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整理跳端公的漫漫长路
问：您在收集跳端公时都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或者记忆呢？
余：1983年，我收集整理跳端公进入关键时期，由我牵头组织的民间舞蹈艺术团也初具规模，当时我已经从开县文化馆退休了。但是，那一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打击和苦难，那年年底我儿子去世，他才21岁，没过多久老伴也因病去世。这就是一道坎，但后来我没有被打倒，我想，儿子没活多大，丈夫也死了，那我至少要留下点什么。所以我就把研究跳端公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追求。我把每个月60多元的退休金基本都用在了这个研究上。
1986年4月底，原万县地区文化局召开会议，为贯彻四川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项目工作会议精神，民舞集成就被正式提到了各文化馆的议事日程。虽然在生活中我失去了一切，但我还有我的舞蹈事业，所以我一定要把跳端公收集整理好，我要努力攀登民舞集成这个艺术殿堂，我等待着召唤。但是，后来工作却没有安排到我。同年5月，前馆长李中华对我说：“地区好几个县都要请你，我就给你选定了奉节，毕竟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你到奉节去帮他们收集整理民舞集成嘛。”我就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想到自己这些年的成果有可能被抛弃，我带着多年来在开县收集的资料，一路哭着去了奉节。奉节县文化馆刘馆长、黄馆长都对我说：“老余，我们相信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共同克服，你一定会完成好的……”我也没有时间哭了，我要“借船出海”！赶到奉节的第二天我就下乡了。
早在1981年调查过的许多老巫师都先后去世了，我的研究资料在辗转中也有部分遗失，要重新找寻有阅历的老巫师着实困难。幸亏当地有关部门掌握了一些零星资料，城口县文化馆馆长向求伟给我送来了城口的巫舞图片；梁平县文化馆的同仁给我介绍了梁平灯戏中的端公调，万县、巫山、巫溪的同志给我的支持也不少。我还看到了清同治年间手抄的巫书、木刻的“五猖神”、伏羲女娲的头像、清代用羊皮制作的端公帽等。在云阳红狮区，我们找到了66岁的老巫师李永恭，他们家族从清同治年间就从巫，到他已经是第6代了。为了深入了解跳端公，我向他学习请教，刚开始他根本就不教，一再说几十年没有跳了，忘记了。我也没有气馁，就在他家里赖着不走，反复说服他及其家人，还给他们洗衣做饭、干农活、打猪草。渐渐地，李永恭的家人颇受感动，接受了我，还收我做了徒弟。李永恭后来经四川省文化厅彭厅长批准，成了我的正式师父，就这样，我成了李家的第7代传人，给我取的法名叫余法灵。跳端公里面有很多淫秽的东西，我又是女娃儿，所以当时学跳端公时，师父不愿意教我。它既要娱神也要娱人，有些词是比较迷信的、淫秽的，好像人喜欢这些，神也喜欢这些，民间文化中就是有这些东西，这是没办法的。师父给我唱了个出土地：“土地婆，本姓国。”然后就不唱了，说：“余老师，唱起不好听。上头知道了要不得。”我说你唱嘛，没关系的，您是老人家，我是你徒弟，您唱了我改就是了。他就唱：“土地公，本姓什么什么，一嘴胡子像白葱，早上出来打露水，晚上留着赶蚊虫。土地婆，本姓国，一对奶子像秤砣。”他唱到这里就不愿意继续唱了。我们就尽量动员他把原始的唱词唱出来，最后他就把他爷爷的爷爷的唱词唱给我们，他爷爷的爷爷就是同治年间的李师父，是拿了端公执照的。学端公要先学文化，我的师傅一手毛笔字写得还可以，他就把他爷爷的爷爷的唱词的手抄本给我抄了一本，不过《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没有把这些唱词出版出来。所以我就说，一个是手语、一个是唱词，不管好不好，都是民间流传的，不是我编的，应该把它们留下来。当时我收入微薄，没有摄影机，也没有相机和录音笔，所有的记录全靠一支笔。为了将跳端公的手诀和步伐真实再现、描摹到位，我还学习了绘画的基本技法。
当时四川省文化厅的厅长彭长登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的总编。他到奉节考察时，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说这是一个做扎实工作的人，他们要去协助。所以派出一个摄影队，并且艺术研究院中所有考古以及相关人员都来到了奉节。当时省里花了1.5万元，我们把奉节、云阳、开县、巫山的端公都请来奉节，让他们住在招待所。这些老师傅经过（政府）做工作之后，都挺高兴。我们在奉节开了7天会，不间断地录，录了28盒磁带，一盒是120分钟，现在那些磁带在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在调查与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三峡地区巫舞中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化遗存，保留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的痕迹，尤其是手诀部分更为明显。我初步认识了巫舞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由于有奉节各部门的多方支持，我根据此前多年在各处收集的资料以及在奉节学习的跳端公，用了3个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主编任务。奉节民舞资料卷送到了省里，在卷中我正式将跳端公命名为巫舞，后来国家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重庆卷）》里也都是这样命名的。
问：您圆满地完成了奉节民舞整理的任务，但您似乎并没有停下脚步？
余：1987年初省里通知我去成都，参加万县地区卷的审稿会议，会上省里有关领导、专家对我主编的奉节民舞资料卷做了充分肯定：“手诀反映了生活，收集整理非常有系统”“特别是对巫舞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深入细致，是很有水平的……”“如果有文史资料的佐证，就更好了。”有的专家遗憾地问我：“听说你在开县工作，怎么没有给开县编一本和奉节一样有水平的民舞资料卷，难道开县就没有巫文化、巫舞遗存吗？”我在会上如实地介绍了我在开县普查民舞的情况，开县不仅有，而且很丰富，我还没有来得及收集整理。县里没有吸收我参加民舞收集整理工作，把我借给了奉节。省文化厅领导听说后当即批示：“省厅给你开介绍信，你回开县赶紧重新收集整理，有困难我们省里支援你，省卷等你的补充资料。我们准备在奉节召开一个全省的巫舞研讨会，会上你要做重点发言……”(https://www.daowen.com)
图16-9 巴蜀古舞学术研讨会参会者合影（图片来源：余虹韵提供）
1987年6月下旬，我按照省里给我布置的课题，出席了由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四川省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会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巴蜀古舞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全面介绍了三峡地区奉节、开县、城口、云阳等地巫舞风格、流派和特点，作了《试谈开县、奉节端公祭神歌舞》专题发言。我的这篇发言后来经过整理和充实，被中国巴蜀古舞学术研讨会选入《巴蜀古舞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艺苑求索》《万州》都刊登了这篇论文并加了编者按。
参加省巫舞研讨会后，我带着省文化厅开的介绍信，赶紧回到开县，单枪匹马开始收集整理开县有代表性的巫舞。1981年我普查时的许多老艺人已经去世，要重新找到有阅历的巫师太难了。感谢县人大、政协、统战部的有关同志陈汝南、易维新、周邵彩等，给我提供了许多线索。我到大进、上天白，去岩水，爬南山，终于找到了李传直、周兴全、田中寿……开始他们都不接待我，有介绍信也不行。后来也一再声称自己几十年都没有跳过了，忘了。我赖在他们家中不走，反复给他们讲政策，说意义，在他们家中帮他们洗衣、做饭、打猪草……最后他们终于被感动，开口给我介绍情况，教我学手诀，念咒语，学《踩九州》。
我是一个退休的群文干部，我没有能力把这些艺人请到城里，只能上门拜师学艺，连一样现代化的工具都没有，舞蹈我用简笔画，音乐、打击乐我用笔记，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光靠采访是不行的，只有学会跳，才能掌握住它的动律规则、特点、韵味。由于这些巫舞老艺人一般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许多高难动作只能口述，无法示范，我就在地坝、堂屋一遍又一遍地跳呀、转呀、翻呀、滚呀，直到老师说“对，就是这样跳的”，我才停住。我天天一身泥，骨头痛得像散了架，头发结成了饼。回到县城，女儿看见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地布满伤痕，她抱着我哭着说：“妈妈您太苦了！您也是50多岁的老人呀！今后我去翻，我去跳，我去滚……”就这样女儿成了我有力的助手，利用她的假期，我们母女俩在民间舞蹈收集整理这条道路上跋涉着。为了抢时间整理材料，为了开县能在民舞集成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有时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我70多岁的母亲，眼睛患了病，我没有时间陪她去外地治疗，也没有钱为她治疗，三代人，三个女人，总收入只有100元左右，而我在开县收集整理民间舞的支出，完全是自费，妈妈的左眼失明了，她为了我的巫舞收集工作，献出了她的一只眼睛。
为了遵照有关领导说的“有文史资料的佐证就更好了”的要求，我开始查阅大量的文史资料。当时我搞这个东西很苦，《黄炎国志》我到处找，只有一本《开县县志》是乾隆时期的。还在奉节查了《奉节志》，最后又去省里查那些志。开县档案局李德福局长专门请示省里为我开放了从不开放的巫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他们所有的历史线装本资料。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县级档案馆里竟然封存了400多本不同年代的巫书。其中各种跳端公的口诀、图录和上古文字，让我大开眼界。巫书里有很多东西，我查到很多很多它的程序呀，为什么这么做呀，它都有写，都是手抄的。开县在暑天是有名的火城，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和女儿坐在像蒸笼一样的资料室里，查资料、记笔记，寻找历史依据……近6个月的时间，具有开县特色和韵味的巫舞资料《踩九州》《神席舞》及部分《手诀》完稿了。我直接寄到了省民舞编辑部。
1988年我被四川省文化厅抽调到省民舞编辑部，参加四川省巫舞部分的编写工作。在中央和省各级专家的帮助指导下，我收集整理的三峡地区开县和奉节的《神枪舞》《对枪》《祀五猖神》《老八刀》《神席舞》《踩九州》《圆满送神》7个民间舞蹈，带着三峡地区巴文化的芳香，带着古老巫文化的特有韵味，代表下川东九县一市，经过中央四次严格审稿，最终被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舞协主办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选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1995年4月，收到了从省文化厅寄来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上下卷，书的扉页上写着：本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艺术科学重点项目，7个民间舞蹈在本书中占有74个页面。我抱着书激动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