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从东亚的视角来考察儒学的历史，大概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发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通过东亚地域间的国际交往和人员往来，借助于东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书同文”的历史条件，逐步传播和影响到各主要国家，特别是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并最终发展成为各国共享的思想资源，同时又演化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共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关于共性，我们应该可以认同，东亚各国的儒学思想在其源头上是具有同质性，即来自同一批最原初的经典文献和学者论述。所谓差异性，则在于儒学思想在一国落地之后，由本土学者所做出的阐明和发展，这些后现的本土思想，尽管仍然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和传统展开，但却无可避免地在差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就学术研究而言，承认共性是前提和基础，但更应予以关注、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恰恰是差异性的方面。目前，中、日、韩三国学界，都有各自的儒学史的论著，而这类论著中，除了简要追溯本国儒学渊源外，绝大部分篇幅是在讨论本国的儒学思想发展谱系，以及构建本国的儒学思想体系。当然，这一点无可厚非。

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心“之间”的问题，即各国同源而又不同流的儒学思想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彼此之间的交流如何，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等等。此类研究多依赖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而最普遍的做法是利用不同国家的儒学者的具体论述来进行思想史的比较研究或哲学层面的比较分析。而如果说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大概就是切切实实地回到历史本身，找到一些过去真实发生的不同国家儒学者之间产生接触并进行讨论的个案来进行考察，本文将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时间段大概是16世纪中后期。在这个时期，就儒学发展而言，中国总体还处在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占主导的时段，但同时心学思想也因王阳明的发展而正处在急速上升时期，大有与理学一争长短之势。再看朝鲜半岛，此时整个朝鲜半岛都还处在朱子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是理学一枝独秀垄断思想界的状况。这里就产生了差异性，而差异点就在于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那么当这种差异性在现实中产生了碰撞，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恰有一些异域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