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沿革
文庙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国家对祭祀使用的礼器也有统一的规定。由于文献欠缺，唐代以前规定使用的礼器已经难以详查，但可以通过文献去考证。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一月，刘邦专程到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太牢为牛、羊、猪三牲，而牲需要置于俎内，可见礼器有俎。汉高祖虽是戎马倥偬，但祭祀孔子既然使用了最高的祭品太牢，就不可能只用三牲。对于祭祀，汉高祖刘邦非常重视，“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后“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家，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祭祀宗庙时“乾豆上，奏登歌”，有祭器豆。祭祀孔子也应该有其他祭品，使用豆等祭器。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令增加神祠礼器，“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1]，国家祭祀普遍有圭币俎豆。昭帝时，韩延寿任颍川太守，“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2]。公元前一世纪中期，民间婚丧嫁娶也使用俎豆，而且操办者为文学校官诸生，俎豆应该是学校的。
大约在东汉明帝时，鲍德为南阳太守，“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黼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3]。永平二年（59年），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之后，地方学校祭祀孔子已经使用俎豆等祭器。元和二年（85年），章帝祭祀孔子后，将使用的太尊、牺尊、象尊、山尊、雷尊（习称“汉五供”）和明水瓶留下，可见祭祀用尊都已经自成系列。从班固（32―92）《两都赋》看，学校祭祀使用俎豆已经很普遍，“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4]。元嘉三年（153年），朝廷批准曲阜孔子庙“春秋享礼，出王家钱，给犬酒直”，有犬有酒，曲阜孔子庙以犬作为主要祭品，但是京师祭祀仍然用太牢，“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先师，侍祠者孔子子孙……河南尹给牛、羊、家、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祠”[5]，祭品还有鸡、米等，除俎外还应该有其他祭器。永寿二年（156年），鲁国相韩敕募捐为曲阜孔子庙制作礼乐器，礼器有“雷洗觞觚，爵鹿俎豆，笾柉禁壶”[6]，列举十二种之多，应该是按照当时祭祀制度制造的，韩敕制作礼器是不会违背国家制度的。
从儒家文献来看，汉代祭祀使用的礼器也应该很多。《周礼·天官》中祭祀的礼器比较少，仅有玉币、玉爵、鼎、俎、尊、笾、豆、铏等。《仪礼·少牢馈食礼》中使用的礼器比较多，盛放祭品的礼器有俎、鼎、爵、觚、觯、
（尊）、笾、豆、敦、铏、甑、甗、篚、几，使用的礼器有镬、罍、洗、盘、匜、匕、筵（席）、箪、巾，等等。《周礼》于西汉末年王莽时才立博士，成为国家教科书；《仪礼》在武帝时就设立了博士，早期的影响远远大于《周礼》；《少牢馈食礼》祭祀程序详细，便于操作。由此可见，汉代时祭祀孔子使用的礼器应该仿自《仪礼》。
晋元康元年（291年），皇太子释奠孔子，“设尊篚于两楹之间，陈罍洗于阼阶之左，几筵既布，钟悬既列”[7]，礼器有尊篚、罍洗等，从罍洗尊陈设位置看，与《仪礼·少牢馈食礼》相同，可见晋代释奠孔子的礼器仍然是采自《仪礼》的。
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讨论释奠礼乐时说：“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最后议定“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8]由此可见，南朝宋元嘉立学时就议定释奠乐舞，有乐舞不可能无牲牢器用。南齐朝议定为“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可见南齐已经有详细的祭品、祭器规定，可惜史书无载。
齐永泰元年（498年）诏书说“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牢莫举”，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诏书说“敬神之寝，簠簋寂寥”，北魏延兴二年（472年）诏书要求曲阜孔子庙“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看来祭品有牺牲粢盛，礼器有簠簋笾豆，与唐代祭品礼器相似。
唐代确定了祭器的种类和数量。国学孔子庙“春秋释奠于孔宣父，先圣先师笾豆十，簋二，簠二，登三，铏三，俎三，若从祀笾豆皆二，簋一，簠一，俎一”，“州县祭社稷、先圣，释奠于先师，笾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9]。后唐释奠一度不奉祀七十二贤，长兴三年（932年）基本恢复唐制，“诸座各笾二，实以栗黄、牛脯；豆二，实以葵俎、鹿醢；簠簋各一，实以黍稷饭；酒爵一”。
宋代国子监仍然采用唐代制度，由于州县学校孔子庙也逐渐一体奉祀七十二贤并先儒，所以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令太常礼院制定州县释奠器数，“先圣先师每座酒尊二、笾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幂，各置于坫，巾共二、烛二，爵共四，坫。有从祀之处，诸坐各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烛一、爵一”[10]。第二年还制定并颁布了释奠仪注及祭器图，“颁天下释奠先圣庙仪并祭器图”。政和元年（1111年）制定的《五礼新仪》规定国子监孔子和配享均为：笾豆各十，俎八，簠簋各二，铏三，登二，盘一，牺尊二，象尊二，太尊二，著尊二，壶尊六，殿前楹间还设置牺尊四，象尊四；从祀每位笾豆各二、俎一、簠簋各一、爵一，两尻各设象尊二；盥洗位设洗二，罍、篚各一。州县学校孔子庙孔子及配享除簠簋各一外，其他全部相同，两尻也全部相同，簠簋各一却有两种食物，簠簋应该是各二。绍兴十年（1140年），国子监孔子庙释奠升为大祀，加笾豆为十二，但时间很短，庆元元年（1195年）恢复中祀。州县学孔子庙一直为中祀，据《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载：“每位各左十笾，为三行，以右为上；右十豆，为三行，以右为上；俎二，一在笾前，一在豆前；又俎六在豆右，为三重，以北为上；簠二，簋二，在笾豆外二俎间，簠在左，簋在右。设牺尊四、象尊四，为二重，在殿上东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于正位酌尊之东），牺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幂，为酌尊；又设大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著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壶尊六，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幂，五齐三酒，皆设而不酌。又设诸从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笾，右二豆，俎一在笾豆间，簠一在笾前，簋一在豆前，爵一在笾豆之前，两尻各设象尊二。有司设烛于神位前，洗二于东阶之东，罍在洗，汤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孔子及颜孟配享均为十笾豆，配祀为二笾二豆。
金初，国子监释奠“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碟排设，用留守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大定十四年（1174年）经国子监上言，“礼官参酌唐开元礼，定拟释奠仪数。文宣王、兖国公、邹国公每位笾豆各十，牺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设案。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笾一、豆一、爵一，两尻各设象尊二。总用笾、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牺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幂六。正位并从祀藉尊罍俎豆席，约用三十幅，尊席用苇，俎豆席用莞”[11]。文庙“诸州释奠俱遵唐仪”，仅州学举行释奠礼，既然俱遵唐仪，礼器就应该是按照唐朝标准的。
元代释奠礼器，“笾十，豆十，簠二，簋二，登三、铏三，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笾豆皆二，簋一，簠一，俎一，从祀皆同。凡铜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坫一，豆二百四十有八，簠簋各一百一十有五，登六，牺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壶尊六，著尊、太尊各二，罍二，洗二，龙勺二十有七，坫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笾二百四十有八，篚三，俎百三十有三；陶器三：瓶二，香炉一；笾巾二百四十有一，簠簋巾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黄巾蒙单十”[12]。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孔子裔孙、江南行台照磨孔淑在同僚帮助下制作了曲阜孔子庙祭器，“太尊二，山尊四，著尊四，壶尊六，牺尊面者八，体者五，象尊面者二十二，体者十，尊皆有幂，龙勺三十，爵一百三十五，坫五十，筐十，罍二，洗三，帨四，豆二百三十五，簠一百五十三，簋一百六十四，笾二百五十，笾皆有巾，檠燎一百二十，御史完颜贞又益以俎一百七十四”[13]，数目与国子监有差异。按照礼制，祭祀笾豆、簠簋是相同的，但制作数目却不相同，看来并不是按照礼制规定制作的。地方学校和书院释奠是中统二年（1261年）恢复的，“中统二年夏六月诏：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释奠悉如旧仪”。中统二年时蒙古所辖区域主要是金朝旧地，旧仪应该是金朝祭祀礼仪，那么礼器采用的应该是金朝的制度；金朝“诸州释奠均遵唐仪”，元代礼器采用的应该是唐朝的制度。
明代释奠礼器有几次变化。淇武元年（1368年），定笾豆各六。四年，“礼部奏定仪物，改初制笾豆之八为十，笾用竹，其簠、簋、登、铏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瓷”[14]，簠、簋、登、铏和豆均改为瓷器，并将原来陈列祭器的席子改为高案，“初圣像高坐，陈祭于坐下，于礼不称，至是易以高案”[15]。改设高案是一次重大革命。文庙设塑像且高坐，但仍然在席上陈设礼器。这种陈设方式曾受到苏轼的嘲笑：“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16]两百多年后方才改变。但现在供案一般低于塑像的脚，仍然太低。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孔子庙升为大祀，笾豆增为十二。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文庙祀典，复改为十笾豆。
明代时，地方学校文庙一直低于国子监文庙释奠的等级，“凡府州县学笾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杀于国学，三献礼同，十哲、两尻一献”[17]。
清代时，文庙祀典仍然为中祀。国子监文庙孔子位前十笾豆，二簠二簋，一登二铏，一俎三格，六尊；配位各八笾豆，二簠二簋，二铏，一俎二格；十二哲各四笾豆，一簠一簋，一铏，六位一俎二格；两尻每二位一案，案各四笾豆，一簠一簋，东西尻各设三俎，每俎二格；崇圣祠正位各八笾豆，二簠二簋，二铏，一俎二格；配位各四笾豆，一簠一簋，一铏，一篚，东西各一俎，两格；两尻东西各一案，四笾豆，一簠一簋，一俎两格。一俎多格是清代的创举，改变了唐代以来的牲各自一俎的惯例。府州县学文庙笾豆各八，较国学低一等。
国子监祭祀牲品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前，除孔子、四配、崇圣祠主位用整牲外，其他用家首和家肉，“大成殿内十二哲东西各家首一，每位家肉一盘，两尻先贤先儒百二十三位东西各家首六，每位家肉一盘；崇圣祠内四配东西各家首一，及两尻各家肉一盘；共用家二十有九，徒为烦琐，而陈设之处不足以昭整肃”，决定按照曲阜孔子庙和顺天府学文庙进行整改，“谨按乾隆十三年车驾东巡，亲祭先师孔子，照阙里春秋祭礼，十二哲东西各少牢一案，两尻各少牢三案，崇圣祠四配、两尻东西各少牢一案；又考顺天府府学每年丁祭，十二哲东西各少牢一案，两尻各少牢二案，较太学见行之礼转觉整齐。应将太学春秋丁祭、阙里牲品画一改正，以与典礼相称。又十二哲东西各篚一帛一未免太简，请照崇圣祠四配位各异帛之例，每位一帛，东西共篚二，以照画一。又按两尻位次皆东西向，先贤先儒南北分列，向于中间墙壁空处设案，案上供家首六，皆倚于壁前设香帛案，分献官各一人皆向墙壁空处奠献，于礼未协，应照帝王庙分献之例，两尻各用分献官二人，各增香帛一案，俾得就位行礼，以严昭假。”[18]
地方学校文庙与国学释奠礼器相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文庙升为大祀，笾豆也随之增为十二。
曲阜孔子庙祭器主要是国家颁发的，有的皇帝来曲阜祭祀孔子后还将使用过的祭器留存，供祭祀时使用。东汉元和二年（85年），章帝祭祀孔子后，将使用的太尊、牺尊、象尊、山尊、雷尊（习称“汉五供”）和明水瓶留下，首开帝王亲祭留存祭器的先河。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太祖郭威留下奠酒器和银炉。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皇帝亲祭后，赐给祭祀用银器八百两；大中祥符二年又颁给“玄圣文宣王庙充供养器物等：浑金镀银香炉一座，实重一百两；浑金镀银香合一具，实重五十两，并栋香一合；浑金镀银香匙一柄，实重三两；浑金镀银稜棕子二十只，诸般香药共二十袋子，封印全；黑漆香药匣子一只，锁籥全；绯罗销金帕子一条；黄绢复一条”。宋政和六年（1116年）颁给礼器一套，计有“罍一；洗一，有勺；帨二，有笥；壶尊二，有勺幂；毛血盘一；象尊一；牺尊一；簠二，簋二，有盖；箱篚各一；铏鼎三，有盖柶；笾十，有幂；豆十，有盖；胙案八；爵三，有坫；三献祭服一副。”金明昌二年（1191年），兖州节度副使高镇奏请后，国家按国子监名数颁给曲阜孔子庙释奠祭器。元代国家没有拔给祭祀礼器，孔子五十三代孙、江南行台照磨孔淑请求行台制作未获同意，在同僚支持下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自行制作，现在保存的元元贞二年（1296年）款的青铜礼器应该就是此次制作的。明淇武七年（1374年），“赐瓷祭器一副，酒盏一百二十五，酒尊五，有盖，毛血盘一十五，罍四，和羹盌四，笾豆碟四百八十，爵二十”[19]。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农民军驻屯孔子庙，毁坏礼乐器。正德十四年兖州知府童旭重新制作，许多礼器改为铜质的。
清世宗颁画珐琅五供
清雍正二年（1724年），孔子庙遭雷击被焚，皇帝拔款重修，七年命颁内府新制大成殿祭器一分，次年制作完毕。雍正十年还颁给画珐琅供器，计有香鼎一、香盒一、烛台二、花瓶二并珐琅松竹梅，除香盒外还配有绘金龙木漆几。乾隆六年（1741年），又颁给礼器一副；三十六年因曲阜所用祭器不古，特颁给十件周代青铜器（经专家鉴定，其中两件为商代的）。
孔子庙祭祀礼器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其器：承牲以俎；承帛以篚；而书祝文则用版；祼献之器曰爵，曰斝；缩酒之器曰茅沙池；盛酒醴之器曰太尊，曰牺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曰著尊，曰壶尊，曰彝；盛粢盛之器曰登，曰铏，曰簠，曰簋，曰笾，曰豆；用以爇香者曰香鼎，曰提炉；用以焫萧脂者曰燔炉；用以然照者曰烛檠，曰庭燎；用以涤濯盥洗者曰洗；用以庋祭器者曰案，曰几；而筐筥釜锜者不与焉。”[20]因为祭祀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神位前用烛，庭院用灯和庭燎。如杭州府学文庙设庭燎八，立灯十二，挂灯四，“庙内设香鼎一，檠六，庙门设鼎一，檠六，挂灯四，燎四，阶下设燎四”[21]。
后世祭祀礼器有所损益但变化并不大，不过样式变化比较大。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南巡，亲至曲阜孔子庙祭祀，见孔子庙祭器尚存古意，令人绘制样式仿造，用于郊庙坛
，“皇上十三年春时巡东土，驻驾庙庭，周览古物，慨有更革礼器之意，遂于回銮之日，命工绘式制造，而郊庙坛
笾豆尊罍簠簋之制悉复古初。礼失而求诸野，则阙里亦后世征文献之所也。”[22]曲阜孔子庙礼器成为国家部分礼器的样本。
每次祭祀使用的祭品数量，道光《钦定国子监志》有详细的记载。
清代国子监文庙春秋释奠每次用礼神制帛三十二端，均白色，长一丈八尺；牛二头，一头解为五体供奉孔子神位前，一头作羹；羊二十二只；家二十五头；鹿三只，制作脯醢用；兔十只，制作脯醢用；大藳鱼十条；小藳鱼十条；黍粱均七升；稷、稻均四斗六合；小麦、荞麦均十二两；青菜一百八十八斤，春用大，秋用小；芹菜十二斤八两，春用大，秋用小；韭菜八十二斤四两；栗子一百九十九斤十二两；榛子十六斤四两；红枣一百六十四斤；菱二十七斤八两；芡三十二斤八两；葱十二斤；盐砖三十六斤十四两；白盐一斤；糖四两；花椒、茴香、莳萝各五两；笋二十片；鲜鱼二十五斤；秋用香油三斤；酒醴一百三十六瓶，洗鱼用二瓶，每瓶一斤十二两；圆柱降香三十七炷，其中一炷长九寸，直径八分，其余长七寸，直径五寸；降香丁三十四两，粗者一百五十八两；蜡烛白蜡挂红，重一斤的大烛二枝，六两的中烛二十八枝，三两的次中烛四十四枝，二两的小烛二百七十四枝，一两的次小烛九枝；白蜡重三两一枝，黄蜡重三两者二百一十枝，重二两者一百九十八枝。
皇帝临雍祭祀规模较小，用檀香四两，白蜡挂红三两者二枝，
牲木柴春天二千二百六十六斤，秋天一千七百零一斤，焚帛的芦苇一百斤，秋天用冰一百一十二块。
释菜、行香每次共用降香三炷，长七寸，直径五分，块香二两；蜡烛重二两大烛四枝，次大烛无分量者二枝，重一两中烛八枝，重半两小烛六十二枝；酒十瓶。释菜还用红枣、核桃各九斤十两。
因事祗告每次用礼神制帛一端，鹿一只，兔一只，红枣一斤十四两，桃仁、葡萄、莲子各一斤十两，香油二斤，酒六瓶，每瓶二十八两，木材二十斤，芦苇五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