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院子花灯传承现状及问题
问：现在兰桥镇跳花灯的还多吗？
杨：在我印象中秀山花灯最流行的时候就是1965年以前，那会儿每年都要开灯。1965—1968年，我在外面读书，那时也要开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依然要给灯开光、跳灯。后来跳花灯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喜欢观看花灯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开灯也不烧灯了，正月跳灯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只做了一些灯放好，有人去调研和考察的时候可以参观一下，但是没有开光，因为开光了的话就必须要烧掉。
其实回兰桥，能跳能唱的人也多，我们兰桥院子里的年轻人都会跳、唱和打击乐，只是跳得好不好不一定。正月间跳的人多，平时跳的人少。因为正月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正月一过，年轻人又要外出打工。其实兰桥的年轻人还是喜欢自己家乡的花灯的，他们也为有这个花灯文化而骄傲，但是现实问题又摆在那里，他们去外面工作也没有办法继续跳，我就给了他们一个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证，出去之后可以说自己是会跳花灯的，他们很高兴，留作纪念。这里也有一个文化根源的问题，我们世代都跳花灯，记得以前一说跳灯，老年人都出来了，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老人都去世了。
问：目前的传承情况如何？有没有后续的传人呢？
杨：有的，我教了一个18岁的徒弟，他的打击乐很全能，甚至比我好。还有一个跳灯的徒弟，他的旦角动作是原原本本地学下来了，还有几个不是姓杨的，也要来学，我也收了，我说你们就是我的徒弟了，今后有机会我们就一起跳。但是他们现在不像过去那样每一年都来学，现在都比较松散了，因为一年也就回来一次。所以我现在就是从文化方面传承，告诉他们花灯的文化，不要丢掉，要继续传下去。另外现在我们成立了民间文艺家协会，我是协会的副主席，利用这个平台，每年我发现了人才之后，就把他纳入协会成为会员，之后我再去做些工作。跳灯是集体艺术，不是一个人能单独完成的。上次重庆电视台来采访我，就叫我把我的唢呐皮拿出来打，我的唢呐皮是要八九个人才能打下来的，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也完成不了。我之前说做一台比较传统又富有现代文化的单边戏，构思了很久，题材都想好了，但是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现在我想带着这些年轻人跳跳灯，我是市级传承人，这是我应该履行的义务。现在虽然在保护传承，但是会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受到各种现代化娱乐活动的冲击，秀山花灯在正月也不像从前那样会每家每户跳灯了，我每年只有组织回家乡的人来唱几段，把这个文化尽量地保留下来。记得我出去读书的时候才15岁，跳了那几年的花灯，但是我的一生都留着这个印象，所以我每年都要叫年轻人来学学花灯，跳跳花灯，不要把花灯的文化忘记了。今后一旦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跳花灯，因为我还有书籍，我把打击乐全部都录下来了，以后方便研究，这样的文化因子始终存在。我写这个花灯，是因为听到很多人说的都不对，我才下定决心来写。因为秀山花灯不仅有傩戏型花灯，还有我们元宵花灯、叫花花灯、摆手舞花灯，我退休之后就开始收集资料，收集了5年，整理了5年，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不会编辑，当时想和苏大刚合作，然后长江师范学院拿去准备出版了。(https://www.daowen.com)
问：您觉得传承中存在哪些问题或困难呢？有什么建议吗？
杨：一个问题是时代的影响。这个毕竟是过去的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受影响。政府应该思考这种文化应不应该保留，需不需要继续保存，这是政府的态度问题，我认为民间的老东西、老文化是最受人欢迎的，追求新的东西很吃力。这些老的东西不继承怎么行，新文化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往前冲。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的事情比较多，这方面的管理他们没有做好，他们搞经济，但是没有文化来相配，这是不行的。政府在需要演出的时候就叫我去组织，没有活动的时候是不管的。明明我们那里就是花灯村，为什么不搞一个花灯基地呢？至少要有一个场地把这个传承下去，也不至于全部的年轻人都去打工。
图12-13 新院子花灯班拜师仪式（图片来源：杨正斌提供）
建议的话，就是要培养人才。国家级和市级传承人有了，就可以培训县级传承人，把年轻人提拔起来，后面可以继承市级传承人。我七八年前就提出来了，我报了很多次，他们都没有实行。这是一个传承人的问题，也不是需要拿多少钱，只是为了把文化发扬下去，我搞花灯的时候都不知道有传承人这回事，也不知道有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