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只在国子监文庙和曲阜孔子庙祭祀孔子，其他各级国立学校文庙不再举行祭祀。他的这一举措立即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刑部尚书钱唐上疏劝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刑部侍郎徐程也上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两人的上疏，道出了孔子庙的三大社会功用―――崇德、报本、教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学校祭祀的对象。东汉初年，学校祭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东汉后期，学校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除唐朝初期两次大约十年改为以周公为主祀和隋朝一度废除外，孔子一直是学校的主祀，也就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

由于孔子被尊奉为万世师表，故自东晋太元元年（376年），首先在太学内建造了孔子庙，北齐时将孔子庙推行到郡学，唐贞观四年（630年）命州县学校建造孔子庙。从此，孔子庙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级国立学校。

清世宗说“帝王之尊圣，尊其道也”，历代王朝不断祭祀孔子、建造孔子庙的目的就是显示国家崇儒重道。明宪宗大扩曲阜孔子庙，竣工后御制碑文纪成，碑文开篇即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用不可暂阙”，“天生孔子，实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扩修孔子庙，刻碑纪成，“树于庙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成化十三年（1477年），将文庙祭祀升为大祀，宪宗遣官致祭，祭文说“增乐舞为八佾，加筠豆为十二，盖用祭天享地之礼乐，庶副尊师重道之本意”。建造孔子庙，祭祀孔子，就是为了彰显崇儒重道和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家意志。

孔子庙主祀孔子并以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就是要报答孔子和儒家圣贤对后人的贡献。报答的最好方式就是祭祀，报答的最高标准就是血食天下、血食无疆，而孔子成为唯一达到此标准的历史伟人。祭祀是为了报本，报本的目的在于教育后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先人，才能改善社会风气，使民风归于淳厚。

为达此目的，历代王朝不断制定并完善孔子庙祭祀制度，诸如奉祀人物、奉祀方式、祭祀名目、祭祀仪注、祭祀歌章、祭祀音乐、祭祀舞蹈、祝文、祭品、祭器等无一不备，使之成为国家祀典的重要内容。

孔子庙祭祀虽然列入国家祀典，但关于孔子庙祀典却无专书，有关制度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古代虽有资料相对集中的《文献通考》《頖宫礼乐疏》诸书，但成于元明，难称完备，而且其中谬误不少，近人也没有研究的专著。小儿孔喆帮我撰写《世界孔子庙研究》时已经发现此问题，所以立志研究孔子庙的制度，去年出版了《孔子庙建筑制度研究》，今年又撰出《孔子庙祀典研究》，要我作序，故略为数语以置于卷首。

孔祥林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