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回应：朝、日文化比赛的一个侧面
在通信使行的时代，当朝鲜士人面对日本的时候，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优越心理，这种心理来自朝鲜人对自己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自豪感，他们将日本看做是化外之地、蛮夷之邦，始终用一种俯视的眼光观看日本。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
葛兆光教授用“文化间的比赛”来形容那个时代朝、日之间的交流。文化的比赛，多数时候表现为一种暗地里的较劲，通信使毕竟是一种外交活动，尽管两者外交过程中也曾出现一些诸如礼仪、国书方面的争议，但总体还是在友好和平的气氛下进行交往。但是在一些作为私人著述写作出来的通信使文献中，朝、日之间文化竞争的张力就表现地非常明显，作者可以在自己写作过程中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有时候甚至是极为苛刻的批评。
将这些朝鲜人对日本的批评性文字放在一起考察，或许能够让我们对朝日交流中“文化比赛”或者说“文化竞争”的意味有一个更直观的把握，以下试从五个方面加以考察。
1．朝鲜人对日本人形象的批评
在朝鲜人的眼中，日本人的形象总体来说是比较负面的，不管是身形相貌、服饰穿着，还是行动举止，都被朝鲜人所诟病。我们先来看几句通信使文献中出现的关于日本人形象的批评文字：
宫庭会坐贵近崇班，无一容貌举止似人者。（申维瀚《海游录》）[31]
形容衣服极诡异，不问可知其为蛮夷也，其头发尽剃至于耳上，一撮净梳作髻于脑后，以蜡油涂之，以纸绳括之，屈曲向上，长三寸余。（洪景海《随槎日录》）[32]
所谓近侍崇班高禄厚廪者，其行止容貌无一似人者，其国事可知。（洪景海《随槎日录》）[33]
群臣自执政以下皆跣足赤脚而行，其无礼如此。（洪景海《随槎日录》）[34]
红衣人称以各州太守者，频频来见，或请见我人之扇，或手抚我人之服，而皆不似人形矣。（洪景海《随槎日录》）[35]
蛮夷之俗本不知礼，衣服之制、进退升降之节，不成模样，只瞪瞪相视者，腰间一剑而已。（李景稷《扶桑录》）[36]
次曰染浦，是渠之所谓乌帽也，其状或似帽形，或似炭函之形，或似丁字形，奇奇怪怪，不忍见也。（李景稷《扶桑录》）[37]
从上面的文字我们大致能够感受到，在当时朝鲜人的眼里，日本人的形象总的来说是比较野蛮的、丑陋的、不讲究礼仪的。其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不似人形”这样一种评价，应该说这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那么朝鲜人说的“不似人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
然若不剃发跣足，则似有貌样，以今所见，则其所谓曰君曰臣者，极可笑也。（洪景海《随槎日录》）[38]
（1）剃发
朝鲜人说日本人“不似人形”，就相貌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日本人剃发之后的发型（即头发尽剃至于耳上，一撮净梳作髻于脑后，以蜡油涂之，以纸绳括之，屈曲向上）。而这背后其实是朝鲜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观念在起作用，日本人的剃发习俗，在朝鲜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不剃发，那还能算得上有个人的样子，反之就是“不似人形”，洪景海的这一逻辑，大概代表了多数朝鲜人的观点。
当时前往日本的朝鲜人，几乎都对日本人剃发这一现象表示惊讶和不理解，有人还专门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究竟有没有不剃发的人？后来他们发现，除了女性以外，日本男性中也有不剃发的情况，主要有这么三类人：儿童、医生和京都的天皇近臣。
盖倭儿多有清丽可爱者，而及其剃发，无足可观，盖伤于色火而然，还可哀也。（洪景海《随槎日录》）[39]
所称业医者，独不剃发，而及其术高，然后始乃尽削之。问其何义，则以为国俗，逐日梳头，膏沐作髻，而病家相邀，恐为梳髻迟延，故尽削而取其简云。（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40]
西京诸臣皆不剃发，有冠有带，而不尚兵术，皆崇文词，时修朝仪。（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41]
日本儿童虽不剃发，但也仅限于成年之前，成年以后还是会剃，而剃了发就不可爱了，无足可观了，这就是朝鲜人的想法，可见他们对于剃发一事的执念。从不少通信使文献中我们都看到，朝鲜人对日本的儿童表现出格外的喜爱，在这背后，儿童因“不剃发”而“似人形”，可能是原因之一。
医生不必剃发，但是等到医术高超以后，也会剃发，原因是如遇病人急邀看诊，梳头盘髻太花时间，容易耽误病情，为了方便出诊而剃去头发，这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而且其剃法是“尽剃”，而不是在脑后保留一小撮。
西京（京都）大臣不剃发，而且“有冠有带”，和天皇一起，象征性地保持着传统的服饰文化。据洪景海《随槎日录》中日人越缉所言，在京都，“大朝会则禁削发人不得入宫”[42]，为西京大臣不剃发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事实上，朝鲜人在意的日本剃发习俗，并非是一种“留发不留头”的强制性的规定，他最初只是武士因战斗中头发带来不便而采取的解决办法，其后在武士阶层主导的日本社会成为流行发式而已。当然，朝鲜人并不关心其背后的原因，他们只是从儒家的传统观念出发，对其表现出反感。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有趣一幕，当洪景海看到日本人给朝鲜使臣准备的马都清一色剃去了颈背的鬃毛，就来了这么一句调侃：
既断渠发又断马鬣，马若有知，必恨生于蛮夷之国也。（洪景海《奉使日本时闻见录》）[43]
（2）冠服
朝鲜人对日本人形象的批评，不仅仅是纠结于剃发的问题，在衣冠服饰的问题上也表现地尤为明显。这和朝鲜人一直以来对自己“一遵中华之制”的服饰传统有着深深的自豪感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明清易代之后，这一点更加突出。1711年的通信使正使赵泰亿在和新井白石的笔谈中，曾有这么一句对朝鲜的服饰的自夸：“天下皆左袵，而独我国不改华制。清国以我为礼义之邦，亦不敢加之以非礼。普天之下，我独为东周。”（任守干《东槎日记》）[44]意思是当清朝中国在满族统治下而改变了原来的服饰传统后，朝鲜是唯一保留了中华传统服饰的国家。于是，当他们看到日本不同于自己的服饰时，自然就要以一种高傲的中华传统守护者的身份去加以批评。
除了如前所见朝鲜人直接用“衣服之制不成模样”、“奇奇怪怪不忍见”这样的话来批评日本的服饰外，在他们的记载中，还经常出现一些借日本人之口表现其对自身服饰的惭愧和对朝鲜服饰表示艳羡的情况。之前提到的洪景海等人与日人越缉的笔谈中，就有这样的情况。此处再举一例：
有本州文士管景黯者，与制述笔谈。制述问曰：“书生带剑，何不相称？”管曰：“夷俗也。”又问曰：“见此冠制何如？”管曰：“夷人安知冠制？”又问曰：“头不寒乎？”管曰：“虽不寒，但恨无礼。”（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45]
从前述越缉的“今吾所着则可愧”和“得见中华圣人之衣服，始遂平生之愿”，到这里管景黯的“但恨无礼”，都是关于日本人自认本国衣冠服饰不如朝鲜有文化的例证。而后一个管景黯的例子，又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清代以后朝鲜人前往中国时刻意向中国人提问“见我高冠广袖羡之乎”[46]的情形。
但是，羡慕朝鲜衣冠并对日本服饰感到自愧不如，这并不代表所有日本人的看法，特别是一些上层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如新井白石在和1711年的通信使赵泰亿、任守干、李邦彦三人笔谈时，就针对日本的衣冠服饰问题进行了不甘示弱的自我辩护：
白石（新井白石）曰：“副使、从事所戴，似本邦所谓锦绣冠。”又曰：“本邦有周冕遗制，天皇即位之日冠之，仆及观之，诚千古之大幸。亲见周冕之制，汉唐以来诸儒所说，只是仿佛。”又曰：“仆初拜之日所戴，即周韦弁。今日所着，即周皮弁也。深衣之制，本邦自有唐山诸贤漫费数说耳。本邦盖有三代礼器者多多。”南岗（李邦彦）曰：“深衣之制，司马公以后，自在定论，贵邦岂有他本耶？”白石曰：“本邦三千年以前之物有之，大抵士君子常服。”南岗曰：“俺等冠服之制，国王以为如何？”白石曰：“以为雅制。”（任守干《东槎日记》）[47]
显然，新井白石很清楚朝鲜人在衣冠服饰上的自傲态度，但是他对此并不服气，为此他针锋地提出日本有“周冕遗制”，有三代的“深衣之制”，还有《周礼》所记的“韦弁”、“皮弁”的实物，似乎是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朝鲜的服饰不过就是宋明时期中华服饰的样子，充其量就是“雅制”而已，而日本才保留了更久远的中国传统服饰制度。然而，朝鲜人认为，中国上古三代的服饰制度，即使在中国历史记载中也只是传说，并无实据，所以他们并没有太过理会日本人的这种说法。不过，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却能够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比赛”的意味，谁继承的中华文化更传统，是两者衡量文化高下的共同标准。
2．朝鲜人对日本风俗的批评
一个国家的风俗，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反映，因此，朝鲜人对日本风俗方面的情况也十分关注。但是，当朝鲜人用自己关于人伦、礼仪的标准去衡量日本的风俗时，就发现大量令他们十分反感的现象。先来看几句总体性的批评：
盖日本为国，专尚勇武，不知人伦。（庆暹《海槎录》）[48]
（日本之人）视其至亲，无异路人，伦气歝绝，直一禽兽之场也。……其俗勇死为荣，怯死为耻，睚眦必报，语言生猜，以杀人为能事，以不绌为长技。无严长上，推刃骨肉，凶悍惨毒之性，真一豺狼蛇虺之类也。（李景稷《扶桑录》）[49]
人同禽兽，骨肉无别，土虽信美，其于蛮夷何哉？（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50]
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民族性中的勇武尚义、不惧生死的性格很是敬佩，但他们同时也关注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因勇武尚义、不惧生死而带来的日本人的人伦淡漠和残忍嗜杀的一面。人伦淡漠，人便于禽兽无异；残忍嗜杀，则显出蛮夷本性。这是朝鲜人在和日本人接触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观感。
1624年出使的姜弘重所记的一条有关萨摩人的传闻，很能体现出日本人在勇武尚义和人伦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姜弘重的评价，基本上也代表了朝鲜人的普遍观点：
马岛倭等言萨摩之人皆以信为主，人或有见其妻妾之美而相思者，则不惜一夜之借，以慰其心，以此人皆尚义，争致死力云。此不过一禽兽之行，而传以为美谈，其无礼义廉耻可知，还可笑也。（姜弘重《东槎录》）[51]
朝鲜人对日本风俗的批评性意见，还在以下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出来：
（1）葬俗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丧葬礼仪是和孝道联系在一起的重大问题，在朝鲜人看来，日本是没有丧葬之礼的，或者说是很不重视的，“其国无丧葬之礼。君父之丧，亦无举哀之节，言语饮食，一如平人，只尽削其脑后一撮发，以表其有丧。”（李景稷《扶桑录》）[52]
朝鲜人有不少关于日本葬俗的记载，比如：
人死则过三日，举而置之于薪火上，待其烧尽，纳灰于小，葬于佛寺，立小牌而表之。（庆暹《海槎录》）[53]
敛尸入棺，坐而加趺，皆为火葬，撮其烧灰，埋于僧舍之傍净处，筑石为坎，子孙过者，以水浇之，以当祭奠。（李景稷《扶桑录》）[54]
寺后有小碣立立，村人皆窆葬于此处，无坟形，只有碑，真所谓蛮夷之俗也。（洪景海《随槎日录》）[55]
倭人之法，死者不用棺椁，灰葬而坐置于木桶中，翌日埋之于寺刹之近地。所谓“神牌”，藏于寺刹，祭时则仍行于寺刹云，可谓无识之甚矣。（赵曮《海槎日记》）[56]
其俗之葬埋皆于寺刹之后，无封筑，或老或病垂死者，入坐于木桶中，掘土埋之，立小石碑于其上而表之云。（柳相弼《东槎录》）[57]
上述记载显示，朝鲜人认为日本人葬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日本人用火葬而非土葬，二是丧葬的仪式过于简单。对于自己发现的这两个问题，朝鲜人给出了评价：日本是“蛮夷之俗”[58]，日本人“无识之甚”。而所谓“蛮夷”，自是相对于中华而言，所谓“无识”，当然是指日本人对儒家仪礼的无知。
（2）婚俗
朝鲜人认为日本有“婚姻不避同姓”、娶“寡居兄嫂弟妻”的风俗，于是便站在儒家礼教的立场上，批评其为“禽性兽行”，“丑不忍闻”。比如：
婚姻不避同姓，四寸男妹，亦相嫁娶，往往有淫秽之行，丑不忍闻。（李景稷《扶桑录》）[59]
至于嫁娶，不避同姓，四寸男妹，为夫为妻。其弟之妻则其兄不取，而兄没无后，则弟取兄妻，以奉其祀。此乃国俗也。禽性兽行，丑不忍闻，而习俗已成，恬不为怪。（姜弘重《东槎录》）[60]
婚姻不避同姓，从父兄弟妹相与嫁娶。兄嫂弟妻寡居，则亦为率畜。（申维瀚《海游录》）[61]
（3）男女共浴之俗
日本古代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不深，因此男女之别的界限相对也没有那么明显，可是，在严守礼教的朝鲜人看来，一些男女之间互不避嫌的现象，就难以接受，比如：
倭人之男女僧俗无别，男倭放溺于女倭之前而女亦不为回避……蛮夷之俗何足道也。（洪景海《随槎日录》）[62]
当其沐浴之时，赤身而立于大桶中，而村女不知为避，晏然在旁，可谓蛮夷之俗也。（洪景海《随槎日录》）[63]
男女互不避嫌带来的社会风俗中，让朝鲜人最无法接受的一点是男女共浴。对此，很多朝鲜人都曾经提及，比如：
俗尚沐浴，虽隆冬不废。每于市街头设为浴室，以收其直。男女混处，露体相押，而不相羞愧。与客戏狎，无所不至。（黄慎《日本往还日记》）[64]
俗尚沐浴，虽隆冬不废。每于市街设为沐室，收其直。男女混浴，露体相狎，亦不为愧。（任守干《东槎日记》）[65]
（4）淫俗
有些朝鲜人将男女共浴直接归为一种淫秽行为，比如申维瀚就说：“淫秽之行，便同禽兽，家家必设浴室，男女同裸而浴”[66]。不过，真要提到日本的淫俗（性风俗），男女共浴绝对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朝鲜人记录了大量这方面的情况，比如：
父子并淫一娼，亦无非之者，真禽兽也。（黄慎《日本往还日记》）[67]
闾阎之间，养汉设店，淫风大成。（李景稷《扶桑录》）[68]
男女无别，淫秽成风，至亲之间，亦相私焉，养汉之店，处处有之。所谓有识之家，亦无防闲之节，多有淫乱之行。（姜弘重《东槎录》）[69]
白昼相狎，夜必设灯而行淫，各齐挑兴之具，以尽欢情。人人贮画轴于怀中，各写云情雨态，百媚千娇。又有春药数种，助其荒惑云。（申维瀚《海游录》）[70]
不过，上述情况还算是正常的，毕竟还都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在朝鲜人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存在男娼的现象，而且是一种在上层社会十分流行的现象，这一点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朝鲜人对日本“淫风大成”的印象。
或饰男娼以娱客，平居亦以男色自侍，嬖之甚于姬妾。（黄慎《日本往还日记》）[71]
国俗且重男色，嬖之甚于姬妾，故以此争妒，至于相杀者甚多云。（任守干《东槎日记》）[72]
日本男娼之艳倍于女色，其嬖而惑者又倍于女色。……其俗以窃人之妻妾为易事，而男娼有主者，则不敢与之言笑。（申维瀚《海游录》）[73]
申维瀚和日本文士雨森芳洲之间关于男娼问题的一番谈笑对话，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更形象的认识。
雨森东所作文稿中，有叙贵人繁华之物，曰“左蒨裙而右娈丱”。余（申维瀚）指之曰：此云娈丱，乃所谓男娼乎？曰：然。余曰：贵国之俗，可谓怪矣，男女之欲，本出于天地生生之理，四海所同，而犹以淫惑为戒，世间岂有独阳无阴，而可以相感相悦者乎？东笑曰：学士亦未知其乐耳。如东之辈所言尚然，国俗之迷惑可知也。（申维瀚《海游录》）[74]
朝鲜人的风俗习惯受到中国儒家礼教的深刻影响，他们把日本的风俗和自己国家的风俗进行比较，并且拿儒家礼教作为评判的标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日本的风俗是一种“蛮夷之俗”，如姜弘重所说：“大概蛮俗贸贸，礼节扫如，凡其事为，无一可观。”[75]而朝鲜人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日本缺乏“圣王之政教”[76]，归根到底就是说日本的文化落后。
正因为有如此认识，朝鲜人在和日本人的交往中经常会有一种教化者的心态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他们甚至还会想象，因为受到朝鲜文化传播的影响，日本的有识之士曾试图进行一些移风易俗的努力，只是最后都没有成功：
贞干（木顺庵）不剃发不火葬，欲从华制，见放而死。源玙（新井白石）遵其师说，又欲变国俗，亦废死。（赵曮《海槎日记》）[77]
3．朝鲜人对日本文学、学术的批评
朝鲜人从日本人身上找到的最大的文化自信是在文学和学术方面。
（1）诗文评价
文学方面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写作上，朝鲜人用汉文写作诗歌的水平远在日本人之上，这不仅是朝鲜人的看法，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朝鲜人到日本去，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要应付大量前来求取诗作的日本人，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在磨墨写诗。
同时，在朝鲜人的记载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朝鲜人听说哪里有一些日本诗文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前去与之会面唱和，而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人写的诗都“拙朴可笑”、“多不成语”、“无一可观”。总之在写诗作文这件事情上，朝鲜人在日本绝对是以“独孤求败”的形象出现的。而在朝鲜人的文字记载中，也毫不掩饰其认为日本文学水平低下的评语。这一点在诗文水平超凡的申维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的《海游录》中，多有对日本人诗文的品评之语：
客喜而笑，即以诗唱酬。递发而递答，诗皆拙朴可笑。[78]
湛长老送禅仪、周镜两僧来候，是在马州时已得其诗，及见之，又端净可爱，馈以酒果，使为诗，诗多不成语。[79]
（林信智）其诗自谓俊俊，而多不成语，笔法似仿洪武体，而拙弱可笑。其兄信充，所赠诗亦多，而尤不足观。[80]
不仅品评，申维瀚还试图分析日本人写不好诗文的原因，最后归结到“政教有以拘之”和日本“声律全乖，韵语之难”两大原因：
使之为歌行律语，则平仄多乖，趣味全丧，为我国三尺童子所闻而笑者。使之为序记杂文，则又盲蛇走芦田，法度与词气无一可观。是岂人才有定限而然哉，其土风与政教有以拘之也。（申维瀚《海游录》）[81]
日本为文者皆以八大家文抄，读习专尚，故见其长书写情，则或有理赡而辞畅者，诗则人人自谓欲学唐音，而无一句画虎于古人。夫以海外兜离之乡，声律全乖，韵语之难，百倍于叙述之文故也。（申维瀚《海游录》）[82]
申维瀚还记载下雨森芳洲自述日本人诗文水平低下的一番话：
雨森东谓余曰：日本人学为文者，与贵国悬殊，用力甚勤而成就极难。公今自此至江都，沿路所接引许多诗文，必皆拙朴可笑之言，而彼其千辛万苦，艰得而仅有之词也，须勿唾弃，优容而奖诩之，幸甚。（申维瀚《海游录》）[83]
最有趣的是，申维瀚还据自己所见揣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日本人抄袭清朝顺治以后江南才子诗集中的诗句来与朝鲜人进行诗文交流，以期博得朝鲜人对其诗文水平的认可：
日本与余对坐酬唱者，率多粗疏遁塞，语无伦序，或见其橐中私稿，时有一句一联之最佳者，视席上所赋，全是天壤。余意南京海贾，每以书籍来贩于长崎岛，故顺治以后江南才子之诗集，多在日本，而为我人所未见者，则彼或暗偷狐白，而取媚于秦姬者欤。[84]
（2）学术批评
在文学之外，朝鲜人对日本的学术也是不怎么看得上眼。事实上，日本也有大量学者研究儒家的学问，所以有关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讨论，也是朝鲜人和日本人交流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从通信使文献中我们能够看到朝鲜文人与一批当时日本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讨论，而经过讨论之后，朝鲜人对日本学术的评价往往都比较低，以至于发出“日本性理之学，无一可闻”之类的评价：
日本性理之学，无一可闻。盖其政教与民风，非兵则佛。郡国无庠序俎豆，又无君亲丧礼。其民虽天禀良知，何从而得闻道也。（申维瀚《海游录》）[85]
在京时得见日本人伊藤维桢所撰《童子问》，其书全以诋诬程朱、诪张异见为主，自谓孔孟以后独得圣学心法，……绝海蛮儿，坐于愚昧，侮毁前贤至此，良足良怜。（洪景海《随槎日录》）[86]
日本学术则谓之长夜可也，文章则谓之瞽蒙可也。（赵曮《海槎日记》）[87]
此后此辈果能因文而学道，渐入于学问境界，则虽是岛夷，可以进于中国，岂可以卉服而终弃之哉？但千年染污之俗，非大力量大眼目，则猝难变革，恐不可以区区诗语，把作先示之兆也。（赵曮《海槎日记》）[88]
其俗旧尚先神而后佛，先佛而后儒者，神佛如此，儒复何论？（金绮秀《日东记游》）[89]
朝鲜与日本对于儒学的发展，其实很难简单地评定孰优孰劣。朝鲜的儒学，长期只以程朱为正宗，排他性极强，即使后来在中国流行开的阳明学，朝鲜人也几乎避之不谈。而日本的学术相对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不惟有治程朱之学的学者，儒学脉络中阳明学，乃至儒学以外的佛学等，都有学者治之。然而，朝鲜人是只拿着程朱这唯一的一杆标尺去衡量的，相对于朝鲜，日本治程朱学的自然稍欠功力，而日本其他方面的学术情况，则是直接被朝鲜人不加分析、毫无理由地忽视，这才出现了朝鲜认为日本无学术的评价，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片面的。
文学和学术方面的较量，实际上是朝鲜和日本之间在汉文水平和对儒家学问（主要是程朱理学）的掌握程度这两方面展开的比赛，这个比赛中朝鲜人确实远远地把日本人甩在了身后，这事实上也反映出两方面的客观情况：一是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汉字和汉文的应用程度和能力都远不及朝鲜；二是当时的日本仍是一个世袭的社会，学术或者说知识水平的高低无法成为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所以其发展相对滞缓[90]。
4．朝鲜人对日本饮食的批评
朝鲜人对日本的饮食文化也相当地不认可。当时朝鲜人到日本去，一般都是外交使节的身份，每到一处都是由都当地的地方官宴请吃饭，吃的都是日本最好的食物，但就是这些最高规格的接待，在朝鲜人看来也几乎是一无是处。
总体来说，朝鲜人认为日本的饮食的缺点是量太少、品种太过单一、制作非常粗糙，“饮食之制，饭不过数合，味不过数品，极其草草”[91]。而对日本人接待宴席上的饭菜，他们的评价不是“不可下咽”、“薄劣陋粗，无可下箸”，就是说这些东西“决非近口之物”。
每饭不过数合米。菜羹一杯。鱼鲙酱菁三品而已。一器所盛甚少。……将官外皆用赤米为饭，形如瞿麦，殆不可下咽。（金世濂《海槎录》）[92]
沿路太守之所呈杉重，以我国人视之则薄劣陋粗无可下箸，而市间所卖者则亦不及于此，决非近口之物。（洪景海《随槎日录》）[93]
受宴亦与他处宴无异，盘床之金银动光，剪花之锦彩缬眼，而无一下箸之物。（洪景海《随槎日录》）[94]
次进宴馔十余床，而奇奇怪怪，无一下箸者。（赵曮《海槎日记》）[95]
参茶一巡而罢，始进宴享，……所谓宴需、馔品、花床，比坂城宴享差胜，而虽过数十器，诚无下箸之处矣。（赵曮《海槎日记》）[96]
日本人招待朝鲜人吃饭，几乎每顿都是吃生的和冷的食物，朝鲜人吃到烧熟的东西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一点着实让他们难以忍受。不过，他们最不能理解的是，日本宴席所谓上最高级的一道食物，竟然是把一种水鸟连着羽毛一起煮熟后风干，接着在羽毛上涂上金粉和银粉，最后拗成飞翔的造型，放到桌上作为一道名菜：
取水鸟存其毛羽，张其两翼以干之，铺金于背，盛馔于其上，亦甚盛宴之例也。（李景稷《扶桑录》）[97]
凡于盛宴肴核之上，皆着金银，必取水鸟，存其羽毛，张其两翼，铺金于背，置馔其上。且取生雁、野鹤，以为之馔。如不得此两物，则以为欠礼。（姜弘重《东槎录》）[98]
水鸟全其羽毛而干之，海螺不去其壳而烹之，点涂金银，以为宴享之华羞。（申维瀚《海游录》）[99]
这样茹毛饮血式的奇怪菜肴，也难怪朝鲜人不知道要怎么下筷。
5．朝鲜人对日本风景名胜的品评
如果说日本的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受到过朝鲜人的批评的话，唯一的大概就是日本的风景名胜。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名山大川的喜好，几乎是所有文人雅士的共同特点，朝鲜文人也不例外。对日本的富士山、琵琶湖等一些山川湖泊的景色，他们毫不吝惜笔墨，极尽优美的词句来描绘和吟咏它们，并且他们还把日本的很多美景和中国的风景名胜如西湖、洞庭湖、岳阳楼等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路出琵琶湖上，此乃倭国之第一胜处云者。……膳所太守之居，临在湖边。……兼有滕阁、西湖之胜焉。（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100]
馆临大湖，即箱根湖也，周围四十余里，翠涛如海，实是瑰观，谁意千仞岭上得此洞庭湖光景。（洪景海《随槎日录》）[101]
屋临二百里琵琶湖，景致甚佳，所谓竹生岛着在湖中，如洞庭之有君山，湖水浩淼，洲渚苍莽，无数帆樯来往于落照之中，鹭鸥飞飞，云烟淡淡，真可谓仙境也。（洪景海《随槎日录》）[102]
过琵琶湖，望见膳素城。……虽洞庭之岳阳，何以过此！一路所见，如骏河州之富士山、箱根湖，清见寺之蟠梅，近江州之琵琶湖，佐和山之雄镇湖面，真天下壮观也！（姜弘重《东槎录》）[103]
有意思的是，在赞美完这些日本的壮美风景之后，朝鲜人往往还不忘记要借着写景来挖苦日本几句，比如在写到富士山被云雾遮挡的景色时，就有这么一句：“灵山在于蛮夷之乡，得见吾辈反多羞愧之意，故令云霭半遮其面矣”（洪景海《随槎日录》）[104]，意思是说富士山因为羞愧于自己生在日本这样的蛮夷之地，不好意思让朝鲜人看到，所以让云雾遮住自己。看到琵琶湖和膳所城相映成趣，在赞其可比洞庭岳阳的同时，又要说一句“惜乎在蛮邦鄙野之地，不使文人才士，品题于其间也”（姜弘重《东槎录》）[105]。又如看到山中一处绝佳景色，冒出这么一句：“惜乎蛮儿辈无山水之眼，无一楼一亭之着在此中也”（洪景海《随槎日录》）[106]，意思是说日本人没有文化，不懂得欣赏山水美景，在景色那么优美的地方，竟然都没有人想到去建造亭台楼阁，以享受这样的美景。当申维瀚看到琵琶湖美景后，也不由感慨：“何物蛮儿，管此好江山”，意思是这么美丽的风景，却在日本这样的蛮夷之人的管辖之下，实在是可惜。这种种酸溜溜的感慨，赤裸裸地体现出朝鲜人对日本文化的蔑视。
朝鲜人对日本各方面的评价，实际上体现出当时的朝鲜人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国家的东西都比日本的好，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批评。这种文化优越感，源自朝鲜长期以来以“小中华”自居的心态。历史上朝鲜一直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除了中国以外，他是保存中华文化传统最好的国家。特别是到了清代以后，当中国被满族所统治后，朝鲜进一步认为中国的中华文化传统已经就此中断，自己则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保存者。所以，当朝鲜人在面对日本这样一个长期远离中华文化中心但又十分仰慕中华文化的国家时，自然要表现出文化强者的姿态，同时希望以文明教化者的身份出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6．日本方面的回应
那么，对于朝鲜人对日本文化的种种负面评价，甚至是露骨的批评，日本人是否知道呢？他们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尽管朝鲜人对日本的严厉批评，基本上都出现在他们写的游记中，但是这些批评性文字，其实日本人都是知道的。
历次朝鲜通信使撰著的书籍，很快就在朝鲜被刻印出版了，而当时在朝鲜和日本之间，有着十分顺畅的商贸往来，在商贸过程中，日本人又十分重视购买朝鲜的书籍，所以这些记录着对日本的批评的书籍，很快也被带到日本，因为其内容和日本有关，故而常常被大量翻刻和出版。因此，日本人知晓朝鲜人对自己的种种评价，自然不在话下。申维瀚在曾在《海游录》中提到自己在大阪看到大量朝鲜书籍，而其中：
最可痛者金鹤峰《海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107]
申维瀚担心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这些书籍中朝鲜人对日人的评价性文字会引起日本人的不满。而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雨森芳洲曾直接就朝鲜人文集中对日本的言语批评问题向申维瀚发难，表现得颇为不满：
雨森东尝于江户客馆从容谓余（申维瀚）曰：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日本与贵国，隔海为邻，信义相孚，敝邦人民皆知朝鲜国王与寡君敬礼通书，故公私文簿间，必致崇极。而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我文昭王末年，偶见朝鲜文集，每谓群臣曰：岂料朝鲜侮我至此，憾恨终身。今日诸公可知此意否？辞色甚不平，怒肠渐露。[108]
对此，申维瀚只能委婉地回答说，这是因为一些朝鲜文人对壬辰倭乱的血海深仇难以忘怀，以致在文集中常常有所流露所致，而自遣使修睦以来，重提宿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余曰：此自易知顾贵国不谅耳，君所见我国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乱后刊行之文也，平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自荐绅，下至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至于今日，圣朝仁爱生民，关市通货，且知日东山河已无秀吉之遗类，故遣使修睦，国书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岂敢复提宿怨见诸辞气。而顷到大阪，目击平家旧墟，毛发犹凛凛矣。[109]
申维瀚的解释其实是很牵强的，事实上在他出使的当时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文人对日本各种批评还是充斥于文集之中，这背后绝不仅仅是壬辰倭乱的问题，根本上来说还是朝鲜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作祟。因此，申维瀚的解释，也没能完全说服精明的雨森芳洲。雨森芳洲进一步说道：“是则然矣，但今诸从者，有呼敝邦人，必曰倭人，亦非所望。”而申维瀚只能说倭人的称呼并没有鄙视之意：“贵国之有倭名已久，君何所憾。”雨森芳洲又反驳：“唐史既云倭改国号为日本，今后则愿饬下辈，呼我以日本人可矣。”申维瀚只好转换话题，回问雨森芳洲：“贵国人呼我曰唐人，题我人笔帖曰唐人笔迹，亦何意？”雨森芳洲答道：“国令则使称客人，或称朝鲜人，而日本大小民俗，自古谓贵国文物与中华同，故指以唐人，是慕之也。”至此，就这一敏感主题的对话才算告一段落。[110]
总的来说，日本人对朝鲜人对待自己的心态其实是清楚的，而且也有愤愤不平之感。正如1747年出使的曹命采所说：“彼辈知我国之以蛮夷待渠，常有自叹之意。”（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111]而日本人中井竹山的《草茅危言》（1764）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朝鲜既不能以武力胜我，遂欲以文事凌驾于我”[112]。
那么，在知道这些批评之后，日本人的反应如何呢？
总的来说，在朝鲜和日本的文化比赛中，虽然朝鲜人的文化优越感十分明显，但日本却也从来不曾感觉自己的文化有丝毫不如朝鲜的地方。当在和朝鲜人讨论到文化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示弱。每次接待朝鲜使臣，日本方面都会派出本国最好的一批学者与朝鲜人交谈，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其希望展现本国文化实力的愿望。
对于朝鲜人的批评，日本人的反应大概有这样一些：一方面，他们会在某些场合向朝鲜人提出抗议，质问朝鲜人为什么在书里那么不留情面地批评日本，结果被质问的朝鲜人也感觉很不好意思，就如前述雨森芳洲和申维瀚的例子。另外一方面，当看到这些批评之后，日本人也会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弥补工作，比如要求本国人在朝鲜人来日本时约束不良习气、注意言行礼仪，在以往被朝鲜人挑毛病的方面，一定要尽可能注意掩饰等。
除此之外，日本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希望通过展示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让朝鲜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这一点也明显的体现在朝鲜通信使的著述中。从接送朝鲜使节用的船、坐的轿子，到住宿的客房、接待的酒宴，再到一路上看到的城市中的建筑、市井中的商店、农村中的村舍，使行所经所见，一次比一次奢侈华丽。越往后来，日本的穷奢极欲，越让朝鲜人深深感到自己国家的国力难以和日本相提并论，如此，原本的文化优越感也开始逐渐打起了折扣。
日本的这样一种比赛的思路，其实很能够体现其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对日本来说，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就转而着力发展经济、军事，以奠定属于自身的优势实力。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在片面强调发展有形国立的同时，传统文化就变成了不那么重要，或者不必要去守护的东西，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可以轻易地抛弃传统文化。
反过来看，日本之所以敢于暂时放弃对传统和文化的坚守，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相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传统和文化重新找回来。或者说，在日本的理解中，传统和文化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自我生长的东西，而是一件可以随时被制造出来的无生命的产品。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之后，都在回过头来从事这样一项、制造传统、制造文化的工作。然而，传统和文化真的是可以被制造的吗？被制造出来的传统和文化，还是原来的那个传统和文化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在对待传统和文化的态度问题上，历史上的朝鲜和日本恰恰代表了保守和激进的两个极端，而当他们在历史的场域中相遇、碰撞，令我们看到了一幅文化比赛的图景，同时这也是两种文化态度的孰是孰非的较量。可是，这个较量的结果是什么，实在难以下最终定论，过去种种所代表的只能是阶段性的结果，只要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我们就只能继续观察。而在观察这两个他者的同时，也不妨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以及我们对待它的态度，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