局内骨干人员一一送礼，并将送礼清单录于日记中，是以留下了这样一份名单。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20—521页。
[151]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0—511页。
[152]参考文献均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