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夏在莫斯科。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领导上派我和殷鉴同志帮助少奇同志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作为我国驻职工国际首席代表留下工作，到1931年秋才回国。那时，他已经是知名的共产党人，但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面前却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头脑冷静，思想敏锐；他很健谈，讲话有声有色，既富有理论色彩，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期间，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联共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另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职工国际领导人歧视外国代表、职工国际执委会中，有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职工国际办事机构瞧不起他们、歧视他们。比如发文件，只发给俄文本，既不帮助他们翻译，又不准他们带译员。在一次会议上，这些代表提出意见，职工国际领导人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盛气凌人地训斥这些代表。少奇同志支持了代表们的合理要求，严肃地批评了这位领导人。

就因为这两件事，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这也是后来使少奇同志的许多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的原因之一。

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